教学课程资源库 更多>>

关键词： 宾夕法尼亚   联邦制   国家主义   联邦政府  

摘要： 联邦制是美国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它的实质是主权在不同领域的划分,这一制度的构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联盟思想一直是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政治思想和活动的一部分,新英格兰地区在1643年建立了部分殖民地的联盟,之后陆续有一些提议建立英属北美殖民地联盟的方案。在脱离英国体制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十三个殖民地参与组建邦联,构建国家的雏形。邦联体制中,各州享有主权和独立的地位,邦联国会处理外部的和整体的事务。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邦联国会缺乏执行力而且效率低下。主张加强全国性政府权力的政治精英决定召开费城制宪会议修改《邦联条例》重新起草宪法。在美国早期联邦制的构建中,各州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对全国性政府的设置和州的权力有着不同的要求,本文将以宾夕法尼亚为例,探讨宾夕法尼亚对全国性政府与州政府权力划分的看法,以及它的理念如何影响早期联邦制的塑造。制宪时期之前宾夕法尼亚积极探索联盟的形式。殖民地时期,宾夕法尼亚就提出了一些殖民地联盟的方案。这些方案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下的战争威胁,带有一定的临时性,都简单、粗略地界定了联盟与各殖民地的权能,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方案对《邦联条例》有着一定的影响。宾夕法尼亚的政治精英总体上都是国家主义者,提倡赋予管理“共同事务”的机构更多的权力。在邦联制创立过程中,约翰·迪金森撰写了《邦联条例》草案,给予了邦联国会较广泛的权力,同时也保留了州的主权和独立。罗伯特·莫里斯在担任邦联国会的财政总监时,提出了一系列增加邦联国会税收的政策,但由于受到了较大的阻碍,最终没能成功。邦联制度的缺陷在北美独立后很快暴露了出来,人们普遍认同要修改《邦联条例》,调整松散的邦联。制宪会议上,宾夕法尼亚代表主张加强全国性政府的权力,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盟。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宾夕法尼亚的代表极力提倡建立一个权力更大的全国性政府,支持联邦国会拥有全面而广泛的权力,国会议员由人民选举,国会的代表形式是比例代表制。宪法起草后交由各州批准,宾夕法尼亚的联邦主义者动用全部力量推动宪法在该州尽早获批。在这期间,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的斗争直接影响着批准大会的结果。联邦主义者以压倒性的优势批准了联邦宪法。反联邦主义者提出的修正案后来被采纳正式加入《联邦宪法》中。宾夕法尼亚作为第二个批准联邦宪法的州,也是第一个批准宪法的大州,对其他州有着极大的号召作用,加速了联邦制的确立。

关键词： “打包”修改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权   立法效率   改革  

摘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运用“打包”方式修改法律的做法源于2009年作出关于修改、废止部分法律两个决定,修改了59件法律的141个条文,废止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这一实践。采用“打包”方式修改法律的提法首次出现于2009年委员长会议提出关于修改、废止部分法律决定草案的草案说明中。此后,这一实践经由2015年修改《立法法》增设第43条得以规范。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常委会委员长讲话、立法工作计划、草案说明都涉及“打包”修改法律的相关内容及要求。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正式将“打包修改法律”提出。十多年来,“打包”修改法律已经融入立法机关的立法文件及具体立法过程,从实践向规范层面进一步深化。2009年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立法形势变化中,运用“打包”修改法律的形式高效回应了繁重的立法任务,推动“打包”修改法律实践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本文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打包”修改法律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对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打包”修改法律实践进行整体关注和跟进考察。主要的问题意识是“打包”修改法律作为立法创新形式如何理解、定位和规范,进而发挥和深化其功能和作用。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囊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打包”修改法律演变与发展的历史沿革,“打包”修改法律实践运作的样态及其特点、功能和类型,“打包”修改法律作为立法创新生成的逻辑机理,基本性质和构成要素,“打包”修改法律运作过程产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打包”修改法律机制规范化的思路和路径。第一章导论包括选题的价值、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与局限。选题价值部分阐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打包”修改法律研究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文献综述部分对国内外研究作出梳理,上世纪80、90年代至今国外学界针对包裹立法的理论及各国实践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文献积累。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主要是针对我国“打包”修改法律产生与发展初期为数不多的立法实践,集中对相关概念、类型、功能等一般性原理和立法技术进行初步讨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推行以来,尤其是2015年《立法法》修改增设相关条文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打包”修改法律的实践不断深化,但学界对“打包”修改法律丰富实践样态的研究阙如,缺少结合《立法法》第43条、第60条规定对“打包”修改法律实践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规范考察。研究思路介绍了本文立足于官方权威资料,深入考察全国人大常委会“打包”修改法律的实践样态和立法过程,归纳“打包”修改法律作为立法创新的逻辑机理和法治规范。通过分析“打包”修改法律的实践样态和具体运作过程发现一些问题,并就此提出“打包”修改法律机制规范化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进路。同时,研究方法介绍了本文研究采用的实证研究、规范分析、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等研究方法。最后对本文的创新之处和局限性进行阐述。第二章阐释“打包”修改法律的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分类等一般性原理,比较考察域外不同模式的实践和做法,归纳出可供参考的域外经验。包裹立法这一实践源于域外国家并且有深厚的历史发展脉络,因其提升国会立法效率的功能广为域外国家使用,在实践中发展出不同的类型。域外国家包裹立法的运作有不同的实践做法和制度规范。本文考察了德国模式、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包裹立法的实践、特点及理论争议,由此发现和归纳出域外国家的立法经验及启示。总体来说,域外包裹立法通常有规范的立法技术、固定集中的适用领域、立法审查的专门辅助机构、联合或专门审议的模式,这些做法值得参考。第三章梳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打包”修改法律的历史沿革及发展脉络。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史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法律清理、集中修改多部法律的历史实践,历史时期中立法机关集中处理法律的方式与“打包”修改法律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区别于“打包”修改法律的规范程序。在此基础上,从我国“打包”修改法律的正式产生(2009年)、探索初期(2011年——2012年)、规范和突破阶段(2013年至今)的时间节点为主线梳理出“打包”修改法律的演变和发展脉络。“打包”修改法律正式产生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律清理活动。在探索初期,“打包”修改法律延续了“法律清理”的色彩,这一时期的立法实践尚处于摸索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推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变迁,“打包”修改法律进入规范化阶段和发展阶段。“打包”修改法律在数量、适用领域、规范化程度、类型等都有所变化和突破,2015年“打包”修改法律实践被《立法法》确认标志着规范化阶段的开始。此后,“打包”修改法律在引领和推动改革方面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态化的立法活动。第四章立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打包”修改法律的实践样态与具体运作过

关键词： 设区的市   授权性立法   地方立法   立法权限  

摘要： 我国《立法法》没有对设区的市与相关地方立法权界限作出精细、全面的规定,设区的市立法存在超越立法边界的现象。设区的市立法权具有授权性和地方性的特征,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应该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界定。

关键词： 韦伯   美国观   新教教派   联邦制   资本主义精神  

摘要： 本文意在搭建起“韦伯的美国观”,从历史发生学追溯美国社会起源及其伦理构造,也将其与托克维尔互为观照。总体而论,美国经验恰恰是以典型的社会构造现身于韦伯的文明比较框架的,并为延伸其现代文明洞察贡献了历史与生活经验,二者互为参照。从文明起源看,美国以团体为中心的社会格局可追溯至新英格兰时期以清教教派为中心的生活传统。新教教派以自发性结合为原则,结合成员资质审查以及兄弟之爱等伦理机制,从而以强大的心理支配和道德纪律培育起个人的伦理资质,最终渗入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中。从政治理性化看,联邦制暗含美国政治作为独立价值领域的兴起,但又不能完全脱离共和主义光环。因此,联邦党人仍在维护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原则框架之内纳入联邦制,通过权力的制约、平衡与分立的制度设计为公民自由开辟了伦理实践空间。特别是联邦宪法明确的联邦与州之间的主权分享,本质上是基于共和理念的治理权力分配,故而形成了行政分权与政府集权的制衡关系格局。此后,美国民主由托克维尔时代政体与伦理相称的格局逐步降格为韦伯时代的“官僚化的民主”格局。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与社会官僚化也在共同导向“制度化经营”的生活图景。然而,领袖民主与政党官僚化之间的互为结合与相互牵制则规避了社会生活过度官僚化而走向总体化。此外,早期美国通过民主与自由原则的携手制衡而建立起平等的民情,从而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挥准备好了社会条件。因此,正是美国文化制度的原初格局与内在张力才折射出其生活之道的价值理性。更深层说,其文明深处的伦理张力根源于新教个人主义与共和主义传统之间的冲突与调适。在方法上,韦伯的文明发生学诉诸的是现代社会形态起源与变迁的历史主义路径,这为处理不同文明社会及其伦理构造提供了实践方式。总之,美国文明的内核是建立在清教教派基础上的团体生活气质,并依照基于共和理念的民情架构纳入现代性制度要素而奠立“民主的民情”。

关键词： 东北自治研究所   地方自治   成立运行   选举  

摘要： 近代西方民主制度有以下几个要素:第一是宪法,第二是民选议会和民选行政机构负责人,第三是三权分立制度,第四是普选制,第五是中央和地方采取分权制,这是西方民主制度和东方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区别。分权制的核心是地方自治,即在同一宪法下地方有相对独立制定法律的权力。自治即以本土之人治本土之事,其形式包括三方面,即地方议会、地方首脑、独立的财政预算。但因所治者各有一定的区域范围,所以称为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政权而提出,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地方自治的第一层意思即地方行政首脑、议员由选举产生;第二层意思即欧洲的州、省、县以及下辖的市、镇、村的自治体采取自治形式。清末时期,作为龙兴之地的东三省,庚子后地方官除将军外,州、县各官员形同虚设。此时正值西方自治思想传入中国,作为“中等之社会人”的士绅,自然受到西方立宪自治论的影响,纷纷积极倡行地方自治,以求开民智、通风气,表现之一就是成立地方自治研究所。清末东北地方自治研究所是讲习自治章程,普及西方宪政知识,选就自治职员的部门,是清末新政前期准备在东三省以及各省的府县之下设立议会、进行地方选举的准官方机构。这些在各省以及各地方府厅州县设立的自治研究所学习、毕业的明达之士在学成后,深入各地演讲宣传,为传播自治思想、推动东北宪政自治运动起积极作用。鉴于此,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自治研究所这一机构以及这一机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挥巨大作用进行分析研究。首先,本文主要阐述清末东北地方自治研究所的开设背景。重点研究开设自治研究所的背景包括清末东北实行宪政改革和行省改制,颁布的纲领性文件《九年预备立宪逐步筹备事宜清单》和实施细则《自治研究所章程》等内容。其次,主要论述东三省地方自治研究所的成立及运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三省省级自治研究所成立及运行,二是东三省各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研究所设立及运行再次,主要论述东三省城厢自治公所的设立。从东三省城厢自治公所的设立、运行等方面进行论述。最后,主要论述清末东北地方自治研究所与地方自治。包括清末东三省谘议局成立与省议员选举,以及东北地方自治研究所对开启民治、弘扬立宪自治思想的积极作用,探讨和总结在自治研究所成立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以及对当今中国进行宪政治理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立法权   国家观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  

摘要：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理论内部国家制度中立法权的批判是对黑格尔国家观批判相关研究中应受重视的认识工具。对立法权的批判不仅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着墨最多的文本,也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国家理论内部矛盾最为密集的区域,是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批判和超越相关问题的有效途径。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不仅受到来自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熏陶,还遭遇了物质利益困惑的现实窘境,才最终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主张对现有国家制度进行彻底的革命。黑格尔法哲学作为当时德国国家哲学的代表及为德国现实社会制度寻求合理性解释的代表,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由此,马克思开启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转变。马克思在充分研读黑格尔哲学著作的基础上,对其国家观展开了有侧重点的批判。立法权在这一批判过程中既是批判的侧重点,又是分析黑格尔国家观不足之处的认识工具。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其一,厘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国家观的差异,通过对《法哲学原理》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文本中有关立法权的内容进行分析整理,得出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国家观的总体认识。其二,梳理立法权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批判的过程,主要从逻辑和概念两个层面进行。逻辑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中同义反复、主谓颠倒及神秘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概念上,马克思对普遍性、等级要素和私有财产等立法权中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批判。其中,对普遍性的批判通过普遍事务、普遍等级和普遍利益三个概念中关于普遍的认识和表述得以体现;对等级要素的批判则通过君主要素、政府要素和私人等级要素在立法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体现;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则通过对黑格尔虚设的私有财产的独立性及由长子继承制得出的独立政治等级的批判得以体现。其三,明确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超越。主要涉及真正的民主是消灭市民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差异,人民是真正普遍利益的代表及人民无需凭借财产参与选举三个方面。马克思通过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文本中对黑格尔逻辑和概念层面错误的批判分析,揭开了黑格尔国家观中保守主义和唯心主义面纱,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贯彻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开启了构建历史唯物主义之路。

关键词： 苏联解体   民族问题   联邦制  

摘要： 苏联的民族联邦制国家结构、俄罗斯联邦的地位问题是苏联从建立时起就存在的结构性隐患,俄罗斯联邦的支撑和集中统一的苏联共产党的存在,遏制了这一隐患的爆发。戈尔巴乔夫改革取消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垄断地位的宪法条款,使作为苏联国家管理机构基础的统一的苏联共产党丧权,联盟改革计划使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完整性受到威胁。维系苏联存在的重要因素丧失,致使苏联的结构性隐患爆发,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及时填补法律、政策漏洞,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强化通用语言文字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关键词： 社区控制   地方自治   市政改革   社区发展公司   权力下放  

摘要：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爆发了社区控制运动。社区控制是指将权力归还社区中的居民,由居民控制社区部分或全部事务,其目的在于扩大居民对城市政治生活的参与,对抗过分强调专业化和集权化的地方政府。本文主要论述社区控制运动爆发的原因和过程,分析社区控制运动遭遇的困难和产生的影响。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社区控制运动爆发的背景和原因,包括美国自治传统及其实践、传统区域主义理论与改革的失败、社区代表权的缺失、社区间的尖锐矛盾和联邦政府对公民参与的促进等五个部分。社区控制运动虽然爆发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但是其爆发的原因却可以追溯到美国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地方自治传统,美国地方自治传统所体现的自治精神、对小政府的热衷和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深深影响着社区控制运动。另外,许多现实问题,如市政府权力过于集中而无视民众意愿、社区代表权被剥夺、市政府有意地偏袒某些社区而损害另一些社区的利益、中心城市的衰落等,促使许多社区想脱离市政府的控制。联邦政府的一系列地方援助计划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区控制运动是自下而上发动、自上而下赋权的包含众多案例的社区运动。因此,第二部分先是采用归纳法来论述社区控制运动的概况。又因为社区控制运动的具体过程是相对于具体的社区而言的,所以本部分又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以20世纪60代末期纽约市的黑人社区控制运动和贝德福德-施托伊弗桑特社区的社区发展公司的为例,来总结分析社区控制运动的具体过程。第三部分主要分析社区在社区控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包括社区边界划分的困难、获取权力的困难、获取资金的困难和管理困难。美国有许多成功的社区控制案例,亦有不少失败的案例。缺乏独立的资金、优秀的人才和有效的管理机制是社区在社区控制运动中经常遇到的困难。另外,社区边界的模糊性和社区规模过小也给社区获取权力制造巨大困难。这些困难对社区控制的成败产生重要影响。最后一部分主要分析社区控制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社区控制运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美国地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在地方政治方面,社区控制运动推动城市权力下放的改革,减缓地方政府集权化的趋势。但是,由于社区自治权力的增长,美国地方政治碎片化现象也变得更加严重。在社会影响方面,社区控制运动是由底层社区居民发起的运动,有利于维护社区居民的利益,能够缓解因社区居民不满情绪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

关键词： 立法权   协商民主   立法协商   民主立法   立法质量  

摘要： 立法协商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申了立法协商的重要性,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人大协商”与“政协协商”的重要概念。随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35)》进一步明确了立法协商的参与主体范围。可见,立法协商在党的政策层面得到层层推进。在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下,立法协商成为实现良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立法协商是指享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的过程中,通过平等、自由的对话机制与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共同商量达成共识的规范化立法活动。上述所称立法协商不同于广义上的,即不同于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在内的立法过程中的协商。立法协商核心在于通过发挥政协组织这一平台的界别优势与政治职能,促进参与主体的平等对话,有效整合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在法哲学层面,法律论证理论的引入能够对立法共识、公共意见的达成提供技术性价值支撑。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通过程序性规则为结果的正确性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并以此种论证弥合论题的实质正确性的裂隙,这对于促进立法共识达成的立法协商程序规则设计具有重要启示。在政治学理论层面,协商民主理论能为立法协商提供民主价值导向,在前置性公共价值的权威性指导下,以协商组织集中性为特征,协商民主以鼓励个体私益、诉求的自由表达为目标,试图解构公共事务中真实的利益结构与冲突。多元理性主义强调在多元分歧的前提下,注重理性公民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促进共识的达成。在此种民主理论的指引下,立法协商既能考虑到参与主体表达诉求、相互博弈的自由性,还能够通过前置的公共价值与后发的私利协商形成双向互动,有效引导共识的形成,从而在双向互动中作出民主立法决定。面对尚未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立法协商实践,可从立法协商的规范、范围、主体、规则、结果效力五个层面推进人大立法协商的制度化建设。在规范层面,在《立法法》中增加“立法协商”条款,并出台《地方立法协商工作办法》这一地方性法规指导立法协商的地方实践。在适用范围层面,明确立法协商作为部分立法议题的必经程序这一制度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厘定立法协商的议题筛选标准。在参与主体层面,进一步明确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协商的主导地位,在注重政协作为开展立法协商重要平台的同时积极发挥其他平台的作用。在协商规则方面,以增进协商实效性为导向,建立审议式辩论的立法协商规则,通过构建公平、自由的辩论机制并进一步拓宽协商的具体形式,为协商实质化提供程序保障。在结果处理层面,明确立法协商结果效力及其采纳标准、完善结果反馈渠道,进一步规范结果处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