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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方立法权扩容   立法论证   地方立法论证机制   立法价值  

摘要： 伴随着《立法法》的修改,我国实现了对地方立法权扩容的法治化。此后,地方立法论证机制的建构与技术的掌握,是真正实现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解决地方立法的资源浪费和立法技术偏低问题的关键。立法论证是指在立、改、废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过程中参与立法的主体就相关立法问题所进行的旨在说服其他人接受自己主张的证立、商谈、辩论的活动。在理论上其是法律论证得以完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则是立法科学性、民主性的实质保障。为此应当尽快建构我国地方立法论证机制。为建构地方立法论证机制,首先要对立法论证概念进行确定,这是机制的理论前提。通过明确论证、法律论证与立法论证之间的体系联系,从主体、对象、属性、方法、场域等视角确定一个内涵适当的立法论证概念,方可为立法论证理论和制度提供确定的基础要素。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应当按照论证阶段、论证目的和论证主体的不同进行分类规范。同时,通过概念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论证应当以合法性、科学性、公开性和交往理性为尚,这些基本价值属性是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建构的价值引领。建构地方立法论证机制是我国地方立法实践的需求所指。民主集中制是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建构的宪法基础;习近平法治思想所确立的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的要求是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建构的政策基础。地方立法权扩容后出现了地方立法数量迅速膨胀、立法主体平均水平降低导致的立法质量下降、多元立法主体增加导致利益日趋复杂化、立法内容更趋具体使得公民立法参与度增强等立法新问题或新课题。前述新问题促发对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建构的迫切需求,具体而言包括了地方立法规范性需求、地方立法政治需求、地方社会文化需求和地方立法质量需求。现实立法中需要用一个外延适当的立法论证概念将立项论证、立法说明、立法辩论、立法评估、立法听证、立法协调、立法商谈等技术性概念整合起来,通过程序性规范加以确立,使立法论证真正在立法过程中发挥作用,保证和促进立法的科学性。以上是对地方立法机制的时代呼唤,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应当对以上现实需求作出有力回应。建构地方立法论证机制需要进行基础材料准备,即构成要素分析。首先将“立法机制”与“立法体制”界分清晰是立论基础。地方立法论证机制需要考虑立法机关、专家、公众等主体要素的个体、整体特征,需要考虑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特点与关系影响。立法逻辑与立法修辞是论证的方法要素,应在地方立法论证机制中协调运用。同时地方立法论证机制需要设定立法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效益性、政治安全性和地方特色等作为论证标的。大数据背景下地方立法论证过程必然要应对舆情处理,在机制建构中有关舆情应对问题中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也应当成为不可或缺的论证内容。通过完善的地方立法论证程序要素实现对前述标的的动态保障。地方立法论证机制是建构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我国现有地方立法论证体制以静态呈现为主,需要进行创新性完善。首先从法律位阶方面着眼,现有国家政策与法律法规、相关地方性法规中都有“立法论证”的足迹和身影,尽管只是概念性、概括性规定;其次存在以“立法论证”为名的地方性法规或行政规范性文件,但其中存在主体要素不确定、内容要素不周全、方法要素是空白、程序不确定和效力不确定等问题,从实体到程序规定、从立法内容到运行实效都亟待调整完善。完善我国地方立法论证机制,应从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两个角度入手。静态因素包括建构地方立法论证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地方立法论证法律文件的市级立法的整体应然设计;充分发挥作为论证资源的正式法源、道德和民间规范的论证效能;规范化立法论证报告的结构要素、内容要素和文字要素。动态因素包括对论证过程场域分类、过程环节、过程角色和交涉言辞等程序要素的规范化以及落实立法论证会和立法论证书的效力实现机制。

摘要：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请研究办理》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民族区域自治“一法两规定”实施情况报告的综合意见《的函》(黔人常办函〔2022〕81号)要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关键词： 政治文化   中世纪英格兰   伦敦   王权   自治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导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核心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和2021年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大理论课题。回应该课题,就需要将我国七十余年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经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民族工作目标相结合,研究和分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导向。 基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贵州省历史实践,本文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出发,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导向的内涵,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整理贵州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的相关材料,从政治共同体导向、经济共同体导向、文化共同体导向、社会共同体导向四个方面,分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导向。 首先,结合贵州省历史实践,分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导向的必要性:有利于促进各民族政治平等共商、经济互助共荣,文化互鉴共赏、社会团结共融。 其次,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导向的具体内容:政治共同体导向包括各民族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各自治地方共同接受中央领导、各民族共同管理政治事务;经济共同体导向包括各民族经济共同发展、物质共同繁荣;文化共同体导向包括各民族共享中华文化、共赏多元文化;社会共同体导向包括各民族生活共通、情感共融。 再次,探讨了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导向存在不足之处。具体而言,在制度规范上存在部分法律法规陈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立法不足、法律法规更新较慢等问题;在制度内容上呈现政治共同体导向、经济共同体导向较强,而文化共同体导向和社会共同体导向相对较弱的特点;在制度约束上,立法约束和立法审查,执法检查两方面仍略显不足。 最后,从修订制度规范、完善制度内容、严格制度约束三个方面提出了优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导向的路径。一是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省级地方法规体系、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体系,修订制度规范;二是以政治族际共商、经济族际共享、文化族际共赏、社会族际共融完善制度内容;三是通过强化立法监督与审查、严格执法监督与检查、完善法规约束与处分,严格制度约束。

关键词： 寻衅滋事罪   虚假信息   合宪性解释   公共场所   公共秩序  

摘要： 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是对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面简称《网络诽谤解释》)中第五条第二款的归纳概括,其将在信息网络空间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以寻衅滋事罪论处。2015年11月《刑法修正案(九)》正式生效,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行为独立成罪,在构成要件的表述上和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存在交叉重合,让本就存在越权立法之嫌的《网络诽谤解释》的适用正当性又一次受到了挑战,学界对于信息网络空间的“公共场所”属性之争、将“公共场所秩序”替换为“公共秩序”的正当性之争未曾平息。与学界主张废除寻衅滋事罪的意见相对的是,司法实践中对该条款存在着泛化适用的扩张倾向。不仅体现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出台后该条款的适用频率不减反增,更体现为对各构成要件的泛化认定。据此争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20年出台《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防控意见》),明确了对两罪并存适用的态度,虚假信息类犯罪体系内部罪刑不均衡的矛盾亟待解决。结合时代背景探究本罪“袋口”不断扩大的成因,是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为了积极回应虚假信息这一新型风险源的风险防控之需要,司法机关在对缺乏明确性的各构成要件的解读中,难以保持刑法的克制与谦抑性。因此,一味地对该罪持否定态度不具有现实合理性,而应对该罪重新审视,在解释论上提出对构成要件的限缩解释,这对实现司法实践中的限缩适用更具实践意义。虚假信息是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认定与限缩的核心工具要素。由于该罪虚假信息的不特定性,比其他几类特定虚假信息类犯罪的打击范围都要广泛,在虚假信息的判断上还应接受对言论自由和言论犯罪边界划分是否适当的检视。通过引入合宪性解释将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观点性言论、部分虚假的事实性言论逐一排除在本罪“虚假信息”的射程之外,无论其是否造成了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在剩下具有核心要素虚假的事实性言论中,也仍然需要同时具备客观上的虚假性、主观上的可信性、危害上的严重性三个性质特征。将公共场所扩大到信息网络空间是对犯罪网络化做出的时代回应,是符合时代特征的扩大解释。但在具体认定时还要结合信息网络空间是否具有传统公共场所具有的开放性、人员的多数性不特定性、社会活动性特性进行实质判断,不可一概而论。公共秩序应当限定解释为物理世界的现实秩序,包括公共场所秩序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秩序,但是不包括信息网络秩序和公权力形象等抽象秩序。为了限缩适用以实现罪名体系内部的罪责刑相适应,对“公共场所”概念在行为和结果做出不具有同一性的解读,符合刑法用语相对性的协调规范之间冲突的需求。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是结果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应指实际损害已经出现,并且应当审慎认定该结果与行为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摘要： 张謇秉持地方自治理念，积极促成东南互保，成为当时情势下地方自治的实践范例，实现了东南之地的稳定、保护了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国家利益与本国实力，为日后的“速行宪政”和辛亥革命奠定了实力基础与民意基础。“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张謇极注重地方自治的建构。他认定一个人要忠爱国家，先要忠爱地方。如果希望把国家弄好，要得先把地方弄好，颇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意思在。秉此旨趣，

关键词： 新时代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西藏   实践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结合我国具体实情制定的、历经几代人不断坚持和完善而形成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团结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在他亲自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的中央第六、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还是在2021年七月视察西藏过程中,都对西藏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出了系列重要批示和指示,这为西藏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重点方向。西藏民主改革后,中国共产党从西藏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西藏民族工作,终于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得以最终确立,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有效地解决了西藏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营造了国家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局面。十八大以来,西藏与全国一道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西藏各族人民坚定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团结一致、勠力同心,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践进程。本论文可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本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论证,包括选题背景和来源、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主要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概述,梳理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历程、考察了其主要内容及其在我国得以实行的成效。第二章主要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这一特定民族地区的实践历程、确立与发展等问题进行历史性梳理。第三章对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践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同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层面来论述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践成就。第四章主要是对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考察。第五章主要是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健全完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增强各族群众中华文化认同、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一系列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的对策和建议。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后续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关键词： 俄国   地方自治改革   地方自治机关条例  

摘要： 1864年1月1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颁布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关于省级和县级地方自治机关条例》,标志着地方自治改革正式在俄国范围内实施。该法案作为地方自治改革的法律依据,对整个改革过程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研究1864年俄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探究该法案出台的背景、颁布、实施和修正的过程、法案的主要内容以及法案实施的影响。引言部分主要包括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写作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与特点的基础上,对1864年地方自治改革法案进行详细研究,以期丰富我国对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研究。第一章主要分析1864年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背景与动机。首先,俄国在地方管理方面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其次,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迫使俄国政府进行农民改革,农民改革又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进一步促使俄国政府实行地方自治改革以改善社会现状;最后,在思想层面,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地方自治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之,地方自治改革作为废除农奴制后的配套方案,是俄国政府为整合社会各阶级各派别、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根本利益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第二章详细阐述1864年俄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的颁布过程、主要内容及其修正过程。法案起草期间,先后由Н.А.米柳京、П.А.瓦卢耶夫和М.А.科尔弗提出各自的改革方案及修改意见,最终经国务会议讨论决定形成1864年地方自治改革法案。法案明确规定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机构组成、职权范围、工作制度及问责制度。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对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做出修正,最终形成1890年地方自治改革法案。第三章主要分析1864年俄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实施的影响(包括其教育、医疗、农业及其他方面影响),详细论述地方自治机关对当时俄国国民教育的普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及地方经济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本文对1864年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出台背景、颁布、实施与修正不同阶段进行论述,并对法案的内容与影响进行分析。通过一系列研究,最终明确该法案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地方自治改革从始至终为俄国政府服务,无法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关键词： 授权立法   立法权转授   禁止权力转授   法律保留   立法法  

摘要： 作为授权立法的一种特殊形式，立法权转授是指立法者将经由授权获得的立法权部分或者全部授予其他主体的行为。西方法治国家有“授权的权力不能再转授”之法谚，对立法权转授严格控制。禁止权力转授的理据在于，权力转授辜负了授权者的信任，有违职权法定原则。立法权的转授还会带来不同法律文件之间效力的混乱，引发低位阶立法掏空高位阶立法的风险。我国《立法法》第12条确立的禁止立法权转授原则仅限于禁止国家立法权的转授，并不适用于其他层级的立法权转授以及法条授权立法的转授。立法权转授是我国法治实践中值得关注的一类现象，它已经对罪刑法定、税收法定和法律保留等形式合法性原则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为将立法权转授纳入法治轨道，立法者应考虑扩大禁止立法权转授的适用范围，限制立法权转授的层级和方式，同时完善跨层级授权立法的制度通道，并将立法权转授纳入备案审查和法院附带审查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