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课程资源库 更多>>

关键词： 政协委员   法治中国建设   司法改革   公开听证   职责定位   诉讼制度完善   南四湖流域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  

摘要： 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迄今提交提案96件……履职近15年来,我坚持政协委员的职责定位,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有效建言献策,努力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的使命与担当。回顾履职路,我关注的内容基本都是围绕“法治中国”四个字来进行的,其中又以诉讼制度完善、司法改革为主。2022年初,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举行公开听证。

关键词： 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   权力配置   明确性原则   立法完善  

摘要： 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是指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其本质是国家立法权在行政强制措施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创造行政权力的权力。该设定权的划分核心在于对该权力的合理配置,历史上对其的划分存在着诸多争议,这些争论伴随着《行政强制法》出台,湮灭在时间长河之中,但为将来在立法中进一步完善其设定权的划分提供了宝贵经验。现行《行政强制法》有关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的规定主要存在着关键用语含义不明确、行政法规赋权过于宽泛以及地方性法规赋权过于狭窄的问题。基于明确性原则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调整,从而保证该权力的合理配置。

关键词：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法   市场监督管理   市场监管   适用规则   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执法行为   审慎监管  

摘要： 第一条: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进包容审慎监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结合四川省市场监管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第二条:在四川省市场监管领域不予行政处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本规则。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汇编  

ISBN: (纸本)9787519773489

摘要： 本书收录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至2021年12月期间公布的现行有效的全部民事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重要司法文件。

摘要： 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全面推进，各地法院根据改革要求和自身特点，探索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专业法官会议运行模式。对专业法官会议运行模式的分析，日益成为评判我国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成败的重要参数，对于助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促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跨行政区划管辖   刑事案件   司法改革   司法公正  

摘要： 管辖制度是诉讼的基础和前提,对司法顺利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司法管辖制度受到历史国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整体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司法区划重合,这导致部分刑事案件由于牵涉到地方利益而受到干预,破除司法的地方化干预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二十大提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公正的司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的司法管辖制度需要与行政区划相分离,随后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央提出对于一些跨行政区划的案件,可以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司法机关,这对我国跨行政区划管辖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发展的方向。建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与检察院是落实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管辖制度的具体体现和实践。刑事案件的跨行政区划管辖理论与实践运行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动。因此本文从我国司法改革的背景出发,全文共分为五章来阐述,具体如下: 第一章是“跨行政区划刑事管辖的概述”。本章从跨行政区划刑事管辖的基本概念出发并对外延界定,明确对于跨行政区划、易受到地方因素干扰的重大案件适合适用跨行政区划管辖。回溯行政区划与司法权相分离的历史来汲取相关经验,突破传统路径依赖,对我国跨行政区划刑事案件管辖的客观条件分析,具备改革的现实条件。 第二章是“跨行政区划刑事管辖的价值基础”。为何要对刑事案件进行跨行政区划管辖的改革?对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充分研究才能为制度发展提供更深厚的基础,本章从理论与实践角度出发,论述改革的必要性。理论价值包括实现指定管辖的集中化和维护司法的统一和公正。实践价值包括满足区域治理的现实需要和破除司法的地方化。 第三章是“跨行政区划刑事管辖的实践探索”。本章探索了跨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样态,以期通过这样的方式总结出经验和教训。以上海和北京的改革为出发点跨行政区划管辖制度的改革获得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但是受到法律不完善等问题制约制度难以获得长远的发展。同时我国的集中管辖制度是将某类案件集中到特定机关管辖的制度,也是跨行政区划管辖的表现形式之一和实践探索。 第四章是“跨行政区划刑事案件管辖之他国镜鉴”。域外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的梳理与学习能有助于推动我国创新和变革。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英美法系国家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发现这些国家跨行政区划管辖形式灵活多样,管辖的设置有完整的保障机制,需要在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加以借鉴。 第五章是“跨行政区划刑事管辖改革的路径选择”。主要分为构建跨行政区划管辖的总体路径规划、指定管辖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问题。宏观角度主要是建立健全法律规定,构建完整的诉讼层级体系。指定管辖权适用情况应当明确,尤其是跨行政区划的案件侦查阶段指定管辖的程序约束力需要明确。微观层面的相关问题包括跨行政区划管辖的标准问题、适当扩大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创新财政保障制度、提升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以及实现与其他机关的衔接。

关键词： 捕诉关系   捕诉合一   捕诉分离   司法改革   正当性  

摘要： 与检警关系、控审关系、控辩关系等刑事诉讼程序中重要法律关系所不同的是,捕诉关系所涉及的只是检察机关内部的职能行使和机构设置问题,因而包括捕诉合一改革在内的捕诉关系的调整基本上是作为检察机关的“家务事”而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个“大家长”从更好地发挥检察职能的角度单独决定。但是,这种内部性“家务事”所影响的,却又不仅仅是检察机关自身职能的行使或机构的设置,而同时外在地影响着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以及检察机关与其他司法机关特别是侦查机关的关系,因而可以说是牵检察机关内部职能或者内设机构之一发而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之全身,影响重大,这也是本文研究之意义所在。本文共有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其中绪论部分主要对选题背景及其意义、研究现状及其不足以及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进行介绍,结论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简要的总结,正文部分共有七章,从概念界定等七个层面对捕诉关系问题进行整体考察。第一章是捕诉关系的概念界定。首先,按照拆字法,对“捕”、“诉”两个子概念进行界定,其中“捕”是指审查逮捕,既包括审查批准逮捕,也包括审查决定逮捕,“诉”则是指审查起诉。其次,围绕“关系”这一概念,界定捕诉“关系”涉及职能和主体两个层面,既是审查逮捕职能与审查起诉职能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也是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部门之间不同的设置模式。最后,按照类型化思维提出制约型捕诉关系即捕诉分离(包括绝对的捕诉分离)、高效型捕诉关系即捕诉合一以及折中型捕诉关系即相对的捕诉合一这三种主要的捕诉关系模式,并且分析了不同捕诉关系模式的价值取向。第二章是我国当前的捕诉关系改革及其争议。当前我国正在推行捕诉合一改革,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本章首先介绍捕诉合一改革从提前放风、正式提出、部署推进到最终完成的过程。其次,结合捕诉合一中出现的不同机构设置形式来对捕诉合一改革的内涵予以明确,重点指出捕诉合一只是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职能的合一,而不包括侦查监督(狭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职能。再次,对捕诉合一改革所引发的争议进行梳理。最后,从背景、条件和目的等三个层面分析我国推行捕诉合一改革的原因,重点指出捕诉合一的目的在于提高办案效率和引导侦查质量。第三章是我国捕诉关系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首先,对我国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捕诉关系沿革历史,按照起步与探索、恢复与重建、发展与创新等三大阶段进行梳理回顾。其次,在梳理的基础上,总结我国捕诉关系在沿革历史中长期存在中央与地方双轨并行的外在特点,例如中央即最高人民检察院长期实行捕诉合一,但地方检察机关则多实行捕诉分离。最后,基于前述回顾和总结,分析我国捕诉关系在历史沿革中深受政治运动影响、立足检察发展实际等内在逻辑。第四章是捕诉关系的域外考察及其启示。选取意大利和美国分别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代表进行比较。首先,介绍这两个国家刑事诉讼的大致程序,特别是关于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相关程序,在此基础上发现意大利的捕诉关系大致呈现一种捕诉合一样态,而美国则是因案件和程序的不同而存在多种捕诉关系。其次,总结两国捕诉关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将审查逮捕职能配置给法院行使、实行法官保留,但两国的原因各不相同,意大利主要是因为检警一体模式,而美国则主要是因为检察机关的行政机关属性定位。最后,结合我国检察机关的定位和检警关系,论证两国的捕诉关系模式并不能套用在我国,我国由检察机关行使审查逮捕权的捕诉关系模式具有合理性。第五章是捕诉关系的正当性论证。从合法性、合理性和功利性三个角度论证不同捕诉关系的正当性。关于合法性问题,无论是实行捕诉合一还是捕诉分离,在我国既不存在违宪问题,也不存在违法问题。关于合理性问题,从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司法权的属性、权力控制的基本方式、公正与效率的博弈等角度,分析不同捕诉关系的合理性。关于功利性问题,从办案质量、办案效率、人权保障和专业化发展四个角度比较不同捕诉关系的利弊优劣。第六章是对我国捕诉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C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对象,以该院2017年至2021年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捕后不诉、捕后轻判、不捕复议复核、撤回起诉、退回补充侦查等数据作为样本和指标,同时以对该院检察官的访谈情况和相关案例作为补充,来考察不同捕诉关系模式对检察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作用和影响。第七章是对我国捕诉关系的前瞻性思考。首先,总结了我国捕诉合一模式的正当性并指出其限度所在。其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点完善捕诉合一模式的思考。最后,就我国捕诉关系的未来走向而言,提出捕诉关系模式设置的两个主要原则,分别是坚持相对主义捕诉关系观和以系统思维审视捕诉关系。

关键词： 繁简分流   小额诉讼程序   诉讼效率   福利性   程序完善  

摘要： 我国小额诉讼制度自设立以来在各法院试点已有十年之余,2021年我国在新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及2022年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中对小额诉讼程序、司法确认制度以及独任制等制度进行完善,以期达到缓解我国法院案件压力,让更多民众享受司法救济的目的。以下讨论的小额诉讼均限定在民事诉讼范围内。笔者针对修法后的小额诉讼程序是否有效发挥其作用并满足立法目的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制度这两个问题,对2021年《民诉法》修订后的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找到我国小额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第一章通过分析域外小额诉讼制度的立法价值特点,比较分析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价值定位特点。美国民事小额诉讼制度建立历史长、适用效率高,但其小额索赔法院设立之初的背景与我国建立小额诉讼制度的背景不同,前者设立小额索赔法庭以期对弱势社会阶层需要作出反应,而我国建立小额诉讼制度的背景是法院处理案件量大,简案通过复杂的程序进行审理,浪费司法资源,不利于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不同背景下各国对建立的小额诉讼制度价值偏重不同。但小额诉讼程序作为司法审判程序,具有普遍的价值的追求。笔者对英美德日的小额诉讼制度进行梳理,归纳出小额诉讼制度普遍价值追求,首先,小额诉讼制度具有普惠福利性,其次,小额诉讼制度具有较高的诉讼效率,第三,小额诉讼制度以其诉讼程序非正式化的特点弱化了司法的公正性,因此各国对小额诉讼制度给予权利保障。与上述梳理的小额诉讼普遍价值特点相比,我国现行有效的《民诉法》构建的小额诉讼制度具有偏重效率价值追求、权利保障较弱以及具有普惠民众的价值定位特点。 第二章对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数据来源包括裁判文书网、学者的调研报告、社会新闻、社会调查问卷。从全国的小额诉讼适用率看,小额诉讼程序整体适用率低于10%,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的适用率与设立时预期的30%适用率相比差距较大。从小额诉讼案件类型看,小额诉讼在处理民间借贷、物业、劳动争议和侵权责任等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民众有效解决小额民事纠纷提供了司法途径,给民众带来了切实的福利。但小额诉讼同时也被融资租赁公司和金融借贷公司利用,成为催款的工具,小额诉讼的福利性因此被侵害。在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中,调解结案率较低,仅在1%左右。在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判决书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判决书普遍构成复杂,内容冗长,不利于法官提高办案效率。各地法院对推进小额诉讼试点工作主要集中在诉前的诉讼引导、审理中的流程优化、建立微法院便利民众使用以及组建专业团队处理小额诉讼纠纷。根据社会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普及率不高,面对小额民事纠纷民众更愿意选择私力救济。如果必须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大部分受调查者在了解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的特点后仍倾向于选择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在社会新闻中笔者了解到小额诉讼程序被部分企业通过格式条款规避,部分原告难以自力收集被告信息,小额民事纠纷存在立案难的问题。 第三章笔者对上述的立法价值特点以及我国小额诉讼实践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出2021年《民诉法》修法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不足,包括小额诉讼程序设计与价值目标存在偏离、小额诉讼权利限制与救济保障不平衡、小额诉讼制度福利性不足削弱程序公正性、实践中小额诉讼制度解决民众小额纠纷乏力、法院实行小额诉讼程序配套措施不齐全。 第四章拟对我国小额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提出意见,在法定适用小额诉讼制度的前提下加强权利救济,允许向原审法院提起复审,保障诉讼当事人的救济权利。其次,强化小额诉讼制度的福利性价值,将频繁利用小额诉讼制度的企业排除在福利性之外,提高其诉讼费用。第三。提高小额诉讼程序效率,小额诉讼向非正式化审理过渡,扩大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调解在解决小额纠纷中的作用,优化小额诉讼流程、发挥现代科技力量为小额诉讼解纷助力,探索小额诉讼异步审理模式,完善法院小额诉讼程序配套措施以及加强诉讼引导。最后加强小额诉讼程序在解决民事小额纠纷中的作用,普及小额诉讼相关知识,给予民众立案协助。

关键词： 少捕慎诉慎押   强制措施   诉前羁押   不起诉  

摘要： 随着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案件成为我国刑事犯罪的绝对主体,面对新时代刑事司法对人权保障的新要求,“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全面推行恰逢其时。理论与实践中,“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依旧存在一定的完善空间。文章共分为四章,分别从概述、强制措施合理应用的障碍、不起诉效能受限的原因、政策合理应用的构建策略展开。第一章是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概述。“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从仅针对未成年人案件延伸至为保障营商环境,针对涉民营企业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少捕慎诉,再到2021年起全面推行,历经多个阶段,彰显着我国刑事诉讼理念与人权保障的进步。目前我们正处在少捕慎诉慎押制度全面推行的初期,诉前羁押率与起诉率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但少捕慎诉慎押政策适用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应继续强化。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具有天然联系,该政策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紧密的关系,刑事政策轻缓化是现代法治的方向。两政策旨在通过刑事程序与实体处理的宽缓,减少刑事被追诉人人身自由所受的不合理限制,同时减少其所受到犯罪标签的影响。刑事司法从注重打击犯罪、节省司法成本等转变为注重保障被追诉者人身自由、化解社会矛盾等。另外,通过对我国犯罪结构变化的研究以及对既往高羁押率现象的反思,明确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推行是轻罪案件成为主流后的必然选择。另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稳定适用,使得大部分轻罪案件刑事程序顺利进行的障碍较小,为少捕慎诉慎押打下现实基础。第二章是对“少捕慎诉慎押”中拘留和逮捕措施适用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分析。目前各地区诉前羁押率均有相当程度的降低,政策推行的成效显著。在实践中,“慎押”强调羁押必要性审查,而对“慎拘”的重视程度不足,长期、超期拘留现象明显,拘留措施延长的监督程序规定笼统,缺乏操作性,拘留从到案措施被异化为惩罚、促赔手段或者依据办案期限任意延长。另外,逮捕措施的适用仍有优化空间,通过诉前羁押率的横向对比,各地对逮捕措施适用的认识具有差异性,有必要进一步统一和细化逮捕的标准。目前逮捕措施适用率的降低绝大多数针对轻罪案件,综合刑罚、社会危险性、被追诉人自身情况对重罪案件强制措施适用的考量不足。另外,实务中对赔偿谅解因素重视程度过高,“以捕促赔”现象依旧存在,以程序内的逮捕手段满足程序外的目的,将影响逮捕措施适用的公平性和“少捕”的成效。应从赔偿态度、赔偿能力等角度多方位考量,改变赔偿谅解对逮捕措施适用的影响模式。第三章是对“少捕慎诉慎押”中不起诉制度现状的思考。目前,不起诉制度的繁简分流作用不明显,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立法中对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限制较为严格,使得我国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慎之又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内容与适用范围不够丰富,主体限于未成年人的特定犯罪,所附带条件的种类与内容单一,未能有效发挥其督促整改的效果。另外,互联网时代涉法舆论具有片面性,深刻影响检察机关不起诉权能的行使。我国官方与民间历来存在“重打击,轻保护”、“重入罪,轻出罪”的思想。检察机关在如今社会法治观念尚未全面深化、舆论对不起诉制度缺乏包容性的情况中,如何行使不起诉裁量权值得探索。第四章是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合理应用策略的构建。首先,在“少捕慎诉慎押”考核指标的设置上,步伐太大不可取,针对不同类型犯罪设置合理“不捕率”、“不起诉率”指标,在维护被追诉人权益与个案正义的同时,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不起诉决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其次,拘留措施是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率最高的强制措施,“慎拘”是“慎押”的应有之义,严格规范拘留适用的条件,减少拘留后再补充相关文件的情况,限制“刑拘直诉”的适用情形,避免“以拘代侦”、“以拘代罚”的现象。另外,要杜绝任意延长拘留期限的行为,加强拘留延长情形的检察监督,使拘留措施回到“到案”措施的定位上来。其次,摒弃“重罪必捕”的理念,明确“预期刑罚重”不等于“社会危险性高”,将重罪案件纳入“少捕慎诉慎押”的范围,持续优化重罪案件逮捕措施的适用。对社会危险性的量化评估应细化,理性看待赔偿谅解等要素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质化,及时纠正错捕。在完善取保候审配套措施方面,借助科技创新制度,建立不羁押风险防控联合机制。最后,优化不起诉制度。充分发挥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扩展酌定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范围并丰富附条件不起诉所附带的条件。综合个案情形,在遵循不起诉裁量权扩张规律的前提下,宜在某些社会关系修复程度高,犯罪嫌疑人再犯可能性低的案件中,作出酌定不起诉;对于需要敦促被追诉人弥补社会关系,有考察必要的案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以期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衔接,推动“慎诉”实施。另外,应规制不当涉法舆论,扭转公众对不起诉的误解,通过合法合理的不起诉决定,推动国家法律与政策

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   专家辅助人   实证研究  

摘要： 无数新领域不断兴起,使得民事诉讼纠纷中的案件事实也更加专业化、多元化和复杂化。法官在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时,仅依赖常识和经验作为基础和依据,是无法对专业性问题进行判断的。在我国司法审判过程中,法院在专门知识和专业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上,主要依赖司法鉴定。然而,司法鉴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科学技术、理论知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使得专业问题难以解决,鉴定范围也难以囊括所有问题。非法律领域专业知识的欠缺成为案件审理的瓶颈和障碍,所以亟需专家辅助人的协助,解决诉讼难题。专家辅助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官和当事人在专业问题的认识不足。我国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新增第79条,表明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正式在法律规定中确立。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新增了第83条和第84条,对专家辅助人制度相关规定进行了扩充和细化。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功能在于提高当事人的质证能力,促进司法鉴定制度良性发展,帮助法官公正判断案件事实。为更直观了解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各法院的实际适用情况,通过对法院进行访谈,分别从法院对专家辅助人的审查标准,参与程序、意见采信情况以及裁判文书中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说明进行分析。发现法院在适用专家辅助人制度时,由于立法简略,也缺乏相关指导案例支撑,在适用该制度时没有统一、具体的标准,导致专家辅助人制度功能难以最大程度发挥。通过检索相关案例以及对法院访谈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现状存在诸多亟需完善的问题。分别从案件类型、聘请情况、参与诉讼的时间、资质审查以及意见采信分析,司法实践中专家辅助人制度主要存在五方面问题。一是专家辅助人参与率低;二是专家辅助人诉讼地位模糊;三是专家辅助人资质认定标准缺失;四是专家辅助人出庭要求不明确;五是专家辅助人意见采信率低。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司法适用提出改进意见。第一,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应赋予专家辅助人独立的诉讼地位,增强其意见的权威性。第二,规范专家辅助人资格选入标准。可以采取较为宽松的资格准入标准,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方式。第三,明确专家辅助人出庭的事项要求,完善出庭程序要求,改进询问规则,规范法院启动程序。第四,完善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采信规则。分别规定对鉴定意见质证审查和对提出的专业意见审查的要求。第五,建立专家辅助人责任体系。规范庭外查询,完善惩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