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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子证据   区块链存证   审查判断   立法完善  

摘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电子商贸活动和互联网人际交往活动大量涌现，有关电子证据的案件数量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则是关键一步。在我国证据法中，电子证据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实物证据，具有不依附于具体的载体、可以反复多次进行复制的特征，同时也让其在保存和传送的过程中极易被篡改或者伪造。自2008年中本聪提出区块链的概念后，区块链技术以其数据难以篡改和去中心化这两大核心特点，从而使得电子证据在司法活动中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等得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司法领域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且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区块链存证电子证据的相关立法，这是区块链存证电子证据审查中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分析当下我国电子证据司法审查判断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域外电子证据审查判断的经验，分析区块链技术与电子证据结合中，存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的问题，进而提出构建我国区块链存证电子证据审查判断的相关建议，使技术之治与法律之治相互融合，提高区块链存证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推动智慧法治进入更高层次。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对区块链存证相关概念进行介绍，结合电子证据如何审查展开说明;第二部分通过总结我国区块链存证电子证据审查判定的现状，分析当下区块链存证技术与司法领域相结合中所存在的问题，如存证平台的主体合法性问题、制定存证电子证据统一的鉴真规则等;第三部分则是结合域外区块链存证电子证据的审查现状，总结出适用于我国的经验;最后一部分主要是提出对区块链存证电子证据审查的构想，包括推定规则的适用、多方鉴真渠道的引入、完善对存证平台的监管以及统一审查规则等。希望随着区块链存证技术的不断发展，区块链存证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也能日益完善。

ISBN: (纸本)9787301342251

关键词： 刑事诉讼   上诉不加刑原则   第二审程序   抗诉利益   上诉权  

摘要：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同时也是诉讼公正、诉讼效率和诉讼效益的需要。《刑事诉讼法》在1979年颁布实施后，经过修订和完善，该原则在实务裁判中的内涵和范围边界愈发清晰。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对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了规定，但该原则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基础、价值及法律规范入手，指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规定上的缺陷，并尝试建立新型上诉不加刑原则。　　在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进行剖析后可以看出，目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上诉不加刑原则中“加重处罚”的判断标准并不一致，这就会造成上诉不加刑原则中“不加刑”概念的混乱，从而直接影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其次，我国也并未将有利于被告人的抗诉纳入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内，所以，当检察机关提起求轻抗诉时，二审法院是否可以对被告人作加重判决存在争论;最后，在我国司法工作中，仍然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检察机关更多地倾向于以抗诉的形式来对抗被告人获得了认罪认罚从宽量刑优惠后再进行的上诉行为，进而规避上诉不加刑的适用。　　因此，通过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范文本和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情况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就该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可以为上诉不加刑原则中“加重处罚”的评判设立统一标准，具体就是将一般客观标准与具体客观标准结合，对各类刑罚轻重的比较问题进行判断;其次，将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抗诉利益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将检察机关维护被告人利益的抗诉列入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范围，从而达到了正当性和合理性并存的目的。最后，在司法实践层面，应当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进行规范，杜绝将被告人上诉请求简单化地归为对认罪认罚的反悔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 非羁押数字监管   强制措施   羁押替代性措施   少捕慎押  

摘要： 非羁押数字监管是在羁押率居高不下,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手段监管有瑕疵的背景下,结合大数据的数字手段应运而生的一种非羁押新型监管方式。非羁押数字监管是在“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下提出,包含了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与无罪推定原则。区别于传统监管手段,数字化远程监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节省司法资源,提升非羁押措施的使用比例,有助于紧跟数字化司法的潮流,构建数字化刑事诉讼新格局。尽管非羁押数字监管在国内尚未形成法律规范,但是浙江杭州西湖区率先开展非羁码的试点实践,并颁布了试点规定。在最高检颁布的“少捕慎诉慎押”指导性案例中运用非羁押数字监管取得显著成效,证实非羁押数字监管实践层面推广应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从制度本身和试点现状来看,非羁押数字监管具体可分为取保候审的数字监管与监视居住的数字监管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中都存在诸多问题。在取保候审数字监管中首要的问题就是执行数字监管的主体混乱的问题。监管主体的不规范造成法律衔接过程的不规范,数字监管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此外,取保候审数字监管法律性质不明晰。由于取保候审数字监管手段与现行监管手段有一定的重叠。取保候审数字监管在法律性质上没有明晰的定位,导致数字化监管在对取保候审人员的管控与执行上出现困难,不利于非羁押监管的良好运行,这与传统监管模式的执行产生了冲突。取保候审数字监管还存在措施本身刚性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取保候审制度制裁机制不完善。在数字监管上体现最明显的是缺乏对被监管人的责任追究机制。监视居住数字监管中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救济途径不完善,被监管人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权得不到切实保障,以及数字监管技术不成熟,导致远程监视居住监管不力。除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数字监管本身各自存在的问题外,非羁押数字监管还存在监管分级依据不科学、风险评估体系不完善和审查监督程序不规范等共性问题。针对非羁押数字监管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完善路径。明确公安机关为非羁押数字监管主体,同时引入社会力量作为辅助。此外,厘清取保候审数字监管的法律性质,强调数字监管本身独立性的同时把其定位为一项辅助措施。最后要建立取保候审数字监管的违规制裁机制。加大制裁力度,从被监管人和保证人两方面建立惩罚机制。完善监视居住数字监管首先要完善相关权利人的救济途径,给予被监管人数据辩护的权利与机会。依据违规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不同程度的监管,既符合诉讼保障目标,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权。最后,完善监视居住数字监管技术体系,理论上可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体化的数据平台,分步分阶段逐步推广。通过分析非羁押数字监管存在的问题,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两个层面提出完善建议,推动非羁押数字监管在制度构建上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优化监管分级评估体系,根据被监管对象的社会危险性和逃脱风险,将各类强制力不同的监管手段高低搭配,分级使用,形成层级分明的监管体系,从而有效避免人机分离的监管真空,实现对被监管对象的全天候管理。同时还要落实对执行监管人员的检察监督,加强数字化非羁押监管的威慑力。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非羁押数字监管的稳步落实。

关键词： 墨西哥   民事诉讼   权利保护令   判例   司法改革  

摘要： 墨西哥的民事诉讼具有宪法化、法律渊源多样化、国际化、无偿化、商事诉讼程序独立化、特定案件调解前置化的特点。权利保护令强化了对公民的权利救济，但由于程序繁杂等，该制度利用率较低。联邦法院通过五个一致判决中的重复规则制定的判例对下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具有约束力。诉讼的国际化体现了后进国家跟进国际趋势的步伐，使国内法更具有时代性、开放性。免收诉讼费用为国民接近司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对具有调解可能性的案件实行调解的前置化不仅减轻了法院的负担，还能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避免重复救济的弊端。徘徊于两大法系之间的墨西哥民事诉讼制度同样面临着诸多问题，司法改革是大势所趋，一是不断完善民事诉讼制度以期实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二是扩大非诉讼的纠纷解决途径以期实现解纷机制的多元化。

关键词： 司法改革运动   旧司法人员   清理“中层”   “三反”运动  

摘要： 1952-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全方位改造司法机关、探索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部署。司法改革运动的兴起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清理“中层”运动、“三反”运动密切相关，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推动司法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司法改革运动解决了法院系统因留用旧司法人员导致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残余等问题，坚持和加强了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在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促进了新中国人民司法体系的发展，为1953年开启的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

关键词： 监察留置措施   刑事强制措施   衔接   监察强制措施体系  

摘要： 在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监察法》应运而生,监察留置措施取代“双规”成为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调查手段之一。监察留置措施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如何衔接刑事诉讼是关系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和刑事司法公正的重大命题。如果衔接过程中出现问题,不但会影响法与法的衔接,进而影响监察体制改革的大局,也会对被调查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不当侵害,从而损害法律的公信力。《监察法》对其衔接过程做了较为宏观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监察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完善了衔接流程,但仍留下了诸多空白。本文将立足司法现状,分析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转化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意见。本文首先从监察留置措施的基本理念入手,介绍了留置措施的由来以及性质争议。留置措施在法律层面被界定为监察调查措施,在理论层面也有学者认为其实为刑事强制措施。本文认为留置措施是监察强制措施,即监察委员为了履行国家监察职能,采取的强制性的调查措施。接下来介绍了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的实质以及完善两者衔接的价值。完善二者衔接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反腐败法治化和保障人权,也有利于推动“调查-公诉”程序的顺利开展。在明确了留置措施的性质后,本文探讨了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中出现的问题。首先,先行拘留作为衔接枢纽规定疏漏、功能模糊导致先行拘留期间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的标准不明,且先行拘留期间犯罪嫌疑人救济渠道不完善,先行拘留时间、地点不清。其次,退回补充调查期间,阶段定位不明,人权保障不充分、忽视对行为人的权利保障,同时“退案不退人”的做法正当性不足。最后,在互涉案件中,措施转换立法阙如,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提出对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机制的优化路径。诸如细化先行拘留法律细则,包括厘清先行拘留的定位,健全救济渠道等;规范退回补充调查中相关措施的适用,要明确退回补充调查阶段行为人法律身份,完善期间的人权保障,将“人案分离”原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完善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互涉案件中两种措施的衔接操作规范,根据不同情况决定监察主导或者分案管辖,还可以采取联合办案机制。然而,即使修改现行法律、增加路径以完善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也无法真正实现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耦合式”衔接。因此,本文提出可以探索建立监察强制措施体系。这些优化路径的局限性主要有:由于留置措施存在结构性缺失,导致先行拘留作为一种“特殊拘留”被异化为僵化的衔接工具;留置措施定性偏差,致使监察机关为了取证扩大化适用留置措施,这也进一步导致了留置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后强制措施的扩大化适用;先行拘留作为现行衔接模式的法理正当性不足。接下来分析了建立监察强制措施体系的必要性,例如单一化留置措施对于衔接机制产生诸多负面影响,这要求我们建立梯度式的监察强制措施体系;职务案件查办非常依赖口供,被调查人有很高的妨害诉讼的可能性,这些特殊的查办需求也需要监察强制措施体系;另外,《监察法实施条例》与《刑事诉讼法》的实质趋同也为体系的确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最后提出了建立监察强制措施体系的基本原则以及监察强制措施体系与刑事强制措施如何衔接的具体构想。我们可以借鉴刑事强制措施体系,设置强制谈话、留置取保、监视居住、紧急留置、留置五项措施。针对强制措施的衔接机制,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保留一定的决定权。同时取消先行拘留,对于移送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院可以沿用原来的监察强制措施,或者决定变更强制措施、甚至不采取强制措施。

关键词： 文书提出命令   司法适用   审查程序   民事诉讼法  

摘要： 当前，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改革进程之中，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据收集制度一直属于重点改革对象，尤其是在应对现代型诉讼中难免会出现证据偏在的情况发生，为解决此类问题，保障当事人应有的证明权，我国开始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有益经验，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该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项的证据收集制度，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与地区已确立较久，因此，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应运而生，其首次在我国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作出了官方规定，但内容规定得较为笼统，在此规定的基础之上，2020年5月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该制度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补充，但在实践之中该规定中仍有不足之处，还需进一步完善，因而，有必要以理论为基础，并与该制度的实践运行相结合，来对该制度的各方面进行剖析反思，以期更好的完善该项制度。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基本概念，即关于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概念界定，并对该制度从事实还原、保障当事人权利的与提高相应的诉讼效率方面进行价值分析，第二部分则是通过对比域内外法系的相关制度进行有针对性地分析与经验借鉴，对比分析的主要对象为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德日两国与我国台湾地区以及英美法系中的英美两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组成主要包括主体范围，客体范围，审查程序及违反后果，各个国家与地区对该制度的各个部分都有着不同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对其相关制度进行剖析解读，力求从中探寻出完善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有益途径，第三部分则根据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进行有关立法梳理，并对该制度在我国司法适用情况进行分析，再结合相关域外经验与该制度在我国的司法适用情况，以此挖掘出该制度在我国现存的问题，如我国文书提出义务的在适用中主客体范围过窄，义务人相应的文书拒绝权缺失、文书提出命令在司法中适用率较低、实践之中当事人与律师对文书提出命令缺乏相应了解等问题，第四部分则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相应解决建议，以求构建出更为完善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　　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设立，一方面在程序上帮助了当事人减轻无法举证的窘境，另一方面则在实体上也会有助于法官进一步地发现案件真相，维护司法公正。

关键词： 少捕   慎押   逮捕   刑事政策   强制措施   人权保障  

摘要：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包含了逮捕和公诉两个方面的政策。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实现逮捕作为诉讼保全和社会防卫措施的本质回归，是贯彻少捕慎押的前提。公检法机关在提请、批准、决定逮捕过程中，全面、严格把握逮捕条件，落实公安机关对逮捕条件的证明责任，创造听取被追诉人意见的条件，是实现少捕的必由之途。在继续对延长羁押期限进行实质化审查、深入持续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基础上，落实公检法机关依职权撤销、变更、解除强制措施的职责，切实保障被追诉人申请取保候审和申请变更、解除逮捕的权利，对于实现慎押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