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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股东知情权   会计账簿   质询权   检查人选任制度  

摘要： 股东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目前我们能够查阅到的法律、法规中的关于股东权利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其拥有的选举、表决以及享有收益等权利,但是这些权利若要有效实现必然是要以股东的知情权加以保障的,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保障是作为经济重要主体的企业的平稳运行以及有力的监管,但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情形下,股东作为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由于不负责公司日常的各方面的经营管理而使其与公司掌握的信息不协调、不对称从而导致引起的股东知情权的纠纷逐渐增多。知情权利被侵犯则股东享有的其他权利也将落空。所以,进一步加强对股东的这一权利的保护已经是我们当下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股东在合法范围内了解相关事务的权利的保护在诉讼案件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有必要采取有效手段保护股东合法准确了解经营信息,从而让股东其他权利也有有效行使的可能。保护股东知情权的法律法规的系统是将《公司法》作为基础来适用的,通过最近几年的纠纷数量逐渐增加的情况分析可以看出对股东知情权保护不够充分具体,公司在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具体的情况下就更容易侵害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当权利受侵犯且没有详细的法律救济途径的情况下,股东便更加不会主动采用司法程序的途径来保护权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完善实体法和相关救济程序来加强保护股东知情权已经刻不容缓。本文把近几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股东知情权纠纷进行总结,并借助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分析在该类案件中股东知情权保护的具体措施的问题及完善途径,目的在于让股东更有效地行使知情的权利。文章总体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股东知情权的基本的理论,主要包括了对股东知情权的概念的理解、股东知情权特征的概括总结还有股东知情权的法律属性的归纳。通过对股东知情权的这三方面的介绍,我们能够达到对股东知情权初步的理解。再者还介绍了股东知情权保护的必要性,对于加强保护股东知情权的必要性主要从股东知情权三个方面内容分别阐述。第二部分主要阐释股东知情权保护的立法现状和司法现状,目前我们关于股东知情权的法律规定主要规定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之中在现实司法环境下,我国的法律保护不足,司法中纠纷也比较多。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主要从股东查阅权、质询权和检查人请求权角度分析股东知情权目前存在的法律问题和提出完善的建议。当前我们国家对于股东知情权保护的程度还远远不够,相关法律的完善仍道阻且长。

关键词： 监察法规   立法权   立法内容   权力行使  

摘要： 自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方式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后,监察法规成为正式成为我国法律渊源的一部分。由《决定》赋权建立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因素之上,但同时也面临着授权形式与授权内容的质疑,存在着正当性上的诘难。在《宪法》和《立法法》中将监察法规制定权纳入我国立法体制是弥补此种正当性缺陷的必要路径。在宏观上,考察我国一元多层立法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从中窥见我国国家立法体制生成中的“结构-功能主义”进路。在《宪法》授权的前提下,国家监察委员会基于功能主义权力配置原则获得了制定监察法规的权力,构成了监察法规制定权配置的正当性来源。同时功能主义也要求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应基于自身的合署办公体制与民主集中制的活动方式等结构特性不断完善;在中观上,应厘清监察法规的边界,恰当安排监察法规的内容。在规范内容层面,构建由监察组织法规、监察实体法规、监察程序法规组成的监察法规基本体系。在立法权限方面,明确监察法规的执行性、创制性、授权性立法模式与适用范围。同时,监察解释仍具备存在的积极意义,其作为对立法功能之弥补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微观上,监察法规制定权之行使不仅需要遵循一般的立法原则如依宪立法、法律保留原则,也应符合由其自身性质与特征衍生出的相应法律原则如纪检监察贯通原则。在具体制定程序上,类比《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在具体过程中加入监察法规制定的个性因素考量,逐步构建规范化、体系化的监察法规制定程序规范。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监督,构建包括党的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社会监督等在内的完善的监督审查机制对于规范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行使、保障监察法规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结构   功能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其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不断走向成熟完善,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及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新论断的全面提出,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此背景下从结构—功能主义视域研究新型政党制度更能明晰新型政党制度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揭示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结构是实现功能的依托,所以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政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亦是如此,厘清世界范围内政党制度的结构类型、基本功能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从整体上认识政党制度,即从结构—功能主义视域研究政党制度,这也有利于不同政党制度之间进行比较,进而在比较中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结构与功能上的特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领导、合作以及商量为关键要素,指向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由核心构成主体中国共产党、重要构成主体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各主体地位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政治地位上是领导与接受领导的关系,双方通力合作、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展现出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与政权关系。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民主党派联系社会,展现出新型政党制度下的政党与社会关系。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面临着政治参与要求扩大、利益分化加剧、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新型政党制度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政治参与功能实现了有序性与积极性、广度与深度的统一;利益表达功能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整合功能有机整合意识形态、政治资源和利益关系;民主监督功能通过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实现共同进步;维护稳定功能的发挥既依托强大政党的领导、又离不开多党合作的促进。在新型政党制度中,政党与政党关系是功能发挥的基础,政党与政权关系是功能发挥的前提,政党与社会关系是功能发挥的保障。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可以从结构—功能主义视域探析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路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对参政党提出了“四新”“三好”的要求,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政党与政党关系在历史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其具有和谐的特点,新时代要促进政党与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新时代要完善制度体系,优化配置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效能。

关键词： 地方立法   试验立法   授权立法   先行立法   立法权限  

摘要： 地方试验立法是具有创新性和试验性的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位法的内容有所缺失无法满足改革创新需要时,地方试验立法能够依法进行先行先试,有的地方试验立法还能对上位法的内容进行变通。依据《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现有的地方试验立法包括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和地方先行立法,其中后者又可分为地方人大先行立法及地方政府先行立法。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对法律的需求非常旺盛,中央无法及时立法的事务,地方往往主动先行立法。特别是面对先发地区先行法治化的需要,地方试验立法发挥了重要的调适功能。地方试验立法的形成和壮大也是我国在制度建设上惯有的试验传统的历史延续。厚植于历史传统中的地方试验立法,在新时代仍是中央和地方关于改革创新的独特互动渠道。观察我国地方试验立法的发展史,各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权源于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决定授权。现行法律之下,经济特区已形成双重立法权并存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部分有立法权的地方即开始持续地针对一些中央立法空白事项进行先行立法。我国地方试验立法的发展壮大是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的。无论哪一类型的地方试验立法均是我国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并以鲜明的创新性助推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地方试验立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使其在改革试验方面功能的发挥受限。 近年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地方试验立法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潜力,如果要继续推进地方试验立法的发展,必须对其进行完善。在国家权力配置功能适当原则指导之下,地方试验立法权能够得到进一步完善。功能主义以实质法治为追求目标,并将公权力作为国家运作体系或者社会运作体系的一部分,催生了关于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国家权力的配置开始强调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国家权力的配置被要求首先能够使国家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在功能主义之下,包括地方试验立法权力在内的所有国家权力,都应当分配给最为合适的主体行使。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在地方试验立法权力配置上的运用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方试验立法的功能不可由地方立法机关自行创设。二是对地方试验立法权力的功能进行识别,再进行赋权。三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边界可以进行适当调整。四是地方立法机关自身应当进行适应性调整。当然,这些都要建立在地方试验立法权力功能正确识别的基础之上。在理论上,地方试验立法具有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除一般意义上的规范功能外,一些地方试验立法类型还具有变通和补充上位法的功能,这是其试验性的重要支撑。而地方试验立法的社会功能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地方试验立法为维系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力量,也引导着国家法律体系臻于规范。 在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越发重要,而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改革创新试验载体之一,仍然是我国改革事业不可或缺的前沿阵地,要承担新的重大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任务。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是中央赋予经济特区重要的改革创新手段。各经济特区自身继续深化改革、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新型区域发展战略的法治建设都有赖于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发挥其试验功能。同时,更加复杂的改革局面带来了更多未知风险,此时更加需要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发挥其功能为改革措施进行探索,为中央立法积累经验,使中央立法具有更加充足的转圜余地。经济特区授权立法还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发展上发挥丰富和示范的功能。为了使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权更好地发挥功能,首先应当明确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应当与新的国家战略相结合,允许部分经济特区根据中央授权依法制定法规就中央立法事项进行改革创新试验。在授权方式上,探索以清单式批量授权的方式进行新的授权。明确双重立法权间的界线,对需要变通的事项、中央授权清单内事项或创新性立法适用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权。同时,将提案、备案程序作为监督变通权行使的主要环节。 地方人大先行立法开创了我国立法的诸多先河,推动了国家法律制度建设。究其功能,首先是填补上位法空白、为中央立法积累经验。在我国地方试验立法的几个类型中,地方人大先行立法具有相对普遍性,是各省级人大和设区的市人大普遍享有的权力。地方人大先行立法具有创制性和暂时性,调和了中央与地方在立法上的部分紧张关系,保障了中央立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并为其修正积累了经验。其次,地方人大先行立法的功能还在于提高地方法治水平。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关系格局和治理方式呈现着不同的特征,仅依靠中央立法是无法实现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进步与地方人大先行立法的不断拓展相伴相随。地方人大先行立法还具有及时回应公众立法诉求的功能。地方法治水平正是在地方人大先行立法对公众的不断回应中获得了提升。各地应当正确认识法制统一原则和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树立运用先行立法推进改革的法治化思路。地方人大先行立法应当严格遵守

关键词： 地方性法规   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权   双重权力界限   补充性创设权   补充性规定权  

摘要： 围绕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产生的最激烈的争论是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的权限有多大。学界多将该条款定位为“创设权”范畴,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设定权的界限问题。依据《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的规定,无法通过文义解释等方法将该条款定位为“创设”范畴。根据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该条款具有“补充性创设权+补充性规定权”双重权力属性,即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权被分割为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立法的双重权力界限这一分析框架。立法权的属性、立法权的对象、立法权的类型、立法权的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所存在的制约是分析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界限和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界限的四个并列维度。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的属性是法律漏洞,以存在法律漏洞为前提,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上位法有关行政处罚时不得就法律责任的空白等假漏洞进行补充设定,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上位法有关行政处罚规范的漏洞应当遵循一定的方法。根据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有关法律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这一学说,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的对象是法律后果。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受到立法理由说明制度的限制,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创设权需要遵循必要性和可行性原则的约束。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的属性也是填补法律漏洞权。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的对象是法律构成要件,包括法律构成要件的违法性和有责性,但是禁止地方性法规否弃和改变及补充设定法律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主要分为补充规定同性质同种类的行政违法行为类、补充规定行政处罚构成要件要素类,每一种类型的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都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地方性法规补充性行政处罚规定权要受到不抵触原则的约束,判断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是否违反上位法的关键是判断地方性法规和上位法就行政处罚规范是否针对同一事项作出规定以及地方性法规是否存在抵触上位法行政处罚规则和原则的情形。

关键词： 寻衅滋事   治安处罚   合宪性解释   基本权利  

摘要： 自2013年以来,寻衅滋事罪成为继流氓罪之后的又一个明显的“口袋罪”。为了与刑事罪名相衔接,治安处罚中的“寻衅滋事行为”应运而生,并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加以规范。但是因表述方式的模糊性,法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欠缺明确的标准,尤其是第26条第4项兜底条款的设定明显扩张了司法机关认定寻衅滋事行为的范围。同时,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并未以宪法为考量依据,导致公民的基本权利存在被过度限制的风险。这不仅会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树立。理论和实践都迫切需要从宪法层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予以限缩解释,确定相应规范的指向,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条款的滥用予以规制,从而规范法院的裁判活动,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梳理裁判文书可以看出,近年来因寻衅滋事纠纷而进入到行政审判中的案例数量逐渐增多,这为分析司法实践中有关寻衅滋事行为的认定类型、认定结果、法院引用宪法等基本情况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其中,言论型案例与宪法关系密切,更具鲜明的宪法色彩,故以言论型案件为分析对象,能够更好地实现宪法与部门法的良性互动。同时,通过整理法院认定寻衅滋事行为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等信息,能够总结出司法机关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特点,比如法院认定的行为类型多样、相对人胜诉的案件数量占比少等。值得肯定的是,法院已经有意识地将宪法精神融入到司法裁判中,这对于保证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司法认定的合宪性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司法机关的宪法援引尚停留在形式层面,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认定同样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一方面,法院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扩大化解释不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法院的认定标准具有随意化的缺陷,并未对相对人发表言论的行为如何构成寻衅滋事予以充分的论证,存在损害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危险。要想解决上述缺陷,宏观上来看必须将整个寻衅滋事行为的认定放在宪法秩序的框架内进行,即从宪法上讨论基本权利与寻衅滋事之间的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全面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同时,司法机关在进行宪法考量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法秩序统一原则,最重要的是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找到符合宪法的解释方案,以平衡基本权利与公共秩序的冲突。从具体规则的构建来看,首先,对寻衅滋事治安违法行为的司法认定应当严格把控构成要件的合宪性,法院对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和有责性都应当作合宪性解释,形成严密的论证逻辑,以增强裁判论证说理的充分性。其次,司法机关应当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将公共秩序与基本权利进行优先性比较,确定是否应对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处罚。其中,具体的合宪性解释规则在要素权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则在单纯解释规则中,法院应将宪法规范的意旨注入一般法律中;二则在冲突规则中,法院应当选择多种解释方案中最符合宪法的解释。最后,司法机关应当始终保持对兜底条款适用的“谦抑性”,正确划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内部类似规范的适用界限,避免兜底条款适用的“口袋化”。综上,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建构具体的认定规则,规范“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司法认定。

关键词： 美国地方自治   个人权利   权力制衡   政治传统   民主政治  

摘要： 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权力制衡思想在政治制度上的运用。在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政治思想影响下,美国的制宪者们把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了分立,实现了美国的政治权力在横向上的制衡。实际上,美国政治制度的制衡机制,不仅仅体现在横向的制约上,从纵向上来看,美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实现了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参与和制衡,使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自由和权力、自由和秩序达到了平衡。地方自治在美国有着深远且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价值观的塑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杰弗逊所说,世界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集体,都有自治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美利坚的诞生和成长归根结底就是一场追求独立自治之路,是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认知,以地方自治共同体的形式对政治制度安排和社会治理方式进行了设计和构建。这一过程帮助美国成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之一,并赋予政治运行以现代意义。本文之所以以“地方自治”为研究对象,而非“自治”,就是为了强调美国的自治传统实际上起源于地方,也就是说美国的自治传统形成于殖民地时期的各个定居点的自治实践。所以要真正理解美国的民主制度,首先必须从认识美国的地方自治开始。而要想研究美国地方自治的基础,就需要去探索地方自治在美国是如何产生的,需要追溯到殖民地时期殖民地居民的乡镇生活,分析当时的乡镇生活是如何展开并如何发展的。通过对这种历史发展脉络的总结和回顾,可以看到当时殖民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自主成长过程,以及自治在新大陆的发展轨迹。当时的农业发展模式和土地获取方式极大地解放了土地租赁者对土地所有者的社会政治义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济上的契约关系,而非欧洲大陆的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这种经济上的契约关系能够直接影响殖民地居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其直接体现就是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尤其是对自治权利的维护。同时,这种经济上的契约关系也促进了北美殖民地契约文化的形成。契约文化对殖民地最大的影响就是塑造了殖民地的社会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殖民地居民更加重视个人权利与社会平等,这也是殖民地居民争取独立与自治的思想基础。从殖民地时期开始,自治就是移民们处理地方事务的方式和手段,它是殖民地居民艰苦生活的生活方式。在与英国斗争的过程中,殖民地居民逐渐意识到自治是他们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是维护个人利益的重要方式,于是自治这种生活方式就变成了一种价值诉求。随着《合众国宪法》的颁布,地方自治在美国又转变成了一种制度安排,成为维护个人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的主要手段。自1607年英属北美第一块殖民地建立至今,经过四个多世纪的自治实践,地方自治已经成为美国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基石。美国地方自治起源于移民们最初自治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确定,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公约》。在这种自治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早期殖民地的基本社会面貌。此时的新大陆非常贴近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每个人都是完全平等和自由的,享有天然的个人权利,同时自然状态是一个非放任的理性状态,人们遵守的法则是保存自己并尽可能保存他人。也就是说,自治是自然状态的规则。但是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的效力是脆弱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显然不适合人类社会,所以当殖民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状态便很容易失去平衡,从而使个人权利失去保障。所以人们最终会放弃自然状态而选择进入社会状态。在这一阶段,各殖民地逐步建立,社会结构也初步形成。非常有特点的是,新大陆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并且由于等级制度的模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契约奴的存在,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相比同时期其他国家更为频繁。这个社会结构是以后整个北美殖民地乃至独立之后整个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其诉求也几乎代表了整个殖民地的诉求。后来随着殖民地的扩大与发展,经济自主力量、社会自主力量和文化自主力量逐渐形成。殖民地内部的权力运行关系已经不适合北美社会,殖民统治已经成了制约新大陆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与此同时,北美殖民地的公共权力开始异化,英国对殖民地的殖民统治加剧,殖民地居民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殖民地居民业已习惯并认可的自治秩序也被打破。所以他们想要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脱离出来,并达成了“独立”“自治”的共识。彼时的殖民地需要一个新的公共权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由于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担心,独立战争以后,建国者们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了邦联国会的权力。但是这种限制使权力的制衡状态被打破,导致公共权力丧失了原有的目的和意义。于是通过制宪会议,制宪者们对国家权力进行了重新的设计。他们想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分权制度,从而达到权力制约平衡的状态。这是美利坚用社会权力制约公共权力思想的第一次尝试,也使美利坚人坚信自治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这种契约关系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

摘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2021年政治学的热门话题。不仅在于中国要站在政治道义的制高点上,而且在于中国要贡献出新型的民主样式。中美可以说是世界上差异最大的两个国家,也是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碰撞最为激烈的两个国家。其中的因素很多,本文将从国家结构形式的角度来阐释。民主是人民意志表达与利益满足的一种制度安排。民主是在一个国家空间里实现的。民主内容由国家性质决定,民主形式受制于国家结构形式。

关键词： 疫情防控   社区治理   行政管控   地方自治   社区文化  

摘要： 疫情冲击下,社区内部的快速传播使美国疫情形势严峻,成为全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相较之下,疫情爆发初期,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整体蔓延的趋势。面对同样的危机,两国的基层社区治理为何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疫情防控效果?背后折射了两国地方治理逻辑的何种差异?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的防控以党委政府为中心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动员体系,而美国城市基层社区高度依赖社团化的志愿服务分工体系。这是常规状态下中国基层社区的“行政主导”模式和美国基层社区“市民自治”模式的延伸。研究认为,上述治理机制的差异根植于两国政治文化的分殊。中国农耕文明孕育形成的“礼治”思想型塑着基层社会秩序维护、权威服从的治理传统。从而,政府在治理事务中承担着关键角色,进而获取居民的信任和配合,形成了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以致于在疫情防控上取得相对良好的成效。与此不同的是,美国在独特建国史和早期殖民者带来的清教思想影响下,国民总体而言更侧重于个体自由,社区不仅取代了国家在现实工作中的秩序功能,并且同国家保持着充分距离,形成了市民自治的治理模式。由此,在社区疫情防控中,居民更相信与自身关系更紧密的社区而非政府,这导致宏观上的防疫资源调配缺乏统一性,使得无法展开超越于社区层面的统一行动。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模式不再局限于某一细微场域的“自治”。中美两国在常规治理模式下各有千秋,然而,对于突发性、大范围的治理难题,根植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对于全国范围内的人财物调配具有明显的动员力。这也正是中国制度优势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基因,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他国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效果。

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   立法权行使  

摘要： 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明确赋予各设区的市立法权,使地方的立法权主体由原先较大的市扩大为设区的市,使设区的市成为一个独立的立法层级。此次对《立法法》的修改不仅对原来立法体制的不足进行了弥补,也进一步推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化进程。自《立法法》修改至今,设区的市拥有立法权已经六年多,随着立法技术的不断提高,出现了一批富有创造性且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性法规。然而由于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并非所有设区的市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还存在相当一大部分设区的市仍处于摸索阶段,它们在立法的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普遍相似的问题。本文以甘肃省设区的市(州)六年来的立法实践情况为例,管中窥豹,分析我国设区的市(州)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根据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使各设区的市更好地行使地方立法权。本文在全面梳理甘肃省设区的市(州)地方立法现状基础之上,系统分析甘肃省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根源问题。笔者从立法主体、立法内容、立法过程、立法监督四个角度来分析地方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理论结合实际的角度给出相应的破解措施:首先,在立法主体方面,分别从加强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完善公众参与立法、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其次,在立法内容方面,要遵循“不抵触”原则、立法体现地方特色;再次,在立法过程方面,要从立项、起草、提出、审议、表决、公布各阶段完善立法程序;最后,在立法监督制度层面,要从审查批准和备案审查两方面去完善。通过提出这四项破解措施来推动设区的市立法权运行更加顺畅,从而更好地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