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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房产税   财产权   授权立法  

摘要： 自2011年1月28日起，重庆市政府、上海市政府先后明确将正式试点开征房产税。对于房产税的征收，各界人士众说纷纭。从法学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房产税征收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而我国这一次的房产税征收是由国务院指定重庆和上海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方式来执行的，是和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不符合的。从授权立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是违反授权立法的相关理论的。在我国，授权主体是国家立法机关，我国的立法机关主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国务院不是我国宪法中规定的立法机关，其不具备授权主体资格。但是此次国务院却授权重庆、上海市政府制定法规征收房产税，这是违反授权立法相关规范的。同时，此次征收房产税也是违反了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的，如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以及法治原则。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此次征收房产税没有通过正当的立法途径，构成了对于我国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另外，分析一下国外相关的税收立法，我们会发现，国外有关税收的基本问题都是由宪法规定的，而我国宪法中对于这些问题则没有规定，仅仅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在具体立法模式方面，西方主要国家一般都通过税收基本法来规定有关税收的基本问题，而我国则主要通过行政机关的授权立法。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对于房产税的征收，应该由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来执行。

关键词： 宪法渊源   宪法惯例   宪法性法律  

摘要： 宪法渊源因各国国情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渊源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考虑到中国的宪政实践之路,提出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去探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渊源新思路,着重讨论历史渊源和现实渊源,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苏联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性法律、政治典章、宪法惯例。

关键词：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政治参与   网络民主  

摘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诉求引发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政治参与的兴起对我国政党制度政治参与功能的进一步挖掘和发挥提供了新的空间。作为当代中国民主生活的主渠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应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优选路径,理应提供可靠的制度渠道向政治决策层及时导入网络民意。

关键词： 私法上人格权   宪法上人格权   合宪性解释  

摘要：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合宪性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而人格权的合宪性解释足以宪法上人格权为依据对私法上人格权的解释。人格权的合宪性解释,主要适用于人格权的司法实践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宪法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上是从人格权的角度来看如何将宪法上人格权的价值在私法上得到贯彻的问题。 本文主要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三部分,其中正文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是阐述私法上人格权与宪法上人格权的关系。笔者从私法上人格权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私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以及私法上人格权的发展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创设了与之相对应宪法上的人格权。本章的核心足探讨私法上人格权与宪法上人格权的互动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宪法与民法、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关系的缩影。对这两者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接下来所讲的人格权的合宪性解释的真正含义,即将宪法人格权价值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贯通到私法上,在私法上得以实现。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它是在以宪法人格权为依据,以私法上人格权为解释对象的。 第二章是阐述了人格权合宪性解释的性质和意义。关于性质方面,人格权的合宪性解释不能与“宪法司法化”等同起来,而是将宪法人格权价值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贯通到私法上。笔者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合宪性解释的性质,从而得出人格权的合宪性解释的实质是上以宪法上人格权为依据对私法上的格权进行解释;人格权的合宪性解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生很多侵害人格权的案件,这就可能会涉及到人格权与其他权利的价值冲突,以及对哪种价值优先保护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会依据人格权的合宪性解释对冲突的价值进行判断。 第三章是阐述了宪法人格价值在私法上的贯通。宪法的基本权利除了具有防止国家公权力侵害的原始的防御功能外,还有客观规范功能, 1尽管在国内外对于合宪性解释内涵存在诸多的分歧,但基本上都逃不出法律体系秩序、价值取向以及避免违宪宣告的范围,合宪性解释应当在坚持法律位阶规则的基础上,根据宪法的规范意旨和价值精神来解释普通法律,指导普通法律的运用,并以宪法规范为指导通过对普通法律的一般条款等规定的解释将宪法的精神贯彻到普通法律的实施当中。其实质是将其客观价值放射到整个私法领域,对于这一功能主要通过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来实现的。宪法基本权利效力以“间接效力说”为通说,该学说认为宪法基本权利对于私人关系的效力只能通过私法中的概括条款间接地通过私法来实现。作为宪法基本权利,宪法上人格权对私法的间接效力,使法官负有宪法义务,将宪法的人格权价值贯通到私法中。 第四章是关于人格权合宪性解释方法在我国的适用及限制。在合宪性解释中,有必要区分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和作为解释依据的文本,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是拟适用于具体案件中的部门法规定,而作为解释依据的文本,就足宪法文本。具体到私法上人格权的合宪性解释来讲,宪法上的人格权就是合宪性解释的依据,私法上关于人格权条款就是解释的对象。这种方法的适用具有一定的前提,只有在宪法上人格权存在,私法上人格权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才能进行合宪性解释。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立法权   完善建议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中一个具有特色的都分,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权是自治权的重要内容,目前立法权的相关内仍存在不少问题,通过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完善措施做简要的分析,切实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发展服务。

关键词： 地方自治   地方分权改革   东日本大地震  

摘要：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明治时期、战后初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数次变革,梳理日本地方自治的发展历程,从事权和财权两个方面讨论日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最后,立足于东日本大地震后恢复重建的现实课题,重新审视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尝试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一些思考.

关键词： 民族发展   民族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   科学发展观  

摘要： 发展是人类历史演进的永恒主题,也是各民族和社会始终追求的目标。民族发展依托于一定的时代和空间环境,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民族的科学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发展决定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的稳定。综观世界各国,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发展。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是我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边境线长,自然资源丰富,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和政府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时期,始终如一地从振兴中华民族的战略高度,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不断推动实践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处理民族发展问题的成功道路。在这90多年民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其发展内容、发展目标、发展的价值标准、发展原则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发展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确立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起点。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侧重于民族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造,把民族社会制度改造的完成作为民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价值评价标准,引导中华各民族推翻了剥削压迫制度,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使各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自由解放,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立与形成阶段,它主要回答和指导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速推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赶上先进民族的社会发展步划,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问题。邓小平首次把生产力标准引入民族工作,把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作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客观标准,把发展问题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主题,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其主旨在于进一步加快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为我们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实践基础和理论框架。江泽民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这主要体现在指导发展角度的根本转变上,它在实践中继承、发展了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提出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步骤,坚持在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实践中,有重点、分步骤、有计划地先沿海后内陆的社会主义共富观,实施西部大开发,推进民族发展进程。江泽民的民族发展理论蕴含在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当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阶段。时代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深刻把握前几任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基本理论,全面总结我党几十年来民族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大胆突破,勇于创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主题,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调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胡锦涛民族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深化与成熟阶段。 论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起点与基础一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的分析为契入点,通过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建设的不同时期的民族发展理论创新的内容做详尽叙述,探寻他们民族发展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创新的路径及其及重要特征。这种研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历程、规律、特点、方向、内容,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从而更科学、更协调、更全面地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即是第一章,也是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论文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和重点内容,包括四个章节的内容,分别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民族发展理论,具体阐述以上相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重要内容、基本特征,说明这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

关键词： 瑞士公民投票   直接民主   公民创制权   强制性公民投票非强制性公民投票   投票议题   行政权   立法权  

摘要： 瑞士的公民投票制度，是一种从市镇至州再至联邦由下而上并经过长时间逐步发展而成的制度。瑞士是当前实施公民投票较频繁且较为成功的国家，其直接民主的基础极为坚实，公民投票可以由公民发动，且条件并不苛刻，而议题范围也十分广泛。本文将研究瑞士公民投票的理论与实践，以强制性公民投票、非强制性公民投票以及公民创制投票这三种类型分析瑞士公民投票的法源与规范中的制度设计，并对公民投票的议题类别、次数、结果与时程作以研究，以及分析公民投票制度对瑞士宪政体制的影响。 本文第一章考察了公民投票制度的形成过程。早在十三世纪，有些森林州的重大事务就经“露天议会”来议决。至十五、十六世纪，公民投票的早期形式在某些市镇和雷蒂亚三联盟形成。1802年6月，瑞士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公民投票，通过了《海尔维第宪法》修正案。在自由复兴时期（1830年至1848年）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有了重要的发展。1848年《瑞士联邦宪法》确立了公民就宪法而言有复决和创制的权利。1874年宪法增修后，赋予公民有权就各项法律加以投票复决。1891年宪法中规定，公民有权以创制的方式提出部分的宪法修正案。1921年，宪法规定公民可以就政府所对外签署的永久性或有效期限十五年以上的国际条约要求进行公民投票。1949年，增加了公民可对联邦所通过的具有迫切性且时效超过一年以上的法律提出公民投票；如这些法律有可能违反宪法，则需要举行强制性公民投票进行复决。1977年，经由公民投票，宪法中增加了一条规定，如果瑞士要加入国际性的集体安全组织或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共同体必须经由公民投票来决定。 本文第二章分强制性公民投票、非强制性公民投票以及公民创制投票三种类型来分析瑞士公民投票的法源与规范中的制度设计。强制性公民投票，包括对所有宪法修正案，加入集体安全组织或超国家性质共同体的公民投票以及对紧急实施但有可能违宪的法律而进行的公民投票。非强制性公民投票，包括对联邦法律和一般性行政命令以及加入国际条约而进行的投票。由于《瑞士联邦宪法》对交通、电讯、住宅、教育、税收等事项规定详细，故而公民行使创制权主要是通过行使修宪创制权而提出公共政策的议题和解决国家大事。 本文第三章对公民投票的议题类别、次数、结果以及时程作以研究，分析议题类型与次数、参与率、通过率的关系。公民投票的议题类别基本分为十二类：联邦宪政与制度，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经济，农业，财政，能源，交通与基础设施，环境和生存空间，社会政策，教育和研究，文化、宗教和媒体。其中以社会、公共财政以及经济议题居多，能源、教育、文化与宗教议题较少。农业、公共财政和能源议题平均通过率较高，安全政策和社会政策议题的平均通过率较低。当公民投票与联邦议会同年举行时，公民投票的参与率和通过率会稍高。若同时进行多项议题公民投票，则有可能导致各议题的投票结果呈一致性。 本文第四章分析了公民投票制度对瑞士联邦行政权力结构和立法权的影响。在公民投票中，公民可以通过投票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受政府和党派左右。各党派利用公民投票制度以获得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议会的席位。同时，公民投票也是调和利益团体与各党派的分歧、统和各方意见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人大代表质询权   质询   监督权  

摘要： 人大代表质询权是我国权力机关的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大对“一府两院”的一种法定监督权力,我国1954年宪法就开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对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门的质询权,此后法律对人大质询权的规定不断完善。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质询权对于树立人大监督的刚性权威,保障国家机关权力的正常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人大代表质询权的运行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通过对人大代表质询权运行现状的分析,得出其现存问题,并提出完善对策。 本文正文包含三章内容： 第一章主要论述质询权的一般理论。本章介绍了质询权的概念、特征、功能及其宪政分析等。第二章分析了我国人大代表质询权的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章通过从人大代表质询权的立法和实践两方面分析了人大代表质询的不足。并对我国人大质询权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本章从制度和观念两个方面对人大代表质询权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第三章围绕如何完善我国人大代表质询权展开论述。本章的论述思路是：先介绍西方议会制国家的质询制度,在借鉴其成功经验并联系我国现行质询权立法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质询权的建议,同时从改革相关制度方面寻求人大质询权的外在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