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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非政府组织   高原生态保护   社会治理   民族区域自治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NGO的公共服务作用逐渐增加，少数民族地区本土NGO也应运而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在政治中心边缘和国家边疆地区，且具有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由于现代国家具有较强的世俗功利性，少数民族地区容易成为现代发展矛盾冲突的聚集之地，也特别容易出现自然生态和社会政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近年出现不少由民族精英建立的本土NGO。这些NGO扎根本乡本土，因而较少为主流社会和公共传媒所知。但它们对解决当地各种问题发挥着主要作用，带给主流社会诸多启示。\n 中国西部的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青海省南部，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源头汇水区，生态环境非常独特也非常脆弱敏感。笔者于2011年7月，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模式研究”项目委托，结识了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以下简称三江源协会），并将其作为学位论文的实地调查目标社区。\n 三江源协会的成员以藏族为主，致力于青藏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和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和宣传，关注青藏高原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三江源地区的地理和人文背景使得该协会在实施项目时处处体现出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独特理念，进而影响到三江源协会自身道路的选择，显示出少数民族与当地生态资源结合的独特生命力。\n 在现代经济发展导致人与资源环境关系日益紧张的宏观背景下，笔者认识到三江源协会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NGO所具有的典型性:它不仅呈现出当地人用本土知识和传统文化方式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智慧与能力，折射出少数民族NGO和乡村政府共同面对的生态保护和社会治理现实困境，同时也给当今中国的生态、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以及“转变发展方式，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重要议题并提示了光明的发展前景。\n 笔者因而举意，通过记录三江源协会的民族志和分析其项目执行案例，研论少数民族地方居民、民族乡土文化在当地发展和生态环保中的作用，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退化与少数民族权益的弱化紧密相关。借此阐明今日中国尊重各地少数民族作为当地发展主体的必然性、必要性、正当性和紧迫性，同时论证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应通过“协商民主，讲信修睦”来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环境，避免由于政府引导市场单边行动过多而导致各地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关系博弈困境。\n 本文共分六章。\n 第一章介绍研究缘起及意义，旨在通过对三江源协会全景式描述和特点分析，扩展各界对少数民族地区NGO的视角，阐释本土NGO在政府和地方人民之间的桥梁作用，提示多民族主体共生共和发展和少数民族本土自治的必要性，同时为同类NGO提供借鉴。\n 第二章分别对非政府组织本土化、发展主体的演变和从困境到互惠合作的博弈理论做出综述和阐释。\n 第三章从发展历程、工作项目、人员构成方面介绍了三江源协会各方面情况，并重点介绍了协会的协力员、小额贷款以及协议保护等值得借鉴的项目模式。\n 第四章站在外界和当地人不同的角度，从文化背景、当地主体、民族信任和管理方式这四方面讨论了三江源协会案例，并据此提出: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互为因果;当地人主体身份需由制度保障;民族信任的必要性;理性管理的局限。\n 第五章从来自外界和三江源协会自身来说明协会目前面临的现代化、交流和资金困境，这些困境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NGO亦有代表意义。\n 第六章借助反思性的研讨，提出国家和主流社会应因势利导，推动本土NGO与村级政府在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权益基础上的互惠合作，使其在当地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主体作用。政府与牧民之间首先要有互信才能达成互利互惠和共赢的目标，解决博弈困境。\n 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的发展不能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少数民族的地位、权益和文化发展繁荣，是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的前提条件。参照当今中国呼唤改革的背景，更应不断充实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中国发展方式变革，并承认和弘扬少数民族视野的发展观。

关键词： 房产税   试点立法   税收立法权  

摘要： 上海、重庆两地房产税试点立法引起业界对地方房产税收立法权的合法性质疑。本文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法律界定入手,深入分析探讨此次试点立法之所以引起合法性质疑的制度性原因,进而提出遵守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立法权的法律界定、限制地方税收立法权等完善制度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少数民族   身份认同   社会结构  

摘要：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目前居住着苗、瑶、侗、壮和汉五个民族，但以前的龙胜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一部宏大的族群迁徙史造就了今日多彩的龙胜。侗族迁入时间最早，距今约千年，汉族的迁入时间最晚。\n 龙胜四个少数民族的身份得以确认并被赋予政治内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国家通过民族识别，确定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并得到群众自下而上的认可，从而分清了各族人民民族意识的界限;在生育、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群体特殊的优惠政策，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在制度上划清了龙胜各民族身份的边界;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了龙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地域范围和自治的主体民族。从此，龙胜的民族问题治理走向了政治化与制度化，这一套政策体系至今仍在影响和制约龙胜各民族的身份认同。\n 本文关注的是今日之龙胜。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取得了较大成效，自治县可以获得比非民族自治县更多的社会资源，例如逢十周年庆典，背后蕴含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但民族区域自治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自治权发生旁落，在许多方面只起到形式上的作用。民族政治精英是社会资源分配中的既得利益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普通群众的民族意识相对较低，他们的政治认同和选举积极性比较低。\n 在民族优惠政策的支持下，龙胜各族自治县在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民族优惠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长期民族优惠政策的实行，造成各民族身份认同的心理失衡。苗瑶侗三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相对较强，壮族和汉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本民族在龙胜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比较明显。族际通婚子女民族身份的选择也呈现一定程度的功利色彩，但相对于其他研究而言并不显著。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尚未对龙胜民族关系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各民族相互涵化，族际通婚日益频繁，社会结构转型的张力也在消解民族优惠政策的负面作用。\n 我国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然而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保护传统文化需要付出成本。民俗文化与能够带来经济收益的旅游很自然的结合在一起，政府成为民俗旅游的倡导者。在这一过程中，群众的民族意识被强化，但这种强化作用在不同地域有不同表现。在成熟旅游区，外来旅客源源不断的进入村寨，少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为他者消费的对象，从而促进了他们的工具性民族认同;而在新开发的旅游村寨，他们的日常生活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受到旅游的影响，民众的原生性民族情感反而开始复苏。\n 龙胜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已经被充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成为培养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各族学生同校学习生活，能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也有利于促进族际认同。但学校教育却忽视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没有担负起繁荣民族文化的应有责任。为了改变这一现象，龙胜最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这是非常及时而有意义的。至于活动的效果则有待时间的检验。\n 随着龙胜各少数民族之间族际差异的缩小，民族政策有必要进行调整。应该弱化基于民族身份的福利，重视少数民族自身能力的提升。龙胜各族自治县目前已经走向了一条以民族文化开发提升生计能力的道路，这对于保留了浓郁少数民族风情的民族自治县来说，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今后的发展中必须注重各阶层、各民族利益的协调。

关键词： 民意   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判决   评判标准  

摘要： 民意是客观存在的,它产生于社会大众朴素的正义感和道德观,而我国自古就有重视民意的社会传统,这种关切民意的传统至今仍在司法活动中延续,并对当下的司法体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司法独立作为法治国家司法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对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构建贡献良多,作为三权分立理论的派生原则,司法独立强调司法权摆脱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干预,注重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但是,当下我国的司法因为某些尽知的事实还未能够彻底的摆脱行政和立法的干涉,这个体制性短板也为民意干预司法,破坏司法独立原则提供了通道。从纯理论意义角度来说,司法独立也应是独立于民意的,但是现实的司法语境注定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预期,既然无从回避,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敢于直面民意与司法独立之间紧张的关系。由于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高速扩张,使得民意介入干预司法成为了现实,民众的满意度也已成为时下司法工作水平的评判标准。不可否认,民意对于预防司法腐败和促使某些案件得到公正的审判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司法的独立性是司法正义实现的必要前提,也是司法权威树立的根基。多国的司法实践经验也表明缺乏独立性的司法活动非但不能有效的定纷止争,反而会造成社会纠纷的循环恶化,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落得徒有虚名。因此我们应尽量减轻民意对于司法独立的冲击,消除二者间的隔阂,保证司法活动能够不为情绪化的民意所左右,保障司法机关能够不受影响的行使审判权,这些才是法治国家的司法真谛。\n 本文重点旨在通过时下的热点案件来分析民意与司法独立之间冲突形成的原因,简而言之既有思维模式的先天性差异,也有社会现实层面的原因,当然也有媒体非中立性的煽风点火,不难看出冲突的成因是多元化的。其后笔者通过对这种冲突的危害进行研究,分析潜在的后果。最后根据现状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旨在缓解二者的冲突,以求为司法换得一些独立的空间。

关键词： 清代末期   袁世凯   宪政观   地方自治   大权政治  

摘要： 袁世凯是清末宪政改革中的重要人物，在清末宪政改革中，他以疆臣之首和中央枢臣的独特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袁的宪政实践已多有研究，而对其宪政观的研究却十分薄弱。本文对清末预备立宪时期袁世凯的宪政观来源、内容、特点、水平及仿行宪政方法等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探究，希望能对今后袁世凯宪政观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帮助。\n 在宪政观来源上，袁世凯对宪政知识的了解主要得益于各种新式报刊书籍和幕僚、属员及出洋留学、游历人员的建议或条陈。这些宪政信息来源渠道为袁世凯宪政观的形成和以宪政观指导的宪政实践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帮助。\n 在地方自治制度上，从自治与官治关系的角度，袁世凯认为地方自治的功效在于“辅官治之所不及”，因此，他主张自治应置于官治严格监督之下，并要求地方自治要“依法自治”。从地方自治与宪政关系的角度，袁世凯认为地方自治制度是预备立宪的基础和根本，因此，他又尽可能的给予地方自治以宪政的许多特征，尽可能的赋予地方自治机构以极大的权限。在以上两种既旧又新观点的指导下，袁世凯对天津地方自治制度的具体设计也新旧杂陈。\n 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关系上，袁世凯的宪政倾向总体来说是“君主总揽下的三权分立”，对照于日本模式便是“大权政治”。他对行政权极为重视，强烈主张设立实权的责任内阁和实行严格的国务大臣负责制，这些主张集中体现了他对君权的限制欲望，但总体上并未突破大权政治的模式。司法上，袁积极赞成司法独立，他接受了许多进步的西方司法观念，但在具体实践审判厅制度、监察官制度和西方狱制时对行政权的让步也体现了他司法独立观的不彻底性。\n 此外，袁世凯对于如何仿行宪政也有自己的看法。立宪预备之法、开官绅之智和试点办法是袁最具特色的行宪之法，袁宪政实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这些正确的方法。\n 纵观袁世凯的宪政活动和宪政观可知，在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的宪政体制改革中，袁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动机既有私心，更有真意，并非全部投机。其主张新旧杂陈，进步与滞后同在，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是，其水平却不可低估。

关键词： 民族法规   国家安全   省人大常委会   民族区域自治   党组副书记   部门工作   民族政策   座谈会  

摘要： 2011年12月8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了肯直有关部门制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一法曲规定”长效机制工作座谈会。在听取了各部门工作汇报后，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店世礼指出，要从捍卫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理解和贯彻落实各项民族政策和民族法规。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   历史考察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经过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依法自主管理本民族和本地区的内部事务的权利,保证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促进民族发展繁荣,维护祖国统一和巩固民族团结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历史考察,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我的一些见解。\n 本文的结构和主要观点:\n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当前的国内研究现状、本文的创新点和难点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n 第二部分首先论述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原则作了阐明和论述。其次,对中国共产党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从党最初提出民族自决权和建立联邦制国家到最终在中国确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历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最后,考察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确立后的发展情况和成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确立以来既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和恢复完善时期,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历史考察。\n 第三部分主要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领导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察。从筹备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到正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完善和经历的曲折进行了历史梳理。\n 第四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领导建立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进行经验总结,对党在新疆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以及组织领导等多种形式的领导工作经验的总结,为在新疆继续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

关键词： 环境税   法律制度   立法权   新疆跨越式发展  

摘要： 作为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环境经济手段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环境税是一种不断创新的税收调节方式，其应用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挑战现有环境税费政策体系和税收法律理论和制度体系，并与之一同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环境瓶颈愈加突出。环境税作为一种具有有效性、预防性和长效性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并将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突破口。实践表明，包括硫税、碳税等在内的环境税在实践中有着较好的环境保护效果，且为环境治理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许多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构建起了自己的环境税法律框架以实现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目标。\n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很多省份经济高速发展，例如广东、浙江、山东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而新疆距新型工业化战略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沦为一个资源富饶而经济落后的省区，只有总量不高的农果业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出产，工业水平相对较低，缺乏现代工业基础，产业工人阶层未成规模，南疆地区的农业缺水现状又造成农业收入过低，农民数量过剩，使新疆的落后地区生活水平非常之低，落后地区人员外流趋势加剧。最糟糕的情况是由于落后经济生产环境使新疆人民的工作素质不能正常提高，新疆各族人民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无法和内地的人才竞争，形成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疆民族主义情绪趁势抬头，“三股势力”借机滋事，这也是2009年“7·5事件”产生的根源。血腥的教训说明新疆急需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打下现实基础。\n 新疆属于干旱地区，水资源缺乏且分布不均，占全疆土地4.2％的绿洲聚居着2181万的各族人民。散布于盆地边缘、镶嵌在沙漠戈壁之中的绿洲受恶劣自然条件影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自然因素决定了新疆极易受到土地荒漠化的威胁，占全国沙漠的60％以上分布在新疆地区，全区87个县市中有53个县市都有沙漠分布。长期的资源依托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对矿业资源开发污染等问题正在快速破坏着新疆脆弱的生态环境。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严重不足，导致环境污染居高不下，污染事故频发，且环境治理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荒漠化、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已经造成下游河道断流，水域缩小，湖泊干涸，森林和草地植被锐减，湿地萎缩，野生动物数量减少和灭绝，可利用土地资源面积不断减少。跨越式发展战略实施后，必然面临着国际和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环境污染转移不可避免。如果未来新疆这种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继续下去，产业承接过程中疏忽污染转移问题，将会使环境保护形势雪上加霜。新疆的生态环境安全直接影响到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因此加快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工作刻不容缓。\n 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实施环境税既能保证工业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又能实现环境污染得到了控制，社会财富增加，民众福利增加，实现真正的双重红利。本文的研究路径始于新疆生态资源环境存在的实际问题，通过分析找到致其发生的原因，即环境税法律制度的缺失。在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亟待解决此问题，最后归宿于新疆跨越式发展背景下的环境税法设计。本文的具体内容包括:第1章导论部分。导论部分是研究的起点。这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的思路和逻辑框架，可能的创新和研究难点，并对相关基本概念做出了界定。第2章环境税的基础理论和国外经验借鉴。环境税的理论基础是本文后续研究的依据。该部分主要分析环境税课税的理论问题，主要包括环境税开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环境税开征的法理学基础;国外环境税的经验为后续本文研究新疆跨越式发展背景下的环境税法问题尤其是税制设计提供了借鉴。第3章是新疆生态资源环境现状及环境税费制度分析。首先从新疆生态资源环境现状出发，发现生态资源环境存在的问题，荒漠化、沙漠化、水资源严重匮乏且污染严重、大气污染严重等等。其次造成新疆生态环境脆弱原因，除了自然的因素外，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功不可没。对于不断恶化的生态资源环境问题，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传统的环境治理行政政策手段效果不明显，而现实的环境损害又亟待解决，环境损害治理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现行财政体制对以中央企业为主体的新疆来说影响较大，地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税收较多地上划了中央，地方得到的税收份额少进而直接造成新疆财政收入少;加之新疆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新疆经济和税收具有明显的外溢性等使环境承受的压力更大，跨越式发展战略实施后，必然面临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在产业接替的过程中，环境污染转移不可避免。新疆的生态安全直接影响到西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现行的环境税费制度规制力度显然不够，跨越式发展背景下开征环境税实为必要。第4章是新疆开征环境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本章首

关键词： 民国时期   保甲制度   国民政府   运作情况   地方自治  

摘要： 保甲制度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国民政府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正式推行保甲制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甲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保甲制度作为一种传统的基层政治管理体制，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十分必要。\n 本文主要选取浙江保甲制度为研究对象，对国民政府时期的保甲制度进行区域性研究。通过对档案资料的梳理，本文将保甲制度在浙江的实施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1932-1934年的初步尝试阶段、1934-1939年的正式实施阶段、1939-1949年的“新县制”阶段，并从编查保甲户口、保甲长以及保民大会三个维度对浙江省保甲制度的运作情况进行考察。国民政府将保甲组织宣传为地方自治的重要组织，然而浙江省保甲制度实施过程则恰恰说明这种所谓的地方自治只是有名无实。保甲组织是浙江省政府配合国民政府加强对民众控制的手段，保甲长是政府控制民众的工具，保民大会虽具有地方自治的外壳而毫无地方自治的实质。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历史   少数民族   政府   回民   陕甘宁   政权  

摘要： 1936年10月22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宁夏同心清真大寺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不仅当时被誉为“回民政府的第一次”“回民解放的先声”，而且首次鲜明地在党领导建立的政权中使用少数民族“自治政府”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