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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   立法权限   立法权配置  

摘要： 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带来了地方立法权限的重大变化。它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并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其权限范围进行了限定。设区的市人大应当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等事项”范围内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是“三类事项”以及“等”字的内涵,具有概括性与不确定性。这影响了设区的市人大立法事项范围的明确性,成为了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不同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是影响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范围明确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而言,它既包括了纵向上设区的市与省级立法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也包括横向上设区的市人大与其常委会、设区的市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的权限划分。由此,对以上两个方面问题的厘清,才能够更加全面地界定设区的市人大的立法权限范围,为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的行使划定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本文以《立法法》第72条之规定为切入点,基于法律文本规定,结合立法实践。通过梳理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的基础理论,厘清本文涉及的“立法权”、“设区的市”等关键概念。探索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的发展历程,分析赋予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为接下来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范围的进一步探讨提供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权限范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与自己观点相匹配的完善建议。结合当前立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立法法》所规定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等三类事项”能够满足当前设区的市立法需求。希望通过法律解释,对“三类事项”的内涵予以明确,并对“等”字作“等内等”的解释。在纵向权限范围上,通过合理使用不抵触原则以及完善立法规划协调程序,尝试提出构建设区的市与省级立法机关权限划分机制的设想。同时,通过地方立法权限的进一步配置,明确设区的市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的权限划分。从而,为设区的市人大立法活动提供明确的权限范围。这有利于促进设区的市立法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立法质量,完善地方立法体系。

关键词： 民族自治   国民政府   内蒙古   蒙古族精英   地方自治  

摘要： 中国近代少数民族自治制度探索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基本宗旨是通过确立王朝帝制部落自治转变为民族国家政区治理的具体形式,重塑单一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从抗战胜利至制宪国大期间,国民政府、知识界、行省当局和蒙古族精英就内蒙古自治问题展开了反复争论,形成了盟旗等于省县的蒙汉联合自治、分省蒙旗自治、脱省联盟自治和废省联盟自治四种代表性主张,焦点是盟的行政定位问题,表面上是蒙汉民族矛盾,本质上是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两种理念的对立和融通。国民党虽然把握了内蒙古地区是各民族杂居共有而不是一民族独有、自治是各民族联合自治而不是一民族独治的现实性,但不能突破行省的制度局限,无法协调"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结果加速蒙古族精英的离心倾向。战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争论,客观上为中共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施行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联合自治提供了重要参考,体现了自治和统一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和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走上了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正确道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得到成功实践。

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三大基本制度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治理方式.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广阔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针对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特点,在管理民族事务的过程中我国创造性的使用了该项制度.

关键词： 税收立法权   地方税   房地产税   税收法定  

摘要： 税者,国之本也,税收是治国之根本,法治是治国之利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健全地方税体系,而税权是地方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环。税收具有聚集财力,调节社会公平之功能,税收谓之政府的奶娘。地方税体系是财税领域改革的重大事项,但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故税收职能的发挥一度受到抑制。即使十一五规划提出,财力与事权要互相匹配,但健全地方税体系的改革思想一直到十二五时期才首次提出来。从那以后,地方税体系的目标才逐渐明确。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后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相继提出要完善地方税体系。2014年提出的税收改革总体方案更是奏响了我国新一轮财税改革的乐章,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无疑成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领头军。分税制改革的要旨在于解决中央和地方存在的财力不协调关系,协调央地财政关系,努力构建的中央以及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是要符合权力与责任明晰、事权与财力达到和谐以及地区之间发展均衡。授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有利于形成“责、权、利”相统一,激励政府积极履行职务,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质量,增强政府的“造血”能力,对于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税收立法权配置不合理为研究对象,从多个视角研究地方税收立法权存在的法理基础和规范依据,并结合域外国家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模式,借鉴其经验做法,进而提出完善我国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改革设想。除了引言外,本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对税收立法权的理论进行梳理。首先界定税收立法权的概念、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概念及特征。其次从公共产品理论、广泛的民意基础、尊重地方主体地位和国家权力分配理论分析并论证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法理基础。第二部分主要从必要性和可行性来介绍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从资源优化配置、央地财政关系失衡、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和完善地方税体系阐述其必要性;从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宪法依据、税收法定不排除纵向授权立法、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不存在立法法上的障碍来论证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可行性。第三部分为税收立法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法律规定和现实考量介绍在税收立法权配置体系中,中央税权大于地方税权,中央在税权上起到主导作用,鉴于我国在税收领域长期以来采用行政立法为主,地方只是针对某些税种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税收征管权,至于立法权而言,地方是没有此权力的,为了照顾地方需要,地方最多拥有在部分税种的实施细则制定权、税率调整权和税收减免权,税收权限十分有限。其次指出目前我国税收立法权存在问题:税收立法权的划分没有法律保障,划分层次低;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不明确;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于中央。第四部分为域外税收立法权的模式分析及经验借鉴。主要对联邦制的美国和德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地方税体系的特点展开分析,归纳和总结了不同类型国家在税收立法权上所具有的共性和差异:坚持税收立法权由中央主导;严格遵循税收法律主义;地方在税收上享有一定的立法权。通过结合国外税收立法权划分的实践经验,进而总结出可供我国税收立法权改革借鉴和启示。第五部分为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改革设想。首先提出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应遵循的原则: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原则;税收法定原则;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原则;其次提出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对策建议: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具体实施路径包括地方不享有税种开征权、赋予地方适度的税率和税收减免权、地方税收立法权应赋予省级立法机关;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加强税收制度的法治化;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应做到中央兼顾地方;通过民主协商和预算公开对税收征管权进行监督。最后以房地产税改革为例下放税收立法权作为结尾,提出在房地产税制设计时,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房地产税法》以及基本规则,进行框架式立法,并设计税率和税收减免的幅度空间,允许地方在税率和税收减免的幅度空间内享有自主调整权,以尊重地方的财政自主。

关键词： 城市化   地方立法   历史变迁  

摘要：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四十年间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众多需要通过地方法律规范来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也为地方立法的发展提供了愈加广阔的空间。观察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地方立法权历史变迁,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城市化进程与地方立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设区的市拥有地方立法权,将对城市的依法治理能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窝藏   包庇   出罪   期待可能性   中立帮助行为   合宪性解释  

摘要： 我国刑法中的窝藏、包庇类犯罪,主要包括:窝藏、包庇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包庇贩毒犯罪分子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1)等。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对近亲属(2)间窝藏、包庇行为特别豁免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却不断涌现出以此观点为裁判要旨的案例,有案例可查的做法是将近亲属身份作为认定犯罪情节轻微的依据,据此在量刑上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宣告缓刑。近亲属间窝藏包庇行为能否出罪,关键在于刑法应否设置亲属豁免权条款,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法学界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目前,刑法中应该增加亲属豁免条款已逐步赢得学界的共识。然而,立法论者二十几载连绵不绝的呼吁并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回应,亲属豁免权制度始终未能落地,通过变法解决问题的路径依然任重而道远。司法实务中不断涌现出采纳亲属豁免理念的案例,但是,由于对于该类犯罪如何出罪,还没有形成一个获得广泛认可,能够普遍适用的标准和根据,导致司法实务中此类行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不一,量刑畸轻畸重、同罪不同罚的现象并不鲜见。针对前述乱象,本文提出,尚未制定法律并不意味着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既然立法的道路走不通,那么可以从法教义学角度进行思考,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探索窝藏、包庇类行为的出罪路径,从而让亲属豁免权的理念在刑事裁判中发挥实效。近亲属间窝藏、包庇行为的豁免存在法哲学依据,实现近亲属间窝藏、包庇行为的出罪,有利于我国古代“亲亲相隐”法制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当今世界东亚、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刑法中普遍确立了亲属豁免制度,我国最高司法机关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包含亲属豁免理念的司法解释。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出发,期待可能性理论和亲属豁免权制度都体现了对脆弱人性的同情,两者相契合;中立的帮助行为理论可以用来评价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帮助行为,二者可以被援用作为此类行为罪轻或者出罪的依据。然而此两种纯粹的刑法理论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很有限的,若要确立一个更强有力的出罪模式,还需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寻找依据。刑事裁判需要遵守一国整体的法秩序,这种法秩序不仅包括刑法,也应包括宪法,对于刑法的理解和适用也应考虑宪法的基本决定。当刑事案件涉及到家庭因素时,对于刑法罪名的理解和适用还应遵循宪法中婚姻家庭和保障人权的条款。由此本文提出,援用当前学界方兴未艾的合宪性解释方法进行说理论证。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与现代的亲属豁免权制度,背后的理论内核是相同的,即公权力应该在家庭权面前保持谦抑姿态。中华民族比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重视家庭和亲情,应该基于这种特殊的国民性去理解当今宪法中保护婚姻、家庭的条款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综上所述,法院在审理近亲属间窝藏包庇类案件时应该依据前述宪法条文的原则和精神对相应的刑法条文作出解释,这里就运用了合宪性解释方法。本文提出,合宪性解释方法可以成为近亲属间窝藏、包庇行为出罪的更为合理、适用性更强的新路径,恰当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可以增强期待可能性理论和中立帮助行为理论的说服力,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找到论证说理的法律依据,更大程度上实现该类行为的出罪。

关键词： 共谋共同正犯   单一制共犯论   区分制共犯论   实行犯基准处罚论   实行行为基准论  

摘要： 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是一个裹挟着诸多争议的概念框架。为了化解这些争议,需要明确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与共同正犯领域相关概念的逻辑关系。微观意义上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与共同正犯行为的实质化的现象或趋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理论关联。一方面,从一种争议现象的视角出发,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争议源于共同正犯行为的实质化,并且这一争议也必然涉及共同正犯行为的实质化。另一方面,从本体视角出发,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明确化必然涉及共同正犯行为的实质化问题。在程度性层面上,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是一种完全实质化的共同正犯概念;而在阶段性层面上,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是一种面向实行阶段、超越共谋行为的实质化的共同正犯概念。宏观意义上,为了深刻地把握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也不能脱离区分制共犯论与单一制共犯论两大系统之间既独立运作又存在耦合的理论背景。在妥善地实现对于各共犯人的定性与处罚方面,两大体系存在着共同的理论目标;同时,两大体系的区别体现于共犯人的分类模式(分工分类法/作用分类法)与核心人物的认定标准(实行犯基准处罚论/作用处罚论)两个方面,其中前者是外在的、次要的标准,后者是内在的、核心的标准。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以区分制共犯论为理论根基,从而奠定其正犯性基础;同时,在突破了形式客观说的限制之后,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自我发展又与单一制共犯论的理论轨迹出现了一定的交叉。我国学界关于是否引入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存在巨大的争议。否定论者的立场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针对共谋共同正犯概念自身的不完备性,一种是针对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与我国共犯立法的协调性。后者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考虑到我国刑法总则既出现了教唆犯等术语,具有区分制的征表,又出现了作用分类法、作用处罚论的规定,具有单一制的特征,因而如何明确上述立法态度,实属不易。这一点应当在对于我国共同犯罪制度的目的解释论的基础上予以实现。考虑到我国刑法总则对共同犯罪中核心人物的标准采取的是作用标准而不是实行犯基准,因而我国属于单一制共犯论。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得出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不能被本土化这一结论。这一点是基于我国共同犯罪制度对于区分制共犯论并不完全排斥的立法态度而论的。而得出该结论,又是基于我国共同犯罪制度对于分工分类说、实行犯基准处罚论(二者是区分制共犯论的标志,尤其后者为其核心标志)并不排斥的立法态度而论的。围绕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根基,曾经存在数种理论路径之间的争议。而实行行为基准论这一路径既能够将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再度接入共同正犯的理论体系之上,又能够相对合理地解释我国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立法现象,故应当被视为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本土化的理论路径。在德、日刑法学内部,关于共谋共同正犯概念根基的理论共识是行为支配说·实行行为基准论,行为支配说被作为贯彻实行行为基准论的理论方案。然而,行为支配说方案只是对关于构成要件实现的支配的、涉及共犯人地位、作用、主观目的与行为情境等诸要素的总和性方案,它既缺乏自己的理论重心,又没有为如何平衡上述要素之间的关系提供思路,存在不小的缺陷。而基于共同犯罪视野下,各共犯人均是投入一定资源促成构成要件结果之实现这一考虑,应当将共犯人地位作为行为要素之外的奠定共谋共同正犯的正犯性的重心。也即,对共犯人的定性便如同摆钟一般在行为与地位的两级之间来回摆动。而借助对行为主义、法益主义、意志自由主义等传统概念的重新认识和理论证成,地位支配说·实行行为基准论成为适用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理论方案,而所谓利用自身在各共犯人之间的地位,对于构成要件的实现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的共犯人,可以成立地位支配意义上的共谋共同正犯。这样,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有赖于地位的存在、地位的利用以及利用地位的故意三个要素的建构和认定。地位支配方案下的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仍然存在不明确性,应当通过类型化的方式进行消解。根据地位支配的形式,可以将共谋共同正犯划分为命令型共谋共同正犯、能力型共谋共同正犯与参与型共谋共同正犯三者。所谓命令型共谋共同正犯是指共同犯罪中某一共犯人具有对其同伙进行发号施令、指示授意的优势地位的情形。实务领域,最为典型的命令型共谋共同正犯情形出现于集团犯罪、企业法人犯罪与国家机关犯罪领域。所谓能力型共谋共同正犯是指某一共犯人相对其同伙具有技术的、职业的或者其他特定能力的优势地位的情形。该类共谋共同正犯的地位来自于其自身的外界关系或资格优势,具有不同于其他共犯人的典型特征。根据能力的来源,又可以将其划分为职业型共谋共同正犯、技术型共谋共同正犯与其它类型的能力型共谋共同正犯。而所谓参与型共谋共同正犯是指某一共犯人既不具有命令其同伙的优势,又不具有某种特定的优势,但是其参与活动同样对构成要件的实现发挥了重大作用,担当了重要机能的情形。现实中,容留性犯罪、雇佣犯罪以及望风型犯罪中共同正犯的认定存在巨大的理论与实务争议,故存在进行探讨的必要。总之,不同的地位类型决定了

关键词： 设区的市立法权   事项范围   立法体制   法治原则   立法法  

摘要： 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其中最大的亮点便是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立法法》的修订一方面迎合了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需要,对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调动地方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设区的市在行使立法权进行地方立法时也遇到诸多难题,尤其是在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界定方面,对设区的市来说是一项挑战。如何破解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及其导致的一系列立法难题,解决立法权事项范围的规范问题和实施困境,使设区的市在立法权事项范围内进行立法时有序、稳定的进行,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文章将立足于《立法法》第72条的例示规定,总结过往的地方立法经验,针对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规范问题和实施困境进行综合分析,并针对问题给出具体的完善路径。通过研讨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界定模式以及理论基础,为分析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的现实困境奠定基础。首先在理论层面,新《立法法》第72条将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设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等”方面,这种原则性的模糊表达,导致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另一方面,省级立法权与设区的市级立法权纵向立法权限不清;其次在实际行使立法权方面,由于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立法经验不足,导致出现地方立法权滥用以及地方立法单一化的困境,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立法以及立法重复等问题。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给设区的市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由于语言文字的模糊性,导致立法权事项范围不清,从而出现一系列的现实困境。针对设区的市在立法权事项范围界定时遇到的困境,设区的市应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有地方特色的指导原则进行立法权事项范围内的立法。另一方面上级立法机关以及设区的市应尽快明确界定立法权事项范围,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行使机制,发挥设区的市人大对立法的主导作用,保障公众参与渠道的畅通,加强立法监督,最终突出地方立法特色,提升设区的市立法的质量。从而化压力为动力,充分发挥设区的市立法权,将地方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关键词： 嵌入   乡村治理   基层党建   嵌入式治理   功能型党小组  

摘要：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居于关键地位。乡村社会的治理,当前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基层党组织为其顺利实现提供支持和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对乡村治理的嵌入,与农村各类社会组织实现紧密附着,在乡村治理的各个层面通过嵌入发挥着高度引领的作用。同时,基层党组织对基层行政组织的嵌入,形成了高度的资源交换与直接整合,不断的推动了党组织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实现发展。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开,农村经营方式与治理背景发生着急剧变化,加之农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对农村基层党建的方式和乡村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治理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历史变迁过程中,虽然具体形式不断的发生变化,但是其中一直突出着党建嵌入治理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的背后,则是乡村治理乃至基层治理背后所蕴含的一种政党逻辑。本文重点依托浙北L村功能型党小组的实践表达,透过当前农村基层党建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发现嵌入式治理背后的政党逻辑。在具体操作层面通过组织嵌入、制度嵌入与意识形态嵌入实现嵌入式治理,其中组织嵌入通过组织的重构、场域的扩大以及村社之间的联动,实现基础赋权;制度嵌入则通过正式制度嵌入与非正式制度嵌入相结合,既强调覆盖面又强调规范性,进而完成规范赋权;意识形态嵌入方面,在保证引领的同时促进文化认同,寻求激励赋权。而且,潜藏在嵌入式治理背后的,则是一种“赋权——整合——治理”的协同与发展,在基层治理中形成完整的政党逻辑联结。其中,赋权与整合是嵌入式治理得以顺利运转的有效辅助。最终,通过对“嵌入”在乡村治理中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发展的审视,并且根据期间所面临的问题,发现嵌入式治理的运转特征。同时,经过整体论证与深入分析发现,在政党与社会关系方面,嵌入式治理深入的改变了当前乡村治理的内部结构,在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两者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动态平衡关系,可以说,“嵌入”是能够实现二者融合与发展的重要实践方法和理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