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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阆中古城保护   地方立法权限   从无权到权力重合   反思  

摘要： 阆中古城保护的法制化进程始终与我国地方立法的发展紧密相连,阆中古城的保护历程几乎是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缩影。阆中古城是一座千年古城,其地方立法保护之破冰始于我国地方立法权的赋权,2015年《立法法》修订之后,古城保护又出现了地方立法权限的重合问题。本文对阆中古城保护之地方立法权限问题展开分析与反思,并希冀能够提出完善古城保护的相关建议。论文主干部分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论证。第一章为作为地方立法的阆中古城保护立法。首先对我国地方立法进程进行了简单的回溯,其次介绍了阆中古城概况及其文化价值,然后将阆中古城保护的地方立法历史沿革总结为曲折中的规范探索、古城保护开始走向法制化、古城保护的立法主体的增加、古城保护立法更加完善四个阶段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阆中古城保护地方立法内容上倡导性条款不足且不够细化、保护理念仍显落后两点不足。第二章对阆中古城保护中的地方立法权限进行分析与反思。笔者从地方立法权限的视角将阆中古城保护历程划分为无权而为、权限不清、有权不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和反思。无权而为的主要形式在文件治理,全面对其效力、原因、特点及危害进行分析和思考而得出不能以文件治理代替法规,应当让古城保护走上法制道路的结论。权限不清主要表现在横向的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内容本身存在歧义、纵向省、市两级事权不清晰两方面。思考存在的原因和危害得出必须对地方立法权限加以明确。对无权而为的概念和认定加以阐释,反思无权而为的原因、特点和危害。第三章回应阆中古城地方立法权限和内容存在的问题,提出包括厘清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必要性、明确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权限、敢于立法、善于立法、创新保护模式、加强地方立法的立法参与度六点建议。

关键词： 地方立法   立法权   主体化定位   限权性规制   立法质量  

摘要： 自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后,国家的立法工作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挑战。2015年《立法法》的修订将地方立法权的行使主体扩大至“设区的市”,但这次的地方立法权扩大是“有限的”,这意味着我国的地方立法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后,迎来了地方立法权又一轮新的发展期。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是一体化下的多元面向还是多元化之下的一体抉择,一直是多年来困扰地方法制建设的问题关键。综合种种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来看,地方立法权在运行中的失衡问题才是根本所在,即主体化定位与限权性规制之间的深度张力,主要体现为地方立法权行使主体的立法意识与立法能力的失衡、地方立法的功能实现与地方立法权规制之间的失衡等方面。然而,地方立法权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社会习俗等人文因素与地形地貌、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地区之间的法制建设和发展差异日趋明显,国家立法的普适性受到了严重阻碍的同时,即使在将地方立法权进行不断的扩容后,仍然无法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反而形成了地方立法泛滥等现象。所以,地方立法最首要的问题不在于权限的扩张与限缩,而在于地方立法权本身,如何促进地方立法健康、高效、高质量的运行,对于解决地方立法目前存在的越权立法、重复立法、抄袭立法、政绩立法等困境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对地方立法基本原则的再解读,厘清地方立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内涵和地方立法边界。合宪性、合法性标准与央地立法权限的细化将会为地方立法权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立法问责制度的健全可以从内部监督权力运行过程的不规范现象,而公众参与下的社情民意反馈机制在从外部制约权力滥用的同时还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地方立法中“公共理性”的发展,从而促成地方立法权“公众→立法者→立法文本→公众”的循环发展模式,这既是地方立法权规范化运行的要求,也是地方立法在法律体系建设与宪制意义的实现中完成困境突围的根本性需要。

关键词： 村庄共同体精神   地方自治   庄园法庭   习惯法  

摘要： 对于英国地方自治的研究,长期以来备受中西方学者的关注,虽然学界普遍认同英国具有自治传统,但多是从郡自治、城市自治以及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来论及自治问题;而却忽视了当时社会最为广泛的主体——村庄以及其所属村民。在当时多重社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村庄自治是基层社会运行的常态,村庄大量事务只能依靠村庄共同体及其民众予以解决。而在这一过程中村庄共同体精神也随之而生,它既是对村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行为模式的认可同时也是村庄内部各项事务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本文以村庄共同体精神为线索旨在以新的角度诠释英国中世纪地方自治的历史演进及运行模式,同时也为英国近代地方自治的发展提供理论源流与制度变迁依据。本文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英国中世纪地方自治”进行界定的同时并论证其形成原因。英国作为“地方自治之母国”,它的形成是多种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有限王权是英国中世纪较为典型的政治现象之一,它的“不作为”为村庄自治提供了存在发展的空间;而经验主义的传承一方面使英国自治的传统得以延续,同时对于自治规则的形成与乡村司法裁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作为支配国家精神领域的基督教对地方自治的生成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在抑制王权扩张的同时对于民众自治理念的培育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部分介绍了共同体精神对村庄内部自治体制的影响。地方自治的运行需要具备三重要素——自治组织、自治规则以及匹配的运行机制。在村庄内部,庄园法庭既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处理领主与村民之间纠纷的主要场所。而习惯法是乡村自治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基于村民公共利益而形成的规范,既调整着村庄不同主体的社会行为,同时也是对乡村秩序的表达与维护。此外,村庄共同体实现对于村庄的有效管理主要凭借村官的力量,它(村官)既代表着领主的切实权益,同时也是村民集体利益的代表,这双重身份使得村官选举机制显得尤为重要。第三部分介绍了村庄共同体精神在村庄公共事务处理中所发挥的作用。面对王权力量有限的现实情况,原本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下移至基层社会。村庄共同体作为英国地方自治的重要载体,它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公共事务,如调节农业生产、开展扶贫救济以及协调领主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等,发挥了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社会效用。而村庄共同体精神作为村庄共同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对于基层自治的运行、村庄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村庄共同体模式的塑造发挥了积极而现实的影响。第四部分介绍了地方自治在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对于共同体精神的传承。纵观英国近代地方自治的发展进程,除经济、文化、宗教对其产生重大影响外,共同体精神对其塑造也发挥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村庄传统的自治规则与国家现行法律体系(普通法)相冲突时,村庄共同体精神何以从中发挥自身的作用;二是对于近代地方自治模式的影响。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日本   地方自治   地方分权改革  

摘要： 2020年1月，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境内的扩散，日本政府将疫情防控的重心由“口岸防控”转移到了“本土防控”。在疫情防控的中后期，日本地方自治体开始发挥主导作用。然而，截至2021年上半年，日本依然深陷疫情反复的泥淖，日本的疫情防控存在“战线长、效果差、疫情不断反弹”等问题。本文认为，这是日本地方分权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关系调试过程中的问题“缩影”。20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进行地方分权改革，自此不断扩充地方政府权限与财力，推动中央地方关系从“上下、主从”向相对“对等、协力”转变，减少中央对地方的干预。经过两次地方分权改革，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等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但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央与地方分工不明确、地方财政不足、中央地方行政事务过度融合等问题，暴露出日本目前的地方分权改革仍未实现其设定的初衷。

关键词： 地方立法   民族区域自治   兵团法治化  

摘要：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内容,它对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民族自治制度的集中体现,它为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持。新疆是我国五大自治区中唯一一个拥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自治地方和自治乡的地区,在其行政区域内有自治区、市、自治州、行政公署、自治县和兵团,因此选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为地方立法研究的对象十分具有代表性,同时还具有某种特殊性。本文的选题以新疆地方立法为研究主体,立足于新疆地方立法的实际考察,对我国地方立法权进行探究与学习,并通过对于新疆整体的立法框架、特色以及经验的分析与学习找出当前其在立法层面主要面临的一些挑战并寻求相对应的破解路径。要对新疆地方的立法活动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地方立法权和民族自治立法权的基本理论予以阐释,二者都是新疆地方进行立法活动的理论基础。在地方立法权理论中,文章主要分析了国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的配置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立法权的关系;在民族自治立法权上,主要分析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来源、内容和权限,并和一般地方立法权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对新疆自设立自治区以来几十年的立法工作的整体发展情况进行概述,一是新疆的省一级和设区的市的一般地方性立法活动,二是新疆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其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而对于新疆地方的具体立法成就,如经济建设、环境资源保护、社会民生及反恐维稳等诸多方面进行整理和梳理,通过对上述立法成就的分析,总结出新疆地方立法中可供其他民族自治地方进行参考的立法经验,并指出当前新疆地方立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当前新疆在地方立法方面的工作可取之处众多,但是我们始终还是要落脚在其立法缺陷上,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作为民族自治地区,新疆在立法工作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和其他四个民族自治区相同的问题,一是因为上位法不明晰所造成的立法主体的不确定性,二是由于立法程序的限制,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部门没能够充分地行使国家授予的特殊立法权,反而更倾向于运用一般的地方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这反映出地方的民族立法特色不突出这一现象。其次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角色”问题。兵团是新疆地区的特殊部分,因此在研究新疆地方立法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当考虑到兵团地位的重要性,探究自治区与兵团的关系以及兵团是否应当成为新疆地区的立法主体。针对上述问题,新疆的各地方应当予以重视,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应充分利用国家授予的特殊权力,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各项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进而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将立法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紧密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使得立法成果能够最大程度地彰显本地区的特色,而不是仅对上位法进行简单地重复。还要及时对现有的法律规范进行整理,对于不符合当前需要、过时落后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时进行修改或废止,以建立起一套科学民主、独具特色的新疆地方立法体系,为疆内人民群众权益的保护和基本实现提供坚实的法律保证。

关键词： 中央税收立法权   地方税收立法权   合理   配置   法治化  

摘要：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其关键在于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合理配置作为其中的重要命题,值得深入研究。纵观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配置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虽然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形成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的配置模式。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税收立法权配置中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出现法制化和规范化程度不高、地方变相行使税收立法权以及立法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税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关理论从不同维度为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合理配置的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主要包括税收法定主义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和公共服务理论。同时,世界上不少国家在税收立法的实践中,较为妥善地解决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立法权的配置问题,并由此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包括落实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坚持适度分权以及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基于此,本文认为,促进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合理配置,需要尽早实现法治化和规范化分权。一方面,以法律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配置模式;另一方面,要以法律形式适当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同时,应当强调保证中央主导地位,并辅之相对完善的监督机制,以充分发挥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防止地方滥用权力。另外,事权是立法权划分的逻辑起点。在考虑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配置模式上,应当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政府间事权财权的划分和改革上,根据“事权决定支出责任,财权服务于事权”的思路,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关系,以合理配置相应税收立法权,实现事权、支出责任与财权相协调。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简要说明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拾贝国内外研究成果,并就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作出说明;第二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配置的历史演进,深层次剖析现行配置模式的特点和问题;第三章着重分析税收法定主义理论、财税分权理论和公共服务理论,并阐述其在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配置中的指导意义;第四章介绍了美国、法国和日本有关制度设计,通过研究三国制度共性,总结归纳出对我国相关制度完善的启示;第五章提出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合理配置的基本设想。

关键词：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罪刑法定原则   法秩序统一性   目的性限缩解释   合宪性解释  

摘要：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说过:“信息之于民主,就如货币之于经济”。言下之意,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与社会数据化的转型,信息的价值逐渐凸显,人们对于信息的挖掘利用使得信息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但是,在这样一个网络普及的时代,公民的个人信息更容易暴露在公众的视阈下受到相关犯罪的侵蚀。于是,随着公民对提升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诉求的不断加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从《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253条之一的增设,到《刑法修正案(九)》三次草案的反思,到《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全规制,再到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的解释细化,无不体现出我国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对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及其引发的附随风险的关注。根据《刑法》第96条,“违反国家规定”仅限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但是“两高”司法解释第2条并未对“国家有关规定”的制定主体作出特别的限定,并且将部门规章也纳入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范畴之中。这一规定突破了刑法总则的规定,反映出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两大思想基础——民主主义和尊重人权主义的忽视,违背了成文的罪刑法定、严格的罪刑法定、适正的罪刑法定和明确的罪刑法定。在法秩序统一性的视野下理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原则上仍应限定在《刑法》第96条的范围内,但当行为人违反的部门规章是为了贯彻“国家规定”而予以进一步明确、细化的情况下,才能够作出该行为是否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判断,从而维护刑法内部秩序的一致性和刑法外部秩序的协调性。立法者增加了“有关”二字并非基于扩大补充规范范围的需要,而为了是将补充规范的内容限定在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有关。一言以蔽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违反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国家规定的简洁表述。法官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不能虚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是应当在司法裁判文书中明确指出,被告人违反了什么具体的国家有关规定,违反了该国家有关规定的第几条、第几款、第几项,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关键词： 设区的市   地方立法权   依法立法  

摘要： 《立法法》修订和《宪法修正案》明确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法律地位。但拓展地方立法权的同时,不应忽视地方立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为实现立法权下放的初衷,对如何完善地方立法权的运作法治方式进行探索,以保证地方立法权的良性运行。

关键词： 联合制发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合宪性调控  

摘要： 司法文件是我国文件制度在审判和检察领域中的折射,是与司法解释并列的司法治理模式。众多类型司法文件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近年来愈发受到关注,但学者们大都持否定态度,认为有损法治权威或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其中,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司法部等国务院部委制发此类文件在实践中极其常见,且因集中在刑事司法领域而使中央政法单位相互联合最为普遍,背后体现的是长期延续的政法传统;联合目的是实现跨部门、跨诉讼阶段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试图以此破除司法解释难以调和部门利益的现实困境。实践中,联合制发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制定层面存在法律依据不充分、制定主体泛化和制定程序简单等问题,在适用层面又有异化为裁判依据的现实风险,极易对法治建设形成负面影响。首先,现行法律解释体制面临严重挑战,即一级二元的司法解释体制部分消解,立法解释制度愈发虚置。其次,这些中央国家机关联合行文解释刑事司法领域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虽然增强国家机关相互配合的力度,但也消解了它们原本应适当保持的监督制约关系,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互相制约”主要是指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监督彼此执行法律是否准确。诸多学者认为,联合制发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很大程度上是最高司法机关自我保全的体现,试图以此确保前者对法律的理解能为不同国家机关遵守执行,中央行政机关则是为了权力扩张和裹挟部门利益。但事实上,此举有其规范基础、组织基础和利益基础,也对回应我国法律解释体制运行中的难题意义重大。首先,它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互相配合”原则为规范基础,以政法传统和科层制结构为组织基础,以国家机构职能配合的客观需要作为利益基础。其次,通过填补司法解释局限性和弥补立法解释经常性缺位不断获取合理性,又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防止不同权力冲突和共同贯彻公共政策过程中逐步获得权威主体事实上的认可。鉴于此,有必要对联合制发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进行合宪性调控。首先,严格限制联合行文主体和程序,限缩适用情形和强化审查监督。其次,理顺裁判论据和裁判依据的逻辑关系,规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在裁判中的援引和适用。再次,充分发挥现行法律解释体制的功能,通过激活立法解释权、联合制定司法解释等方式减少联合制发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频次。最后,强化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清理工作。文件如有长期性和稳定性,法律和司法解释应当总结吸收实践经验,并以合法形式重新表达;特定条件下必要且合法的,应暂时维持;文件失效或不合法的,应及时废止或修改。

关键词： 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立法   变通权  

摘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国家法治建设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民族自治地区推进,由于法律自身局限性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国家制定法在民族自治地区推行时总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博弈,与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产生一定冲突;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的有效行使,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行为规则相互协调、共荣共生,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权的有效实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出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的相应理论问题得到了统一、合理的安排,有关自治立法变通权的主体、表现形式、可以进行变通的范围等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变通立法的实践情况却不甚理想,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虽然广西在自治立法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无论在制定程序还是内容上均有亮点,但变通立法的覆盖范围相当有限,同时表现出立法内容单一、民族性不强等问题,为保障少数民族同胞自治权的有效实现,我们亟需找出问题成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全文共有五个部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是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的理论研究,第三、第四、第五部分是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行使自治立法变通权的实践研究。在第一部分,本文梳理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的概念,解释了为何采用这一概念,并介绍其授权性、自治性、民族性,重点明确了自治立法变通权存在的法理基础,从宪法、立法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为该权力找出法律依据。第二部分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归纳了立法法颁布实施前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在主体、表现形式上出现的变化,并解释了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及意义;除此之外,该部分还介绍了自治立法变通权的范围,即哪些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可以进行变通,哪些不能,结合立法法规定归纳出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的实施程序。在第三部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会法制办文件,归纳了近些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情况,总结出广西区内自治立法的亮点以及缺憾。随后,结合广西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变通权行使情况,明确了自治立法变通权在促进广西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以及民族团结方面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自治地方在行使自治立法变通权时存在内容单一、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变通立法民族性不强的问题,分析了问题存在的成因;第五部分针对这些问题,从提升立法机关对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壮大立法队伍力量以及增强自治立法民族性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以期推动变通立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