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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子数据   法律地位   审查判断  

摘要： 在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电子数据证据作为新时代的衍生品逐渐出现在司法实践活动中,表现形式多是以电子数据呈现在人们面前,但这种与传统证据相区别的崭新的证据形式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有待解决。为了满足诉讼需求,完善证据法相关规则,有必要对电子数据的概念、特点、法律地位,从而积极探索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采信的规则和标准。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徐州市   人民检察院   答辩状   检察机关   司法机关   民事诉讼法   水污染   江苏省  

摘要： 【基本案情】鸿顺公司多次被环境保护主管机关查获以私设暗管方式向连通京杭运河的苏北堤河排放生产废水,废水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污染物指标均超标。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曾两次对鸿顺公司予以行政处罚。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于2015年12月28日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鸿顺公司将被污染损害的苏北堤河环境恢复原状,并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如鸿顺公司无法恢复原状,请求判令其以2600吨废

关键词： 行政强制措施   检察监督   设想  

摘要： 检察机关应当立足自身定位,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认真贯彻落实《决定》部署,积极构建符合司法实践的行政强制措施监督制度,实现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以应对形势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 回避制度   司法   民事诉讼法  

摘要： 回避制度作为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制度之一,其不仅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制度,也是当事人可以利用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回避制度开始起到一定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却也暴露出现行回避制度规范的不严谨性与相应法律责任的明确缺失问题.显然,看清与明晰回避制度的优势与短板,已经逐渐成为法律人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关键词： 公安机关   强制措施   特点   存在问题   原因  

摘要： 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是违法的做法,随意或不规范地适用强制措施,既不能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更是有悖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中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不利于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本调查报告针对南阳市卧龙区所属分局的案件进行了专项调研。依据大量的调研数据分析,总结出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案件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

关键词： 逮捕   社会危险性条件   证明标准   诉讼化转型  

摘要： 逮捕，是由法律指定的执法机构，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针对可能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时限羁押、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逮捕源自宪法，主要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其根本宗旨是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和保障人权，它直接关乎公民的基本自由，直接关乎刑事诉讼法治，直接关乎社会秩序与和谐稳定。犯罪态势、刑事政策、司法体制、执法素质等因素均影响着逮捕制度的实施。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多维度审视和系统研究逮捕及相关问题很有必要。

关键词： 司法责任制   司法改革   权责协调   职业保障  

摘要： 在2013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提出了“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要求,并把“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机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作为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的重大举措。这是官方文件首次对司法责任制的内涵和改革的重大意义作出的直接阐述。本文将从四个部分对之进行阐释。第一部分是司法责任制概念解读。首先,厘清司法责任制的基本核心概念、特征以及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当前司法改革中审判机关的权力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责任制中“司法权”的范围。其次,通过辨析司法责任制与错案追究和司法问责间的差异,来说明司法责任制在当前司法改革中赋予的概念内涵。第二部分重点分析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阻力。从我国目前司法体制和审判机制存在的问题入手,剖析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司法队伍内部问题。并对比过往司法改革中对责任追究的经验认识,对职业困境的描述,总结出司法职业保障和素质培养的重要性。第三部分阐述司法责任制的价值诉求和目标任务。首先,深入说明在司法改革的当下,完善司法责任制与推进司法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司法公信力遭受重创,重塑司法权威,更好的保障人权是司法责任制在当今时代的价值诉求。其次,提出司法责任制的任务不局限于追究责任,而是推进审判机制改革,培养出更好的法官队伍。第四部分根据前三部分对司法责任制的内涵解读和阻力分析,提出司法责任制完善路径。总结司法责任制的基本原则作为方向指导,从形而上的观念层面到实践中的制度层面,充分考虑司法权运行的规律,坚持权责统一和民主司法。优化审判运行机制,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观念。此外,注重法官职业保障,不断优化司法人员结构,促进法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   司法改革   利益相关者   专业化   政治化   组织竞争  

摘要： 继20世纪初期的西化式司法改革、1930年代前后的党化式司法改革后,在1943至1949期间兴起了民国时期的第三次司法改革运动。此次改革是在领事裁判权废除、国内危机迭起等内外因素交织背景下兴起的,因此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受时局变化的影响,各方围绕司法改革相关问题进行了长久且激烈的争论,分别是1943至1944年末重建中国法系中的司法改革、1945至1946年末制宪中顶层司法制度的改革、1947年末司法行政的检讨与改革三个争论阶段。对司法权统一与独立等四类问题的关注贯穿三个阶段,这种共同关注直接源于对司法的专业化与政治化关系调整需要,而根本原因在于这些问题与社会各界希望通过司法的专业化改革来助力国家转型、构建民主法治现代化中国的目标密切相关。这种追求及努力首先在1943年司法主权恢复后兴起的重建中国法系运动中显现。在此阶段中,以法政精英为主体的社会精英群体重新对司法政治化政策进行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批判伴随着国家转型对司法制度改革的需求引起了司法改革的专业化思潮回归,即通过司法的专业化改革推进民主法治构建与国家转型。虽然此时国民党政权依然继续推进司法党化,但受时局环境及统治能力等因素影响已经无法阻挡司法专业化思潮的回归,这从司法人员训练的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可见一斑,而司法专业化的复起也为随后的改革活动明确了方向。此种司法专业化诉求在战后的制宪活动中获得进一步发展。在1947年宪法制定前,南京国民政府的顶层司法制度(即司法院)在性质定位、组织结构等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实践中则以司法行政权隶属的多次变动为典型体现。其所导致的负面效果及反思批判影响了1947年宪法的顶层司法制度设计。受战后时局影响,1947年宪法草案源于充满政治博弈与利益妥协色彩的政协宪草,其中的顶层司法制度实质性地修改了五五宪草的相关内容。此种修改因违反五权宪法理论而受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并在制宪国民大会中被修正。在这些利益相关者博弈影响下,不仅顶层司法制度呈现出“新范式”特点,尤其是规范控制机制的设计充满了政治竞争与制衡妥协色彩,而且消解了最初的制宪目标及相应努力并为随后的制度扭曲埋下伏笔。在此顶层改革阶段,调整司法的专业化与政治化关系、加强司法专业化的诉求明显加强。虽然政治因素支配了此阶段的改革过程与结果,但也为随后改革专业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在1947年宪法制定后改革的争论点开始转变,社会各界转向讨论如何在行宪中推进司法改革的具体落实,此时的社会环境也要求对现行司法制度进行检讨改进。在此背景下,对于司法专业化的强调达到顶峰并成为主流法政思潮,司法行政检讨会议也顺势召开。此次会议与1935年全国司法会议均属于由官方召集、专业性程度高的咨询性会议,但由于主导部门、组织规范、参与人员等方面的差异,此次会议更多集中于司法制度改革中的中微观等具体实施问题的讨论并更具专业性与操作性。这种专业性在会议议题的意见竞争中呈现并以检察制度改革问题为代表。虽然在大多数议题上各方都支持改革的专业化目标,但在具体改革方式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明显分歧并以专业化的名义相互竞争。此种竞争实际上围绕各方的政治利益与考虑而展开并决定了会议结果。受时间短促、讨论深度不足等因素限制,加之争论分歧背后的政治利益竞争影响,会议成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而随后相关决议的具体实施也因利益竞争等政治因素影响而流于形式。就此次司法改革的最终结果而言其遭遇了整体性挫折——未能有效调整司法的专业化与政治化关系,在实践结果上与预期形成明显差距。毫无疑问,宏观社会生产力水平、政制结构环境、司法对于政权的重要性、具体政治军事状况、社会法律专业团体素质等因素都对上述关系的走向与改革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态度、战略决策与微观行动亦是重要因素并与上述因素共同决定改革进程。在这些利益相关者群体当中,司法组织体系内各个次级司法组织由于各自制度位置及利益诉求不同而成为了兼具合作性与反抗性的影响力量。在改革进程中,该群体的态度与行为均逐步政治化而成为司法重陷政治化的重要因素,并在司法院的制度设计、司法行政部归属等事件中获得印证。导致这些本身作为实现司法专业化目标重要力量的组织群体陷入政治化的组织竞争状态并转向相反面,首先归因于其各自不同的组织竞争能力。其由组织的制度位置及内部组织形式差异所导致,并在高度政治化结构性环境中使该类群体在态度与行为上具有一定政治化色彩。这种情况基于历史原因在一定时期和程度内是可接受的,并且可以通过有效的约束机制来控制,为司法专业化与政治化关系的顺利调整及改革推进提供支持。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由于受到组织规则体系存在缺陷、最高权力的不稳定与模糊性多元化、改革过程中议论协调机制缺失、国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冲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不仅希望通过上述任何一个机制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约束、控制其组织行

摘要： 2017年初, 国家监察委体制改革在京、晋、浙三省市试点,明确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职能转隶监察委员会, 但辅助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办案的司法警察并未转隶. 如何保留这支司法警察队伍?其工作职能又是什么?这不仅是每个司法警察关心的问题, 更关系到司法警察队伍发展、检察机关办案、法律监督的强制性力量保障问题, 是我们必须重视和面对的叠加改革问题.

关键词： 网络司法拍卖   淘宝网   公拍网   执行难   司法改革  

摘要： 司法拍卖是指我国的人民法院在法律文书生效以后,如果被执行人没有按裁决书规定的内容履行自己的义务,法院就会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将采取保全措施的财产通过公开的竞价方式出售,出售所得的款项用于支付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的行为,是我国法院在诉讼流程中处于最末端的一种通过法院强制力、被动履行的一种执行变价措施。从概念上看,它属于公法范畴,和处于平等关系的交易行为有着明显的差异,是法院强制执行机构依法行使公权力的表现,它虽然表面上以交易或者类似买卖的模式进行,但在法律效果上很难适用调整平等主体的契约精神,法院通过这种强制方式,直接导致处置物品的所有权发生根本的变动。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互联网是隔离各个竞买人公开竞价的最好方式,而且可以容纳无限多的人员同时参与到拍卖活动中。传统司法拍卖传播信息能力有限,直接影响到拍品的成交率和溢价率,传统的拍卖方式已经无法胜任法院处置资产的工作。于是,带有互联网基因的司法拍卖网站这样的平台就应运而生,通过在平台上按规则统一发布司法拍卖信息,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司法拍卖。用互联网的方式对接法院拍卖,不但思路比较新颖,而且与现场叫价、举牌的传统拍卖,有着天壤之别,互联网涵盖的信息数据更加宽泛,竞争也更加激烈,操作也更加简单、快捷,可以大大的增加拍卖成交的几率和溢价空间。在司法拍卖平台,竞买人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电脑浏览自己感兴趣的拍卖信息,针对有意向的标的可以联系服务机构,进行实地看样,然后根据标的物现状做出评估,再选择网上竞价。同时,作为资产处置的法院一方,可以通过网络即时了解标的拍卖动态和成交情况。通过新型的网上竞价方式,不但可以降低拍卖产生的成本和费用,而且可以有效地阻断各个竞买人之间容易出现的恶意串通,进而使法院的拍卖活动真正的阳光化、透明化。在法院拍卖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全国各地法院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了大量的尝试,涌现出了多种兼具地方特色并且已经实际落地的竞价模式。以浙、苏、闽、豫等省份为代表,充分利用类似淘宝的电子商务平台,采用法院自己入驻开设店铺组织拍卖活动的资产竞价模式;以渝、晋、陕、湘等省份为代表,通过人民法院自有的诉讼资产网进行竞价拍卖的模式;以冀为代表,委托产权交易所,委托现有的具备成熟运营经验的产权交易所,通过人民法院自有的诉讼资产网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模式;以上海、广西、济南等为代表,委托拍卖机构在自行开发平台上进行司法拍卖模式。①从上述模式可以看到,有的模式虽然已经开始实行电子竞价,但整个拍卖过程还没有完全实现互联网化。法院拍卖触网真正取得效果,要从2012年6月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成功对接淘宝司法拍卖平台开始。根据规则,法院在发起司法拍卖时,不需要和以前一样需要委托任何中介机构,而是由自己凭借淘宝网络搭建的司法拍卖平台,自助式的打通整个业务流程,简化了法院的执行工作,优化了执行流程,首次提出了零佣金的落地政策,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被执行人的负担,明显的处置效果自然引发了全国各地同行业大面积的借鉴和学习,取得了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司法拍卖的突破性进展。本文将以具有代表性的淘宝网和上海地区的公拍网为例,结合其他地区网络司法拍卖的实务经验,简要分析司法拍卖互联网化的必然性、发展历程、两种主要模式的利弊分析、网络法院拍卖活动接地气的规定以及对网络司法拍卖未来的运营和探索做出理性判断,并根据自己的实务经验提供些合理化建议。执行难是一项长期困扰我国法院执行工作的难题,尤其对于那些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裁判内容的被执行人,不仅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更会对司法公正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人民群众对此也反应强烈。网络司法拍卖作为司法改革当中的一个新生事物,目前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运行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试错和完善。我们已经看到,在资产权益实现过程中,网络司法拍卖具备得天独厚的互联网优势,可以极大的缩短执行程序时间,减少各方主体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上的投入和支出,提高资产处置的效率,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用2-3年时间基本上解决执行难这一诉讼症结”的承诺,也将会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