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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少数民族   民族区域自治   实践  

摘要： 1947年,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中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和实施。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了重大成就。尽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但它仍不愧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 地方政府规章   立法权限   立法法  

摘要： 《立法法》修正后,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权限受到很大限制,在制度设计、制度创新、调整领域布局等方面陷入发展困境。要摆脱这些困境,主要有三种路径可供选择:从自律的角度,规范地方政府规章立法权限的行使;从解决当下实际问题的角度,做好地方政府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权限衔接;从立足于长远发展的角度,寻求地方政府规章立法权限的空间。

关键词： 人大常委会   人民代表大会   立法权   法规草案   主导作用   立法计划   立法工作   青海省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近日,作者本人带领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法制委员会的同志到省内有关地区,通过调研、座谈、走访等方式了解了具有立法权的市州县人大发挥立法主导作用的情况,并对本届省人大常委会发挥立法主导作用情况归纳梳理、总结经验、剖析问题,形成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 地方立法权限   上位法   地方组织法   地方性法规   地方立法工作   行政法规   立法质量   法律规范  

摘要： 现在有一种不适当的认识,只要讲到加强某方面工作,不论有无上位法,也不考虑现有法律规范是否健全,就急于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似乎有了地方性法规,就有了社会控制手段,相应的本领域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陷入一种言必称立法的泛立法主义误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这对新时代地方立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979年制定的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地方立法权。

关键词： 立法权限   立法主体   利益集团  

摘要： 我国地方立法权的授予和扩容是缓慢渐进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从"较大的市"到"设区的市"两个阶段。我国区域性差异巨大,地方立法的"碎片化"容易影响国家法制的统一性,还会出现立法权限的模糊性、强政府主义、利益集团倾向。本文认为必须构建立法备案审查制度,厘清地方立法的权限,遏制强势政府主义,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自治   发展型自治   自决型自治   多元文化自治  

摘要： 国外模式难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不同于西方但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各族同胞利益的发展型自治。发展型自治区别于源于西方的自决型自治和多元文化自治,主要体现在民族自治的核心、着眼点和方式等诸多内容的不同。民族自决只是民族发展的方式之一,"自决成本"高昂且未必有效,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型自治是"增量自治",并尝试走出"文化的冲突"之困境。理解发展型自治的特色和意义,可避免对其误解。

关键词： 民主集中制   教学   人民代表大会   政治生活  

摘要： 民主集中制是《政治生活》第五课的教学难点。在以往的教学中,部分教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将民主集中制分解为民主制与集中制两个部分来理解。笔者在本文中尝试引入政治学界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溯源的一些经典成果来纠正这个误区。

关键词： 制度变迁   潘查亚特制   联邦制  

摘要： 潘查亚特制即“五人长老会”,是印度最为古老、分布最为广泛的传统农村组织制度之一。印度独立后,潘查亚特制被纳入1950年印度宪法,但该宪法并未对其具体实施细则进行规定。直到1992年,印度联邦政府才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正式规定潘查亚特制度的实施准则。通过对封建时期与殖民地时期潘查亚特制的变迁进行分析,本文首先明确了传统潘查亚特制中种姓观念的内容,并指出在印度建国前潘查亚特制的特征,即其非稳定性与观念的复杂性。通过上述历史研究,本文明确了潘查亚特制度在印度建国时未被废除的原因,并指出了这种复杂观念与联邦主义的冲突必然会导致联邦制与潘查亚特制的冲突。以此,本文确定了联邦制作为研究潘查亚特制度变迁的自变量。1950年,由于外部政治权力的作用与历史的偶然,联邦制与潘查亚特制被印度宪法共同规定为印度的基本政治制度,而联邦制是潘查亚特制设计的重要基础。潘查亚特制度与以联邦制为基础的外部制度体系相不兼容,这迫使潘查亚特制度进行变化以缓解矛盾。在潘查亚特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联邦制作为影响变迁的主要政治行为主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通过观念与政治权力两方面对潘查亚特制变迁的曲折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发现了联邦制在潘查亚特制变迁前后两个阶段所实行的不同策略。从1952年到1964年,联邦制主要通过争夺政治权力获取制度制定的权力。从1977年到1992年,联邦制主要通过联邦主义观念吸引政治家对潘查亚特进行改造,并选择推广其中更符合现实需求的。最后,本文对联邦制与潘查亚特制的两种相互作用方式进行对比与评价,并探讨联邦制这两种不同的策略如何造成1950年与1992年潘查亚特制度的差异。

关键词： 全国人大常委会   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立法权限   授权立法   授权监督  

摘要： 税收立法权是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和公民财产权的重要国家权力,而我国大量的“税法”却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授权国务院制定。由于授权决定的不规范和授权后缺乏有效的监督,形成我国税收立法以行政立法为主的局面,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实际上,国家对规范税收立法十分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更是将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单列一项,并列举了设立税种、确定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属于税收基本制度。伴随着税收立法权的回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承担起国家税收立法的任务,而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国立法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它的立法工作直接关系到中国立法的全局。为了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出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时间表,届时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暂行条例都将上升为税法。鉴于税收立法在我国并不属于绝对的法律保留项目,在未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然可以授权国务院进行税收立法。作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的真正含义,不是一刀切地杜绝税收授权立法,而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谨慎授权的基础上,加强对国务院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使税收立法工作在法制的轨道内进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税收立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限是国家税收立法的核心。一方面,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只召开一次,会议期间很短,留给立法讨论的时间非常少,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立法问题。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的另一立法机关很自然地承担起了我国大部分的立法工作,将来的税收立法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税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往往增加了立法机关进行税收立法的难度,而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又需要及时制定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造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不授权国务院进行税收立法的局面。有授权就应该有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对国务院的税收授权立法进行监督,从而保障我国的税收授权立法工作在人大的主导之下进行。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我国的税收立法工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限,有利于划分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税收立法界限,便于开展税收立法工作,实现税收法定原则。本文结合我国四部《宪法》和新旧《立法法》的规定,从税法的制定权、修改权、解释权和监督权四个方面分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税收立法权限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之间的税收立法权限模糊;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能有效行使税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的税收立法决定不规范;以及缺乏对授权立法的有效控制和监督等。作者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通过剖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利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结合国外税收立法权限划分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主要包括:借鉴国际税收立法的经验;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税收立法的主导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这些措施都是希望在现有法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规定,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为我国真正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保驾护航。

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   地方性法规   宪法修改  

摘要： 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赋予我国所有“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以平等的地方立法权,是我国立法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具有地方社会治理过程的革命性意义。面对这一重大立法变革,本论文从两个方面予以关切:一是采用历史分析方法与比较分析方法,对“较大的市”到“设区的市”立法扩张的演变与缘由进行研究,重点分析说明“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范围及限制问题。通过分析,可以看到,一方面我国地方立法主体大为扩大了,这种扩张不仅具有合宪性,关键在于适应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是国情所在,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这种扩张也是有限制的,基于《立法法》第七十三条明确的规定,“设区的市”立法范围是有限的,就地方立法（尤其是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而言,问题转变为如何理解《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的立法范围的界定与限制。二是从“设区的市”立法权行使的实践层面而言,本文以实证研究分析法发现,“设区的市”立法权具体行使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实践困境。大量的统计数据显示,实践中“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所涉及的事项范围较为有限,地方立法规范性有待提高且地方特色不明显。这与地方立法人才短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行使范围不明确以及对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性质和标准没有统一的认识密不可分。对此,在强化立法本意解读,强化立法观念认识同时,国家和全社会应当鼓励各设区的市在各自立法权限范围内积极立法,争取在实践当中解决立法实践面临具体问题,而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地方立法权在地方社会治理、地方积极性发挥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