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课程资源库 更多>>

关键词： 经济特区立法权   用足用好   立法变通   城市更新  

摘要： 经济特区立法作为改革的主要工具，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我国法治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是时代赋予深圳市经济特区立法新的使命和任务。《深圳市城市更新条例》有其立法的亮点，但也存在不足。经济特区在“用足”立法变通权的同时，更要“用好”立法变通权。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行使应协调好与国家立法、“设区的市”立法、高质量立法的关系。

关键词： 文化负载词   翻译补偿   整合补偿   分立补偿  

摘要： 文化交流是对于各国间是必不可少,翻译作为促进交流一种至关重要的方式,近年来备受瞩目。然而,由于每个国家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不同,导致了文化认知上的差异、词汇语料的空缺及语义理解的偏差,而这些因素导致了大量文化负载词的产生,这些文化负载词在文化传递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由于受到所处文化环境、价值观差异等客观因素及读者与译者主体性主观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译文与原文相比,在某一个或几个层次上难免存在着翻译损失的现象。也就是说,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存在损失现象,为了挽回这一损失,避免由此对目的语国读者产生影响,有必要进行翻译补偿。本次翻译实践选取了上田道明所著的《现在开始的地方自治》,介绍了日本近年来地方自治的状况,从居民发起的组织到社会问题,网罗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考虑到文化负载词日译汉时词汇空缺问题、由于文化认知不同而造成语义理解中存在偏差现象问题等,如何翻译好这些文化负载词成了此次翻译任务的重中之重。笔者结合翻译补偿理论,尝试将文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进行归类总结,并从补偿的角度出发,详尽探讨了文化负载词汉译策略的实际应用。作者在夏廷德关于翻译补偿的理论中的整合补偿和分立补偿的指导下,结合多种具体方法,实现特色词汇翻译补偿,并进一步将整合补偿策略细化为增译法、意译法和直译法,分立补偿策略细化为文本内注释和文本外注释,以及在翻译过程中,探讨它们是如何被有效运用以重现原文效果的。翻译实践过程表明,对于负载信息较少,译入语国家读者对源语国家相关背景知识有一定了解的文化负载词一般采用整合补偿,在保留源语特色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译入语国家缺失的信息。而对于负载信息较多,特别是一些作为专有组织名称出现的文化负载词,最好采用分立整合的方法,以求将文化亏损降到最小。从文化角度来看,增补主要是通过文内注释与文外注释两种方式实现的。当所需注解较为简短时,可采用文内解释法,直接在文中增补;而当注解内容繁琐,不易直接放入文中时,可采用文外加注法。目前结合实践对于日汉译本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补偿策略的探讨寥寥无几,我国当代译论对文化负载词日译汉的认识仍不够充分。本文以《现在开始的地方自治》为蓝本,旨在通过翻译实践总结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补偿策略,希望本次实践能够丰富翻译补偿理论指导文化负载词的案例,并为同类型文本翻译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试点授权立法   合宪性   立法权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事物、新矛盾的不断出现,现有法律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面对立法滞后的困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试点授权立法”的方式,在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内进行新法的试验,并对试点后的效果进行总结评估,将成功的经验上升为国家正式法律。《立法法》(2015)第13条以“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的形式,将这一新型立法方式正式在法律层面予以确认,逐步缓解了改革与立法之间的矛盾。“试点授权立法”作为协调改革与立法关系的举措,涉及到了旧法与新法、旧政策与新政策之间的过渡与衔接问题。在立法体制层面,试点授权立法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试点授权立法的限度何在?试点授权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如何?如何保障其合宪性?如何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导与规范作用等问题。在“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方针指导下,科学把握改革决策与立法调整之间的平衡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学者对试点授权立法制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研究与实施过程方面,缺少对该制度的实践分析以及问题解决对策方面的深入探讨。本文以改革与试点授权立法关系为主线,着眼于我国试点授权立法实践,并基于近年来的授权决定样本,着重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创新性梳理出试点授权立法的运行方式,并探究改革与试点授权立法的内在关系;二是提出并分析改革过程中立法权行使的界限、合宪性等问题;三是从立法、实施、监督程序方面提出完善试点授权立法制度的可行性方案。以要言之,试点授权立法是改革发展的产物,为改革与创新提供法律支撑,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实现“凡属重大改革须于法有据”,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因此,研究“试点授权立法”,对改革需要立法,立法引导与规范改革,将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地方立法权   设区的市   立法权限  

摘要： 设区的市能够成为地方立法的权力主体主要是源于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的赋权。从过去几年的立法实践来看,作为新近获得地方立法权的权力主体,设区的市认真对待法律的赋权,不断推动我国的地方立法走向成熟,同时也在不断推动我国的立法体制走向完善。然而,在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准确界定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权限最为核心。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决定着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空间和边界,依法准确界定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将有助于保障设区的市在地方立法领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设区的市积极将地方性事务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用法治手段调整地方性事务,也可以保障设区的市在法律的框架内依法行使地方立法权,从而提高地方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界定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可以从三个视角切入。首先,从中央与设区的市的视角来看,明晰中央专属立法权的范围,并对“等”作“等外等”解,设区的市有权就中央专属立法权以外且属于当地地方性事务的事项进行立法。其次,从省级与设区的市的视角来看,基于地方特色和辅助原则的考虑,在与省级地方立法权发生重叠时,设区的市有权优先对重叠的事项行使立法权。最后,从设区的市内部的视角来看,准确对特别重大事项进行界定,有助于区分设区的市的人大与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准确适用不抵触和依据原则,有助于区分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与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的立法权限。基于以上三个视角进行综合把握,便能取得对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的全面理解。

关键词： 税收法定   地方税收立法权   授权立法   立法监督  

摘要：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税收法定原则,其在税收领域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被称为“帝王条款”。毫无疑问,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为规范税收立法、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由于规范税收立法的需要,税收法定原则条款将税收事项纳入法律相对保留的范围,税收有关的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即使授权也只能授权给国务院,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基本被否认。在地方税权体系中,一般认为地方税权主要包括地方税收立法权、地方税收收益权和地方税收征管权三类,税权的核心是地方税收立法权,是其它两项权力的基础,而在现有的税收法定原则条款下地方并不具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进而导致各级地方不能自主决定本地税收事项,地方政府缺乏税收的积极性,地方财政自主性的缺失也引发诸多问题。为了顺应税收事项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充分调动地方自主创收的积极性,破解地方自主性缺失的困局,亟需在遵从税收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为赋予地方部分税收立法权探索出可行路径。但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立法上的阻碍,即税收法定原则条款对税收事项相对保留的规定,基本排除了地方的立法权,因此必须先为地方税收立法权打开立法上的存在空间。目前有两种可行的方式:其一是对现有的立法进行解释,通过法律解释得出无论是《立法法》还是《税收征收管理法》,都为地方税收立法权留有一定生存空间的结论;其二是对现有的立法进行适当修改,促使税收法定原则条款更加契合税收法定原则的精神内涵。而无论是哪种方式,其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地方拥有税收立法权首先在立法上具有可行性,满足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讨如何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适当向地方下放,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地方政府自主性缺失的问题,而且可以更好的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权关系,让地方政府所享有的财权与其事权、支出责任相匹配。

关键词： 法学方法论   合宪性解释   适用问题  

摘要： 合宪性解释作为宪法实施的一种路径,在我国已有三十多年的理论研究,但由于我国不存在违宪审查意义下的宪法法院,时至今日,合宪性解释在我国依然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学界对其概念、位阶关系和适用主体存在严重分歧。即使逃避甚至否认这一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已然在我国司法审判中暗自运用了多年。实践先于理论的反常态势,要求尽快实现合宪性解释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往返。基于此,本文对合宪性解释的适用予以了法理诠释。首先,正文第一部分对合宪性解释的概念、位阶定位和适用证成等前提问题进行了厘清,澄廓了合宪性解释的概念争辩,强调了合宪性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属性,运用了复合三段论推理、双循环论证模型和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关系,突出了合宪性解释在效力位阶上的最高解释效力,指出了合宪性解释在顺序位阶上的最后予以适用,说明了合宪性解释在法律解释方法中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论证了合宪性解释适用的可行性、必要性与正当性。其次,正文第二部分对合宪性解释的适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从直观力度和解释程度这两个维度对合宪性解释的适用进行了理论划分,即合宪性解释的显性实质适用、合宪性解释的显性形式适用、合宪性解释的完全隐性适用和合宪性解释的非完全隐性适用,并总结了合宪性解释的显性适用存在适用流于形式、适用位置不统一和适用规则不明确的问题,合宪性解释的隐性适用存在完全隐性适用的直观论证效力弱和非完全隐性适用无实质意义的问题。最后,正文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回答了合宪性解释适用的合理路径。具体来讲,明确了合宪性解释要在适用同效力位阶的法律解释全部冲突、适用高效力位阶的法律解释违背个案正义、形成单一的法律解释方案以及无法形成法律解释方案时才能启动,明晰了合宪性解释要显性适用、实质解释、位于裁判文书的裁判说理部分、穷尽其他法律解释方法后再适用的适用模式,肯定了合宪性解释适用的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否定了合宪性解释适用的单独解释规则,重申了合宪性解释的适用也要受到上诉或申请再审、抗诉或检察建议、合宪性审查等事后监督机制的制约。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变通规定   补充规定   职权立法   授权立法  

摘要： 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深入贯彻落实,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在解决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繁荣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中并不存在将“变通规定”“补充规定”明确规定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形式的条款内容,但在其出台之前,却有《婚姻法》《森林法》等多部单行法律均通过授权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变通规定或者补充规定的方式实现对单行法律的变通。因此引发学界对于变通或者补充规定的性质究竟是职权立法还是授权立法以及其存在是否合法问题的探讨,尤其在2021年《民法典》颁行后,原有的授权进行变通补充规定单行法《婚姻法》《民法通则》等相应废止,但《民法典》并无相关规定。基于《婚姻法》《民法通则》等中规定的变通或者补充规定条款进行变通的立法的性质、规范依据、效力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探讨和明确,因此在对变通或者补充规定的现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制进行优化,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十分重大。论文首先分析了民族区域变通或者补充规定权的理论概述。通过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理论的分析和论证,为研究变通规定、补充规定提供理论基础。其次梳理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变通或者补充规定的现状,通过整合实践中现有的变通或者补充规定的立法文本,分析其在民族、地区、时间等方面的分布现状和在立法内容、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特点,主要以兼具民族性与地区性、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具有可借鉴性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变通或者补充规定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现为立法效力来源不明、立法质效有待提高、立法程序有待完善、变通或者补充规定技术存在缺陷等问题。最后针对变通或者补充规定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优化路径。针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变通或者补充规定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针对性的提出明确变通或者补充规定的规范依据、提高变通或者补充规定质效、规范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技术等措施来优化变通或者补充规定的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公产   地方自治   基层公共事业   近代国家转型   Gongchan   local self-government   grassroot public utility   modern state transformation  

摘要： 近代公产转型与基层公共事业、国家治理机制的演变紧密关联，并承载了“公”观念的变迁。本文从产权视角出发，以民国时期浙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为基础，考察公产转型的历史进程。民国成立后，县级公产被纳入地方自治机构统一管理，其有别于“官产”“私产”的产权性质得到法律的确认与规范。在国家政策变动与治理事务扩张的背景下，自治机构对公产的管理引发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县级行政制度改革，逐步将公产纳入政府管理，“公产”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并逐渐向政府财产偏移。

关键词： 监察立法权   纵向配置   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委员会  

摘要： 201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以监察法规制定权。随后,国家监察委员会于2022年9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这是第一部监察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从法规范层面补全了监察法规的存在形式,对监察法相关条文内容作出细化规定。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享有监察法规制定权的同时,地方监察机关和纪律检查机关频繁联合发布规范性文件,对监察事项实现地方层面的规制。基于“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公法原则,地方监察委员会联合纪委发文实质性地行使了法律并未授予的权力,导致这些文件在性质和效力上均存在缺漏,需要赋予地方监察机关以监察立法权来弥补这一缺漏。 在监察立法权纵向配置的问题研究中,首先需要进行理论考察,明确监察立法权的定义、与其他概念的差异后,从权力运行机制下进行监察立法权的建构和确认,进而讨论监察立法权纵向配置的理论根基,萌发出理论层面的纵向配置可能性。其次,对于监察立法权配置的现状进行检视,分别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针对监察立法权运行的规范、监察立法权行权的结果深入考察,得出当前监察立法权行权及纵向配置存在的难题,以及实践中为监察立法权纵向配置所创制出的实际空间。再次,理论设想进一步深入,继续论证监察立法权纵向配置的可行性,并引入纵向配置应当遵循的原则指引,为纵向配置提供更多构想支撑。最后,总结构思出一套监察立法权纵向配置的具体方案,分别从主体层面明确监察立法权的赋权层级、从权限层面厘清监察规章制定权的关系、从程序层面构建起监察立法行权程序、从结果层面完善监察法律规范制度,在解决纵向配置主要难题的同时制定出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规划。

关键词： 行使国家权力   民主选举   人民代表大会   人大及其常委会   立法权   决定权   任免权   监督权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这一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建设人大“四个机关”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相互融合。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自觉加强“四个机关”建设,落实好“四个机关”定位,履行好人大职责,充分发挥人大作用,有力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