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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自治州   自治立法权   自治权  

摘要： 我国自治州作为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制定自治法规,30个自治州对自治立法权的行使也较为充分。2015年《立法法》进行了修改,赋予自治州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但是法律并未对自治州可以行使的自治立法权和一般地方立法权的范围进行划分,由此使得自治州在进行立法时对两种立法权的选择缺乏标准,引起一定混乱。自治立法权经过多年实践,其行使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而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仍未明确有关自治立法权方面的规定,这不利于自治立法权的有效行使。自治立法权是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为其他自治权的行使提供保障,以此不断促进自治州的发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落实。为了自治州立法工作顺利开展,自治立法权可以获得有效行使,采用历史研究法、实证分析法等方法研究自治州行使自治立法权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自治立法权和一般地方立法权的选择问题、出现越权立法情况、自治立法质量不高,通过分析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立法权限不确定、监督制度设计不合理、公众参与较少、立法能力存在不足。面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当确定自治立法权限、推进民主立法、提高自治立法质量、完善自治立法监督制度,从而促进自治州自治立法权的充分有效行使。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   法制基础   再认识  

摘要： 我国拥有众多的民族,而为了更好的管理,需要制度的约束,所以就有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众多民族当中,汉族的人口数量是最多的,其他民族的人口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他们被称为少数民族,正是因为我国存在众多的少数民族,所以才有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为了便于国家的管理。国家能够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更好的去管理各个民族,让我国能够实现统一的宏伟目标。因此,可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实就是针对少数民族的,能够让他们在国家统一管理的制度之下,在他们民族的聚集地设置一些机关来行使自治权,这些少数民族就可以通过自己当家作主来管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在1984年就已经制定,成为基本的法律,并且内容包括了很多个方面,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也规范了中央以及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含了民族与其自治地区之间的关系。本文就民族区域自治法治基础的再认识做简要探讨。

摘要： 近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拟规定,物业服务人员不得强制业主通过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方式使用共用设施设备。据悉,若修订草案通过,杭州将成为国内首个立法对小区人脸识别作出规范的城市。杭州率先响应民众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担心作出相应规制,值得其他地方学习跟进。

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   运行机制   轨道交通  

摘要： 2015年《立法法》修改全面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个方面的立法权。在将近四年的实践过程中,一些设区的市制定出了很多符合地方实际需要的地方性法规,推动了地方的法治化进程。但是,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实际运行状况如何?这需要进行经验总结和实践反思。徐州市是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2018年徐州市启动了地方轨道交通立法规划项目,历经一年,《徐州市轨道交通条例》于2019年出台。《徐州市轨道交通条例》立法是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运行机制的个案代表,内含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的运行机制。通过对徐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徐州市交通局、徐州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调研,以《徐州市轨道交通条例》制定过程为例,在比较分析江苏省其它地区轨道交通条例立法的情况下,可以发现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运行存在以下问题:地方立法人大主导性不强、地方立法出现趋同化现象、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度不高、地方立法监督机制不完整。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运行过程中出现上述困境,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大主导的地方立法在实践中演变成了地方政府主导立法;二是地方立法主体能力欠缺;三是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不健全;四是地方立法评估机制不健全。针对以上原因,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完善:一是进一步健全地方人大主导地方的立法体制,真正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设区的市人大要提前介入到法规草案起草阶段,设区的市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激励机制保障人大对地方立法的主导权。二是精准聚焦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搭建专业性人才队伍避免法规趋同化现象、避免地方立法中的不必要重复,同时突出地方特色。三是完善公众参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制。通过加大立法宣传力度,拓宽公众参与立法渠道,建立民众参与立法的激励机制。四是加大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监督力度。完善现有的立法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建立立法前以及立法后的评估制度。

关键词： 乡村治理   国家建构   三民主义  

摘要： 回首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乡村问题一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传统时期中国的乡村治理是一种简约治理,即国家虽然能够集中权力,但却难以在基层实施,对乡村的控制方式局限于简单的纳税、征兵。中国在20世纪迈入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开始了现代国家建构之路,传统治理观念也发生相应改变,开始重视对基层的控制,表现为通过对乡村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使历史悠久的乡村社会融入现代国家建构。本文聚焦20世纪30年代这一乡村治理理念关键转型的时期,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几种乡村治理进行描述、分析和比较研究,从中寻找推动乡村治理的新途径。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在人口数量庞大的乡村,更是面临金融枯竭、绝对贫困、天灾人祸的多方危机。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乡村,社会各界开始了复兴农村的探索。其中,南京国民政府、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及广西新桂系主导的乡村治理实验颇为引人注目。本文以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资料为依托,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再现20世纪30年代乡村治理实际情况。第一章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了解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从而寻找本文的创新之处,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从共性背景和微观背景来分析20世纪30年代乡村治理兴起的原因。首先从宏观角度入手,分析20世纪30年代乡村治理的共性背景。然后从个案研究入手,分别考察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建设派、新桂系开展乡村治理的背景。第三章对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情况分节进行论述,并对乡村治理的效果进行考察。第四章从治理主体、指导思想、治理内容侧重点、治理方式与手段、治理路径、治理成效几方面对南京国民政府、梁漱溟以及新桂系开展的乡村治理进行比较。经过客观考察,文章得出结论,这三种乡村治理模式都没有成功解决乡村危机。20世纪30年代乡村社会并不是利于民主自治制度发展的土壤,反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是乡村社会进步阻力。在这样的环境下,乡村治理和现代国家建设好比高屋建瓴。同时,缺乏革命勇气的知识分子和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政府与地方势力也无力改变社会环境,这便注定了这一时期乡村治理失败的结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失败都是对解决乡村问题的勇敢试错。当下乡村治理应该吸取教训,从提高自治,完善法律法规,加强道德文化建设等方面出发,构建一个适合乡村土壤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 加拿大   联邦主义   立法权分配   宪法   司法审查  

摘要： 加拿大是一个宪政立国的联邦政体国家,联邦主义、立法权分配和宪法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加拿大司法体系的特色。加拿大的宪法司法审查主要有三个原则:"法律本意"原则确定法律的合法性;"司法管辖权豁免"原则确定法律的适用性;"联邦最高权威"原则决定可操作性。加拿大的宪法司法审查在立法权分配中起到关键作用,对立法权分配的研究有利于地方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创新。

摘要： 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继续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列。这既是总书记对全区2500万草原各族儿女寄予的厚望,也是自治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动指南。内蒙古作为"模范自治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不移地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继续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列。

关键词： 西班牙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加泰罗尼亚问题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多民族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协调族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已为不少国家所采用。西班牙《区域自治法》实施四十年以来,有效的缓解了国内民族关系的紧张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和解。然而,近年来西班牙国内民族问题不断,少数民族问题如加泰罗尼亚地区、巴斯克地区民族问题的不断涌现都显现了西班牙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计缺陷,亟需西班牙中央政府尽快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革新,更有效回应当地少数民族的自治诉求。

关键词： 地方立法权   设区的市   立法   权限范围  

摘要：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要依法赋予我国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的权力。以此次党的会议为背景,国家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修改,并于2015年3月15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修正案,在该修正案中,规定了我国所有设区的市都享有地方立法权,但也同时对该地方立法权进行了限制,并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当地的综合情况,设定设区的市取得立法权的具体步骤和时间。基于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修改,我国的立法体制以此为契机,迎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标志着我国立法史上从此增加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地方立法权的主体得到了扩大。自从设区的市取得地方立法权限以来,掀起了设区的市进行地方立法活动的热潮,不少设区的市通过制定地方立法来管理地方事务,给当地的社会带来了诸多的利处。但是,法律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的规定不尽完善,导致设区的市在进行地方立法活动时,暴露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旨在明确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的范围,让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关在进行立法活动时可遵规矩,可成方圆,做到职权内立法,不越权立法,保证我国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使得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协同发展,共同为法治社会服务。本文从学理角度出发,通过引言对本文研究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列明了国内学者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的一些研究现状,随后立足于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予以介绍并分析,以明晰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同时提出了现行法律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规定存在的不足之处,并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本文主要阐述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概述,阐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概念,讲述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介绍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发展历程,并指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扩大地方立法权的基本动因。第二部分首先了梳理现行法律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的规定,并从设区的市纵向立法权限和横向立法权限进行分析,同时论述了法律对设区的市地方政府规章的特别规定,其次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与其他立法主体立法权限进行界分,通过其对比与其他相关的立法主体立法权限之间的区别,来明晰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最后论述了不抵触原则的适用问题,使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到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的法律规定。第三部分着重介绍了我国法律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规定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内容:第一,我国法律对设区的市可设定地方立法的三类事项范围较为模糊,导致在地方立法实践过程中存在困难;第二,现行法律对设区的市可设定地方立法的事项范围与原先较大的市地方立法事项范围相比得到了缩小;第三,地方政府规章涉及到的行政措施概念模糊,导致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在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之时存在困难;第四,地方立法能够进行规范的地方性事务范围存在模糊之处,使得设区的市在为了地方性事务的需要而在权限范围内制定地方立法时存在困难。第四个部分针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规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包括通过制定详细的规定以明确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扩大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范围,明确地方政府规章涉及到的行政措施概念以及明确地方性事务的范围四个方面的内容,并希望通过这些建议以求明确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解决设区的市在制定地方立法时所存在的困难,促进地方立法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监察法   国家监察委员会   监察法规   立法权   法律地位   法律位阶  

摘要： 作为在全国范围内监察领域施行适用的具有普遍拘束力的一种法规范形式,监察法规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是监察法律和相关法律实施的重要方式,也是纪检监察领域党规国法衔接协调的重要桥梁,其制定蕴含着两大价值目标:效率与公正兼顾和人大制度之下监察系统一体化与监察官独立办案相结合。通过研究监察法规与狭义法律、各类法规(监察法规自身、既往行政监察法规和其他法规)以及法律解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监察解释)等之间的位阶关系和衔接协调机制,可以明确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并确立"(宪法→)监察法律→立法解释→监察法规→监察解释(→监察规范性文件)"的监察法规范体系。监察法规的法治化路径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主体限定层面,国家监委是唯一制定主体;对监察立法与监察规范性文件作严格区分内容限定层面,厘清监察立法的保留事项,确定监察职权立法的界限;程序规制层面,引入必要的沟通与协商机制,进一步关注决定与公布程序,明确监察法规解释的主体、程序及其要求,尽快制定《监察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监督机制层面,从审查程序的启动、过程和意见处理三个方面构建合宪性及备案审查机制,及时修改《立法法》和《监督法》。据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将监察法规切实纳入法治轨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下形成并完善监察法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