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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审级职能   审判重心   人案矛盾   司法改革   诉讼制度  

摘要： 2021年9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发布了《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和《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两个文件,以无差别提高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民事案件标的的方式来推动民事审判重心全面下沉,以此来配合实现四级法院审级职能优化的目的。虽经两年试点改革后,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不再执行上述试点实施办法,但因中级人民法院受案标的被全面调高的前提,民事审判重心全面下沉已成定局。纵观司法实践,民事审判重心全面下沉加速了基层法院实质解纷审级职能的实现,但不可否认其也存在伴生效应,且当前理论界、实务界对该伴生效应还少有进行系统性研究。基于此,以审级职能改革背景下民事审判重心全面下沉后“人”与“案”的配比失衡、“下沉”与“上提”的力度失衡,“裁判”与“治理”的重心失衡等三个突出表现为分析对象,重点论证司法体制配套改革、民事诉讼程序改革、多元解纷框架搭建等三个方面对民事审判重心全面下沉带来的掣肘,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民事审判重心全面下沉系列问题溯源,以宏观视野对审判资源配置、民事审理程序适用、上下级法院关系改造、多元解纷框架完善等进行系统性优化和统筹性衔接,以期对更好地承接民事审判重心全面下沉重任有所助益,让审级职能改革背景下“纠纷解决”与“规制治理”双重功能良性落地。

关键词： 附条件不起诉   轻罪治理   审前分流   司法改革  

摘要： 在当前法治社会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犯罪形态的多样化,中国刑事司法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刑事结构轻罪化趋势越加明显,轻罪案件的数量急剧增加,对司法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对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轻罪治理作为犯罪治理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立法者修改《刑事诉讼法》应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改变相协调,构建适应新时代变化的轻罪治理体系。如何构建或构建什么样的轻罪治理体系已经成为现实性难题。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广泛适用于轻罪案件或许是处理轻罪案件重要途径之一。该制度通过诉前分流即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又可激励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同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满足社会对法治及效率的双重需求。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广泛适用于轻罪案件,体现了协商性司法的观念,有助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效预防轻罪犯罪嫌疑人的再次犯罪,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有效地处理轻罪案件,有必要扩大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并完善其适用条件。 怎么样完善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是一个现实难题。笔者通过深入探讨了轻罪化趋势对司法系统的影响,以及现有刑事诉讼法在轻罪治理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同时,通过比较分析国际上对类似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应用经验,如德国的“延缓起诉”制度、美国的“预审程序”等,总结了国际经验对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特别是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犯罪形态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刑事司法体系提出的新要求,为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奠定了理论基础。首先通过阐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内涵、特征以及其理论基础,对该制度进行整体性介绍。其次,对轻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应用的需求及其在实践中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探讨。该制度适用,在我国有着政治及司法策略的共同支撑,既顺应国际刑法发展的潮流,也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相协调,对促进法治社会治理、完善不起诉机制的体系构建具有积极作用。在确认扩大适用范围的现实需求后,文章还具体讨论了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具体措施,例如明确适用主体、明确附加条件、将其逐步应用至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取消罪名限制、优化监督与教育矫正机制等,有着较强的实践价值和操作性。再次,文章解析了在构建附条件不起诉扩大适用制度时可能遇到的关键问题,如附条件不起诉可能被滥用、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界限模糊、考察制度不合理、适用制约与监督的不确定性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等。这些潜在的挑战需要在构建的初期得到充分考虑和明确解决,以确保度设计的逻辑性与效力。最后,针对目前扩大附条件不起诉适用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措施,建议逐步将该制度应用到轻罪案件中,并集中完善考察机制、救济程序及监督制约机制,确保在制度扩展后能够对成年人案件有效适用,维护其合理性与有效性。通过这些措施,旨在进一步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促进其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和有效实施。

关键词： 监察留置   刑事强制措施   衔接   完善  

摘要： 《监察法》出台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至此我国反腐败体制进入了全新阶段。《监察法》首创留置制度,该制度赋予了监察机关在监察调查阶段对被调查人员实施留置的权利。所谓留置,是指因涉嫌严重的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而被留置的人,或者因涉嫌行贿、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在经过审批后可将其留置在特定的场所,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留置作为《监察法》明确授权监察机关可以采用的一种暂时剥夺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调查措施,在监察调查中适用的比例很高。 留置作为新创设措施,与传统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之间存在衔接的现实需求,但实践中也因立法的模糊带来衔接的困境和不顺畅,主要表现在:留置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如设计理念有违比例原则、制度存在内部封闭性、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等;留置转为先行拘留的法律定位不准,如先行拘留的功能错位、与传统刑事拘留内涵和价值存在偏差、补侦立法模糊等;留置衔接措施以逮捕为主,与当前提倡少捕的司法政策背道而驰;被留置人员的权益保障和救济不足;律师介入问题缺乏规定。因此,进一步完善留置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衔接机制势在必行,其可行的路径包括:优化留置的适用、构建监察强制措施体系、完善先行拘留制度、提高留置衔接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例、强化法律监督与权益救济等,由此建立前中后三阶段的衔接规范,从而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衔接难题。

关键词： 虚假诉讼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两造对抗   恶意诉讼  

摘要： 虚假诉讼作为民事诉讼发展的伴生产物,具有显著的实践属性。当前相关的论著及规范性文件对虚假诉讼概念界定的具体表述并不一致,民刑体系下虚假诉讼的涵摄边界亦存在差异。相关既有研究多遵循“现象说”的思路指导,导致相近异化诉讼形态间的概念表述混同,涵摄边界彼此不明晰,难以揭示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冒名诉讼之间的区别。尽管202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将单方虚假诉讼行为列入虚假诉讼的涵摄边界内,但2021年11月至2023年12月的裁判数据显示各地法院对虚假诉讼的认定存在分歧,部分法院的法官仍坚持以恶意串通作为虚假诉讼成立的必要条件。理论层面概念表述的混同与实践层面对虚假诉讼涵摄边界的界定摇摆不定,均因为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对虚假诉讼缺乏基本的前提性共识,即未能准确把握虚假诉讼的本质。诉讼的本质是一体化的法律关系。因此,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入手,将虚假诉讼界定为诉讼双方当事人以形成新的实体法律关系,侵害他人民事实体权益为目的,恶意串通虚构民事纠纷,致使“两造对抗”关系消解的诉讼。其本质应当包含两部分,分别为“两造对抗”关系消解与形成新的实体法律关系、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单方虚假诉讼行为符合恶意诉讼的本质特征,应当归于恶意诉讼的涵摄边界。2023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15条应当视为立法机关将恶意诉讼作为第二款纳入虚假诉讼的法律条文之中,即将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均视为滥用诉权的行为予以统一规制,适用相同的法律后果。滥用诉权作为上位概念,包含了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冒名诉讼等滥诉行为,其涵摄边界各不相同,应予明确界分。同时,在我国民刑虚假诉讼二元制立法模式的前提下,采用民刑二元制界分虚假诉讼的本质,有利于虚假诉讼民刑认识与规制体系的整体构建。

关键词： 监察留置   刑事诉讼   强制措施   规范程序  

摘要： 《监察法》的制定和施行,是我国为治理公职人员腐败以及全面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而出台的一部重要法律。《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可采取十二项调查措施。其中“留置”措施已取代以前“双规”、“双指”等措施,成为各级监察机关工作人员认为被调查人的行为可能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构成职务犯罪时,在依据监察法进行调查取证时,根据案件情形依法采取的具有强制剥夺和限制被调查人自由的强制措施。在对被调查人采取监察留置后,如认为构成职务犯罪,且需对被调查人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现行法律规定监察留置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方式为采取先行拘留作为过渡措施,但先行拘留如何适用目前仍有进一步细化的研究方向和意义。需对留置措施发展及性质等方面进行概述分析并指出不足,并对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现行衔接方式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通过理论细化促使留置措施及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等各方面更日趋完善,在治理公职人员腐败的同时也防止监察机关权力无限制扩大。

关键词： 强制措施体系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羁押措施   人权保障  

摘要： 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呈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的态势。适逢《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在新时代的司法背景下，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在契合国家犯罪结构变更、接轨国际刑事司法准则、适应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应当严格以羁押例外原则、比例原则、监督制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为根本准则，旨在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体系，实现程序的正当化与规范化，提升我国刑事诉讼的法治化水平。修改的着力之处包括规范刑事拘留期限、确立社会危险性要件的核心地位并完善证明标准、构建逮捕听证程序、重构径行逮捕、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及适用条件、着重考虑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全面改革羁押必要性审查、推进数字技术在强制措施领域的规范发展等。

关键词： “四类案件”   审判管理   院庭长监督   司法改革  

摘要： 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法院院庭长对“四类案件”(涉及重大风险、敏感问题、群体利益及可能引起社会关注的案件)的监管遭遇挑战,表现为案件质效风险上升、特定个案质量把控弱化、监管范围泛化、新监管平台功能异化及监管与办案冲突非实质化等“四化四难”的困境。其根源在于认识偏差、权责落差、现实反差及定位误差。需从理念重塑、权责重整与模式重构等方面探索解决之道。

关键词： 嘉靖万历时期   宗室犯罪   法律体系   司法改革  

摘要： 明嘉靖万历年间，宗室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宗室犯罪是指明宗室成员包括，亲郡王的上层宗室群体以及由将军、中尉组成的中下层群体所从事的犯罪行为。明代的宗室人员因其特殊的地位，导致其犯罪行为有明显的群体特征，这种特征又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有新的变化。随着宗室人口的膨胀、宗室管理体系的僵化，此时期朝廷的对宗室成员的管理大大削弱，宗室成员犯罪行为频繁发生。明廷对宗室犯罪问题的管理这一时期，面临着新的考验。对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宗室犯罪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全面的认识宗室犯罪问题在明中后期所产生的新表现、新内容，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明朝专制主义统治阶级中宗室腐败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本论文以研究嘉靖万历时期宗室犯罪问题为主，深刻分析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种种弊端，进而认识封建家天下统治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首先对明靖难之役后的宗室状态进行梳理，其优渥的生活环境以及特殊的政治地位，是导致明嘉靖万历时期宗室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其次重点对于嘉靖万历时期的宗室犯罪行为进行整理论述，其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经济犯罪、婚制犯罪、宗室内斗以及地方性犯罪行为四大部分组成，并论述这一时期宗室犯罪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后，对明代从《祖训录》到《宗藩条例》其中一系列宗室管理法律进行梳理，分析其积极性与制约性。并以《宗藩条例》为重点，对嘉靖万历时期为解决宗室问题，而进行宗室的改革进行重点研究。从原因到内容、影响，最后到做出的改革，这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是本文研究嘉靖万历时期宗室犯罪问题的主要思路。　　以嘉靖万历时期为代表明代中后期的宗室犯罪问题，有其独有的时代特征，为控制宗室犯罪的泛滥，嘉隆万三朝政府也做出了许多改革尝试。这些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积极的影响，缓解了部分宗室问题，控制了在宗禄、婚制等方面的宗室犯罪问题。但明代的宗室改革始终没有触及引发宗室犯罪问题的根本因素——明代的宗室分封体系，其改革也只是缓解了宗室犯罪行为，没有从跟本上解决宗室犯罪问题的原因，其失败也是必然。而在万历朝后，包括宗室犯罪问题在内的宗室问题日益严重，最终成为导致明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民事诉讼   部分判决   适用   司法改革  

摘要： 我国民事诉讼部分判决的应用较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当中，即便是少量应用也体现出不少不规范的问题。对于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工作而言，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是非常重要的关注点，需以国内外的成熟理论研究成果与我国实际国情为依据，针对部分判决的裁决规则、配套制度展开进一步优化，让部分判决的制度活力得以充分凸显，促进繁案审判专业水平的有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