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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政府绩效评估   经济管理自治权  

摘要： 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工具,不管是在理论或实践层面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对与民族自治区域而言,如何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之上更加充分有效的运用这种工具,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中,笔者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从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经济管理自治权、和民族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民族自治区域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特殊性,从而为我国民族自治地区的政府绩效评估的不断建设和完善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 英国东印度公司   基本权利   议会内阁制   联邦制   晚近变迁  

摘要：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为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孔雀帝国、笈多王朝、戒日王朝、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艺术是人类制度史的重要内容。1600年至1857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渗透、蚕食和最后的征服给印度文明带来创伤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统治模式，总督与参事会的行政管理模式具备一定的议会内阁制的外形。1601至1757年英国政府和国会基本不直接干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事务，英王只是通过颁发《特许状》授予公司垄断特权，而这些特许状主要起到特别公司法的性质。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英国政府和国会遂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间接统治印度。1773年《管理法》是印度殖民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里程碑性的宪法性文件，该法规定由英王任命总督一人和参事四人治理印度，同时在加尔各答设立最高法院，法官由英王任命。至1857年大起义之前，英国国会又通过了1784《东印度公司法》、1786年《管理法》、1793年《特许状法》、1813年《特许状法》、1833年《特许状法》和1853年《特许状法》等“宪法性”文件，对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共同统治印度的双重治理模式做出零星的修改。 1858年英王直接统治印度到1948年8月15日印度独立的90年是印度逐渐走上议会内阁制和实现自治的历程。1919年《印度政府法》在地方政府实行“半责任政府”，1935年《印度政府法》在地方实行形式上的完全议会内阁制责任政府，在中央则实行“半责任”政府。独立后的印度宪法中的75%的内容渊源于1935年《印度政府法》。 印度独立和印巴分治带给印度人民创伤的同时，也给印度人民带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1946年12月9日，由各邦立法会选举和王公邦推选产生的299名制宪会议成员召开第一次制宪会议（实际参加人数为210人），选举拉金德拉·帕拉萨德担任制宪会议主席，安倍德卡博士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B.N劳为宪法顾问。制宪会议存续时间为2年11个月17天，共召开会议11次，会期共计165天。1950年1月26日生效的印度宪法是印度人民走向民主宪政的伟大开端。1950年印度宪法共22编（今为26编）395条（今为448条），8个附表（至2012年为12个附表），共计10几万字。印度宪法确立了宪法三大基本制度：基本权利、议会内阁制和联邦制。英国长期殖民、复杂的种姓、多元宗教语言和弱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等因素是印度能够制定并保持共和宪法的重要原因。 印度宪法基本权利分为6组：1）平等权；2）言论、财产和人身自由权等传统自由权；3）免受剥削的权利；4）宗教信仰自由权；5）（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权；和6）宪法救济权。这些权利的核心或心脏是宪法第32条的宪法救济权，它是一切其他权利得以存在和实现的根基。该条设计了5种特权令状以保护宪法基本权利，分别是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履行令（Mandamus）、禁止令（Prohibition）、调卷令（Certiorari）和调查令（Quo Warranto），同时该条规定印度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发布指示和命令等任何“合适程序”救济宪法基本权利。另外，印度司法机关以强有力的违宪审查机制保障宪法基本权利，印度法院不但可以审查行政行为和法律是否合宪，同时还有权审查宪法修正案是否合宪——如果宪法修正案破坏宪法基本结构，宪法修正案也可以被法院判决违宪无效。印度最高法院在凯瑟万达诉喀拉拉邦案件中确立了宪法基本结构理论。 80年代末以来，提高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人员的地位是印度晚近平等权变迁和修宪的重要内容。宪法第21条人身自由权则是印度宪法实体基本权利的中心，司法机关在80年代以来在救济人身自由权的时候，通过判例发展出许多新的诸如小贩贩卖权、免被铐手铐权、安乐死权等诸多新基本权利。从1980年桑尼尔·巴特拉诉德里市政府（Sunil Batra v. DelhiAdministration）案件开始，最高法院通过公益诉讼案件突破了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任何善意的人都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为由向法院起诉被告以救济权利，基本权利也通过该制度获得强有力的保障。 印度基本权利救济和违宪审查对中国的启示是：我国应该走一条渐进式的基本权利救济与违宪审查模式（或宪法监督模式）：第一步是允许普通司法机关对没有被具体化为法律权利的基本权利提供救济；第二步是授权普通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行为（不含行政法规和规章）是否违宪的权力；第三步是普通司法机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发现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违宪时提交给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普通司法机关根据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意见对具体案件作出判决；第四步是授予普通法院审查除法律和行政法规之外的其他法律（即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是否违宪的权力；第五步是在全国

关键词： 列宁   联邦制   民族自决权  

摘要： 十月革命前，列宁受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思想的影响，原则上反对联邦制，主张单一制；十月革命后，为了防止俄国分裂，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民族的自决权，列宁把联邦制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有效国家形式。在筹建苏联过程中，列宁为捍卫民主、自愿、平等的联合原则以及让步、谨慎、耐心的工作方针，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并在病中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对斯大林等人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思路和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阐发了一系列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

关键词： 中国   大小传统   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  

摘要： 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总会涉及到一个国家内大小传统关系的制度安排,这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统一、兴旺和发达.正基于此,文章通过对中国古今大小传统关系制度安排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区国家统一法治建设进程,推动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共治的互动与融合.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城市发展   生态化转型  

摘要： 生态化转型是当今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一个战略趋势,也是实现以城市为主轴,辐射带动周围卫星城市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重点。生态化转型是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我国北方沿边重要的开放型中心城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当然举措。本文从城市空间拓展、城镇群一体化发展以及城市产业集群发展为视角对呼和浩特城市发展战略进行了论证与探讨。

关键词： 贵州   清末民初   地方自治思潮  

摘要：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各省的地方自治运动不断兴起，逐渐由个别省区向全国范围内扩展，并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而地方自治思潮的涌动直接推进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清末民初贵州地方自治思潮的出现，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晚清时期，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人民生活艰难无比，对结束剥削实现平等的要求十分强烈。清政府下谕推行“预备立宪”后，各省即开始了对宪政道路的探索，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接受维新思想的士绅正是当时地方自治思想的主要宣传者以及自治事务的主要实践者。从“预备立宪”时期清朝谘议局对自治事务手足无措，到着手制定法案和议案，举行自治选举，再到资产阶级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各省将地方自治的内容落实到政体选择及制度设计。以上过程均以不断传播和丰富的维新思想和宪政思想作为指导。它不仅为各省的地方自治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更为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府提供了制定政治运行框架的参考。地方自治运动思潮旨在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因此不仅对民主政治推崇备至，强调对权利的限制，积极推行民主政治实践，而且也强调人民自治，力图唤起人民的民主意识使民众参政议政、参与法律的制定等政治活动。可是，由于宪政思想与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意识形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清末民初贵州的地方自治运动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对于中国近现代以及未来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贵州在地方自治中所采用的共和政体以及权利限制等政治原则，也将持续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纵观中国与西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近代的地方自治制度始于西欧，有“英美型”和“大陆型”两种类型。[1]前者以英国的制度作为原型，类似于中世纪的自治都市，拥有高度自律性的团体，由当地居民自行选举当地议会，由议会推举该地方团体的首长。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后者则以普鲁士的制度为原型，是指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为推行其统治而设立各级自治团体。这些自治团体既是处理该区域内部事务的职能部门，同时也是国家的行政机构，需要服从国家的命令。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出于自保推行政治改革。正是这一举措，使西方的宪政思想向中国传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关于宪政的理论。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早期，改良派所主张的“君民共主”，虽然与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特征并不相符，但却是中国君主立宪思想的雏形。到“戊戌变法”维新时期，君主立宪的思想则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基本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基础理论所包含的内容。到晚清时期，君主立宪思想已经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二十世纪初，由立宪派提出的“国民立宪”主张，真正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议会君主立宪制，此时，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式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并最终确立了“预备立宪”的重要先行条件，为掀起清末颇具规模的地方自治运动作了准备。民国建立之初，这一运动继续推进，但随之被袁世凯所扼杀。护法战争开始后，南北陷入分裂，联省自治运动又趁势而起，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形成高潮。但由于中国自秦朝以来，一直延续由皇权统领一切，高度掌权的中央集权专制，面对这一时势，接触到宪政理念的知识分子逐渐划分开来，一面是主张完全通过以暴力摧毁旧制度来建立全新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一面是希望在维护皇权的同时，完成民主改革资产阶级改良派。辛亥革命爆发前后，这批知识分子在全国和各省的革命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将自己的自治思想、政治主张直接贯穿到革命和新兴政权当中，是研究这一时期内政体选择、制度设计以及民主政治措施的重要突破口。清末贵州，相较其他省份经济和文化发展落后，但其在辛亥革命中独立的顺序在全国范围内位列第九，这样的成就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贵州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些人在后来贵州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典型代表更是成为后来贵州宪政制度的直接制定者。因此对于贵州地方自治的思潮进行梳理和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CRIMINAL law   UNITED States  

摘要：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2013 Executive Branch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U.S. Federalist Society focused on criminal law at federal level. Topics discussed include affect of over-criminalization on economic liberty, U.S. Federal criminal law, and the U.S. Supreme court case United States v. Bali. Featured people include U.S. Senator Ted Cruz, American lawyer Jon Turley, and Federalist Society's founder David McIntosh.

关键词： 辨析题   设问法   背景材料   开门立法   命题内容   立法权   知识经济时代   高考题  

摘要： 辨析题是政治高考中长期保留的"经典题型",它辨析结合,重在分析,是考查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一种好题型,也是高校选拔人才,提高考试区分度的一种很有价值的题型。辨析题就是要求考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知识对考试中提供观点和材料进行科学的辨别和分析,从而说明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的一种题型。这种题型不仅可以考查考生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程度,而且可以考查考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它难度大、要求高、区分度强,特别有利于考查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 宪政理念   分权   限权   立法权限   完善  

摘要： 立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国家政权机关所行使的在国家权力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权力形式。在立法权的运行过程中，源于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各立法主体运用立法的范围及对立法权力的限制是不同的，立法权限和立法权限划分问题由此产生。探讨立法权限的目的在于为了科学、合理地确定立法权职的不同归属，实现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从而有助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利益的调整和分配。 宪政视野下的立法权限划分研究，就是将立法权限置于宪政的视野之下，以宪政思想所主张的“限权”、“分权”等为逻辑起点，以厘清现代国家权力关系的配置为依托，分析我国立法实践中有关立法权限划分的相关问题，力图通过对我国立法权限横向、纵向的比较分析，尝试对立法权限的制度问题进行探讨。 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第一，在明确界定立法权、立法权限等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论证了宪政视野下立法权的定位和立法权的内部控制理论，分析了基于宪政理念立法权限划分的主要方式。 第二，针对宪政视野下立法权限划分的理想模式进行了介绍，对立法权限横、纵向划分的一般性理论进行了分析。 第三，运用立法权限问题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立法权限的现行体系，分析了中国立法权限划分的模式，基于现行法律的中国立法权限体系审视，提出了立法权限在立法实践中的相关实际问题。 第四，根据中国立法权限划分的实践，从完善立法权限配置的一般性思路和具体思路两个方面对中国立法权限划分的思路和制度措施方面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基本设想。 总之，为克服我国现行立法权限配置的种种弊端，推动我国立法工作的顺利推进，我们必须以“分权”、“限权”思想为指导，灵活地对待国家结构形式与立法权限的关系，以立法或立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各主体的立法权限，限制个别立法主体立法权限的膨胀，规范法律保留和授权立法制度，加强立法监督体系的完善。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等各立法主体的积极性和均衡性，推动立法工作朝着健康有序的道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