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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修订   审判组织   独任制扩张  

摘要： 在我国,法院审理案件时有两种主要的审判组织形式,一种是合议制,一种是独任制,长期以来我国在审判组织适用上始终贯彻“合主独辅”的立法原则。然而,在社会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水平也在日益提高,与之相伴随的,就是法院受案数量持续增加,与此同时法官员额制的实施虽然提高了审判队伍专业化程度,但也使得有限的审判资源与案件审理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案多人少”“形合实独”等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法官员额制”等司法体制改革奠定的基础,推动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进行了逐步扩张。近年来,这些因素的不断深化是促成《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订中大幅度扩张独任制适用范围的主要原因。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将独任制扩张至基层人民法院一审普通程序,同时有条件地扩张至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程序,打破了我国长久以来将审判组织与诉讼程序强制性捆绑的僵局,构建独任制与合议制更加合理的分工关系,力图实现审判资源配置的优化。但是一项制度从立法修订到具体落实并非一日之功,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订的背景之下,探讨独任制扩张后在立法上及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在立法层面,本次独任制扩张对于“合主独辅”的立法原则提出了挑战,同时突破了以往立法中二审程序以审判监督为核心功能的定位。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的适用上,存在适用标准不明确、程序不当简化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适用缺位的问题。二审程序独任制也存在适用范围较窄和当事人审判组织选择权较弱的问题。除此之外,独任制扩张后还未健全审判组织转换程序、独任法官选任机制及独任制审判监督体系等相应的配套机制。为解决这些问题,对域外独任制改革逻辑和扩张适用情况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对两大法系中代表国家独任制适用的总结,可以得出一些普遍经验,他们为保障独任制顺利扩张,建立了多元化的独任制适用标准以及完善的法官遴选机制和审判组织转换程序。我国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经验,完善我国独任制扩张适用的立法规定,明确普通程序独任制的适用标准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张至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并限制普通程序独任制的不当简化,做到“减”审判组织不“简”程序。完善二审程序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并赋予当事人审判组织选择权,同时构建能够保障独任制扩张顺利实施的配套机制,进一步落实独任制扩张这一制度改革,达成在优化审判资源配置的同时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的目标。

关键词： 民法典   民事主体   证明责任   善意取得   人格权禁令  

摘要： 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实施是“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关键核心技术。两法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虽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端倪，但并无“先实体、后程序”或“先程序、后实体”之痼疾。通过强调独立性，民事诉讼法在40年前即完成形式法典化。强调独立性和能动性并弱化协同性的路径依赖逐渐生成，与民法脱钩从权宜之计内化为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底层逻辑。两法协同实施面临四重困境，具体表现为民法规范的动态化、阶层化困境，实体构成要件的证明困境，法律效果的空转与裁判效力泛化困境，民事权利保护与诉讼程序的错位困境。进入《民法典》时代，独立化与能动化愈发加剧民事诉讼贫困化，即相对民事实体法强调独立性，对于民事司法实践又欠缺自主性。“切实实施民法典”必须直面“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时代挑战。在科学配置“人案比”的基础上，亲近民法的民事诉讼立法、司法和理论转向是正确实施《民法典》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 刑事强制措施   比例原则   羁押性强制措施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摘要： 国家公权力行使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是刑事强制措施与比例原则适用场域的共同特征,对人权保障价值的统一追求、公法类别下的同源性以及与刑事司法政策的契合性共同构成了比例原则适用于刑事强制措施的坚实理论基础,而比例原则“三阶理论”对手段和目的之关系的分析则从方法论层面为刑事强制措施的应然构建提供了目的正当性、手段的独特化以及最小侵害手段适用优先等多个方面的思路与要求。总体来看,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相关法律规范和具体司法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比例原则防止公民权利被过度侵害的要求,逮捕审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造、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确立、明显下降的逮捕率以及未成年案件中逮捕慎用理念的落实均是这一正向发展态势的具体表现。但不可忽视的是,合比例性审视下拘留和逮捕的功能错位、仍处于低位的取保候审适用率以及强制措施审查程序和救济程序的不完善等均表明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在指导理念、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方面与比例原则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未来,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中的比例原则适用完善应以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具体刑事强制措施以及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程序这三个方面的合比例构建为总脉络展开,一方面,应在必要性原则的指导下实现体系化层面的适用理念更新和强制措施性质的准确定位;另一方面,应在完善具体强制措施适用条件、法定期限以及配套措施等内容的同时对旨在加强羁押适用司法控制力度的司法审查、权利救济以及程序性制裁等相关程序设计进行全面优化。

关键词： 司法改革   基层检察机关   档案人才  

摘要： 在司法改革中，检察机关完成了人员分类管理、人员转隶和内部机构改革等重要工作，对基层检察机关档案人才队伍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人员配备、能力水平和稳定性三方面分析基层检察机关档案人才队伍建设困境，并从完善人员配备、提升人员能力和完善职业保障三方面探讨其路径。

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   驳回起诉制度   适用规范   权利救济  

摘要： 驳回起诉制度，是人民法院在受理民事案件后，发现该案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作出驳回原告的起诉，从而终结诉讼程序的一项诉讼制度。其内容包括驳回起诉适用的条件、驳回起诉的时间、方式、法律效果以及驳回起诉后当事人异议权的行使与保障等。其中，驳回起诉这一诉讼行为是驳回起诉制度的核心要素，其作为一种我国民事诉讼中重要的程序性裁判行为，目的是为了终结已经开始但是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驳回起诉制度可以有效地维护司法权威，可以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促进民事审判的程序公正。自立案登记制实施以后，大量民事案件涌入法院，驳回起诉的适用率大大提高，对驳回起诉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时机已经到来。　　诉讼行为理论是驳回起诉制度的理论基石，正确识别起诉条件和诉讼要件是适用驳回起诉的理论支撑，诉的评价体系是驳回起诉制度的程序安排。从诉讼行为角度来看，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判行为，否定的是当事人的起诉权，并不影响当事人在达到起诉条件的情况下再次提起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实质上混同了诉讼要件的内容，基于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关于起诉条件的相关规定，将起诉条件与诉讼要件相剥离，将对诉讼要件的审查后置于审理程序中，从而实现驳回起诉制度功能的重构。通过对司法实务的考察和相关案例的分析，会发现目前我国驳回起诉制度的架构和运转存在一些问题。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驳回起诉的适用规范不统一，起诉条件与诉讼要件相混同，同时缺少权利救济机制。《民诉法解释》以及部分涉及到的类案审理的司法解释中有很多关于驳回起诉的具体规定，但高位阶的《民事诉讼法》中缺少关于驳回起诉的相关规定，驳回起诉的具体适用情形不太明确，救济机制不够完善。从司法层面来看,司法实务中对于驳回起诉的适用不当，且伴有法官不注重驳回起诉的释明和法官考核制度不完善的问题。　　为完善我国驳回起诉制度，保护当事人诉权，防止滥诉，缓解法院办案压力,节约诉讼资源，促进程序公正，国家可以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在立法上，应当规范驳回起诉的适用标准，将起诉条件与诉讼要件相分离，同时规范对驳回起诉的程序救济;在司法上，应当重视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提高法官专业能力，增加关于驳回起诉的释明，同时完善法官考核制度，以期推进我国驳回起诉制度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   错案预防   司法改革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高效推进这一制度的原因在于它能够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办案资源。刑事诉讼追求效率和公正,在这一改革中缺一不可,但二者的冲突在刑事诉讼中早已有之,因此,在改革之初就有诱发错案的可能性。而错案的出现,会导致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时间,不但诉讼效率难以提高,而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难以实现该制度的设立目的。而错案的预防乃至杜绝是该制度的根基,一旦底线被突破,根基就可能被动摇,甚至减损司法公信力和降低司法权威性。所以,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重要组成的错案预防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能够确保该制度的有效适用和价值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于2018年的修订中被确立,次年,最高检联合公安部等部门发布了该制度适用的指导意见,对该制度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作了原则性规定,并就当事人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细化。基于对近几年刑事诉讼中认罪错案进行样本分析,首先可以得出我国错案的大致呈现的样态,包括错案率的变化、错案的分布及错案的主要成因。其次,对刑事诉讼法和指导意见进行文本分析并结合具体案例,发现我国认罪认罚从宽中错案预防制度存在以下不足,包括:被告沉默权的缺失、被告证据知悉权的缺陷、律师帮助权的虚置以及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的不足。再次,对域外相关制度中错案预防制度进行对比,包括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德国刑事协商制度、法国庭前认罪答辩程序等中的类似制度,从而汲取有益经验。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就我国认罪认罚从宽中的错案预防制度提出如下完善建议:一是赋予被告沉默权,防止被告被强迫认罪;二是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补足阅卷制度的缺陷,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三是设置律师有效帮助机制,维护被告在认罪认罚中的合法权益;四是健全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机制,从主客观角度全方面审查,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真实。

关键词： 破产法   民事诉讼法   证据规则   程序性行为   自认  

摘要： 破产债权确认之诉案件中，各方当事人对于通知已知债权人行为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基于统一公平处理债权债务的立法目的，破产法对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及诉讼权利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根据法院中立地位、管理人职责及其与当事人角色的区别，可以明确法院或管理人通知已知债权人的行为属于履行职责的程序性行为，不构成自认，了解并掌握已知债权人所依据的清产核资报告也不适用不利证据推定规则。除破产法明确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证据规定不一致的规定外，破产程序及其衍生诉讼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证据规则。

关键词： 法律衔接   监察留置措施   刑事强制措施   先行拘留   国家赔偿  

摘要： 面对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我国于2016年正式开启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征程。经过不到两年的摸索,2018年,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在政府的推动下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工作也取得了顺利的进展。2019年,国家监察委员会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授权制定了第一部监察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监察法实施条例》)。我国积极探索监察体制改革实践、总结实践经验成果,将《监察法》中原则性、纲领性的条款具体化,为监察机关及监察人员履行职权编织制度之网。自此,我国打击公职人员腐败的力度极大增强。而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如果触犯了《刑法》,必然还要按照《刑事诉讼法》来追究其刑事责任。《监察法》实施后,我国也进行了《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此来推动两法的对接。而监察留置措施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是一项创新之举,是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形成的。它既不是行政机关的强制措施,也不是司法机关的刑事强制措施,更不是党纪处理措施,而是监察机关调查措施中独有的强制性措施,它与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性质大不相同。监察留置措施向刑事强制措施的转换在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后,并且案件调查结束后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发生,并且两者都是高强度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如果衔接过程中出现问题,不但会影响法与法的衔接,而且影响监察体制改革的大局,也会对被调查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不当侵害,从而损害到法律的公信力。本文从法律衔接的理论基础出发,对当前规制两法衔接的立法现状梳理总结,在此前提下对监察留置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衔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以此引出推进程序高效衔接的创新性建议。本文第一部分梳理基础理论,一是说明了《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两者的关联性,包括两者的法律位阶讨论和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联系与区别,二是介绍两法程序高效衔接的必要性,三是论证顺畅两法程序衔接的可行性。第二部分探讨两法程序衔接的立法规范现状,以及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案件审查调查阶段、移送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阶段中存在的不完善之处。第三部分则是相对应地提出完善问题的路径和措施。

关键词： 司法改革   人工智能   司法裁判   法官  

摘要：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了实现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和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全国各级、各地法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法院信息化,智慧法院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在司法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索。目前,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发展比较成熟的是工具化的运用。这种应用方式主要体现在对信息进行电子化处理,从而实现对审判阶段事务性工作的简化。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法官和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更加便捷地处理各类案件材料,例如对案件相关文件进行数字化处理、自动化地对案情进行分析等等。这种工具化的人工智能应用,可以使法官和司法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疑难案件上。在面对复杂案件时,法官和司法工作人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案件情况,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裁判意见。同时,这种应用方式还能够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合理优化有限的司法资源,为司法机关的高效运转提供了有力支撑。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系统在司法裁判领域的出现,既带来了方便和效率,也带来了一定的不足和隐患。在应用中,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方面,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系统存在的不足和隐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案件和涉及到人类情感等方面的问题时。其次,人工智能算法的透明度不高,难以解释其判断结果,容易导致公正性和可信度的问题。此外,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和样本的不足,人工智能算法也可能存在偏差和错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首先,应该明确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系统的辅助地位,将其作为法官的辅助工具,而非取代法官。其次,需要积极探索人机协作模式,即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与法官共同进行判断和决策,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此外,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算法的解释和可解释性,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其判断结果,并提高公正性和可信度。总之,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系统的应用价值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继续探索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领域中的应用,以提高裁判效率和公正性。同时,也需要不断加强监管和法律规范,保障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系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