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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案件   终结本次执行   强制措施   财产调查  

摘要： 解决民事纠纷的两个程序分别包括审判和执行,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审判为执行的公正性、合法性提供基础,执行则贯彻了审判活动的权威。审判活动要求在遵循程序正义的前提下,追求结果的实体正义,而执行活动的根本任务就是保证审判所确定的司法秩序得以维护。本文研究的对象——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就是发生在执行活动中,并对执行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程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不同于终止执行,终结本次执行不是执行程序的终点,终结本次执行仅仅是临时性的结案措施,在成就一定条件时,才会终结执行。对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而言,法院的自由裁量空间比较大,适用的程序比较繁碎,能否真正发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应有作用,需要掌握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精髓,同时也要区别其他执行程序。执行难、执行积案繁重一直是我国司法的由来已久的症结,于是终结本次执行应运而生。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一系列程序组成的有机系统,需要构建许多配套措施。本文以终结本次执行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我国司法环境中,如何完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首先,将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进行解构,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构成要件为切入点,分为对象要件、手段要件、恢复执行程序要件;其次,对比其他解决执行问题的方法,探究终结本次执行的可行性与适用早我国司法环境的合理性;再次,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深入了解,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普遍存在的问题有财产查询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不够充分,恢复执行程序不够具体等,并指出这些问题具有哪些危害。最后,以现行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为基础,取类似制度的精华以完善该制度的不足之处,从财产调查措施、强制执行措施、失信被执行人制度以及恢复执行程序等角度提出了对应的问题解决方法。

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   量刑协商   司法改革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创新型探索,是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缓解当前案多人少司法现状下的资源分配紧张问题,以及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平衡统一问题,而量刑协商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核要义,兼顾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对于充分发挥制度制度以及实现司法体制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经过速裁程序的先行探索,十八个城市的复制推广,四年的改革试点经验汇集,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试点的经验成果予以确认,从立法上正式确立了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为我国一项集程序与实体为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制度。2019年10月两高三部总结试点经验,联合出台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量刑协商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使得我国刑事案件的重心转移到审查起诉环节,检察机关的职能由刑事追诉转向控辩协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成为该机制启动的重要前提,其当事人地位走向实质化。在当前的新趋势下,如何协调公检法机关在量刑协商过程中的关系,对三方在新制度下的职能作出准确的解读,保护被告方的辩护权以及制定认罪认罚后的救济机制与配套措施,成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刑协商机制的重点。

关键词： 司法改革   法官错案终身追究制   全面依法治国  

摘要：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法官对案件终身负责,要公正司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的种种改革进一步规范了人民法院法官的责任制度,保障了法官的审判独立公正。法官错案追究责任制作为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述法官的错案终身追究制。第一部分是法官错案终身追究制的概述;第二部分是法官错案终身追究制的作用和意义;第三部分是司法体制改革下我国法官错案终身追究制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对我国法官错案终身追究制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 监察委员会   检察机关   职务犯罪管辖   审查起诉   强制措施   证据  

摘要： 监察体制建立后,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相关衔接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妥善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对于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监察体制、打击职务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采用比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二者衔接中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关于立案管辖衔接,对比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普通刑事案件办理中的衔接,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管辖中存在的监察委员会普遍管辖为原则、检察机关管辖部分特定职务犯罪案件为例外,实践中该原则与例外存在界限不明的问题,应当按照谁发现、谁立案、谁管辖的原则进行处理。关于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的衔接,通过对已有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针对二者衔接上存在自行补充侦查和退回补充调查之间界限不清、对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可否作出不起诉决定目前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应当对检察机关可以自行补充侦查的情形予以厘清,并在相关立法中明确对于退回补充调查二次仍然达不到标准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关于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通过对二者具体衔接办法的实证分析以及对相关法律规定的价值分析,对先行拘留的国家赔偿请求权没有申请渠道、退回补充调查期间不当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等问题,应当修改相关法律,对犯罪嫌疑人在先行拘留期间的赔偿权益提供救济渠道,并解决退回补充调查过程中继续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没有法理依据的问题。关于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通过对现有的刑事司法证据体系的探析和《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对监察证据价值取向的分析,针对二者衔接上存在监察证据体系缺失、对非法取证行为缺乏法律和制度上的规制等问题,应当用好《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的委任性条款,以解决监察证据体系缺失的问题,比照《刑法》对司法工作人员非法取证行为的相关规定,对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规制,并通过发挥审理部门的审核作用和建立检察机关介入制度,从内部和外部对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取证行为进行事后和事中的监督。

关键词： 司法改革   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基层法官  

摘要： 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目前我国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应该加大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改革。基层法官作为我国法院系统的主体力量,承担着最主要的案件审理工作,但是基层法院的法官却面临着审判权被各方权力所牵制、法官随意被调动、经济收入比较低以及超负荷工作状态和被报复的危险,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所以本文将视角聚焦在基层法官这一群体上,对基层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文章立足于司法改革的背景,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60名基层法官进行了调研,将调研得出的结论作为本次写作的基础,除此之外,文章还运用了查阅文献、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基层法官职业保障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包括引言、正文四章和结语三大部分主要内容。引言主要对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进行了论述。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基层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相关概念,以及进一步分析基层法官职业保障的内容和重要意义以及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法治基础,为文章的撰写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二章主要对我国基层法官职业保障制度进行了实证调查,从而对基层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为下文撰写我国基层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建议指明了方向。第三章是对域外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分类归纳总结了完善我国基层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可以借鉴的经验。第四章是在前三章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为我国的基层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改革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文章的内容以及本人的观点做出了总结,通过全文的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基层法院法官职业保障制度还存在一定问题,在进行调查问卷实证调查以及对域外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有益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完善基层法院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措施。为确保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法院应该减少外部行政化的干预,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为了稳固法官的身份,法院应该调整法官的任期,分阶段实行法官任期终身制。为了提高法官的收入,法院应该建立单独的财政体系和工资制度,摆脱行政机关对法院的经济束缚;为了保障法官的人身安全,法院应该加强安保设施,同时加强对民众的普法教育。加强基层法官职业保障制度能够解决基层法官在独立行使审判权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能够加强法官身份的稳固性、提高法官的收入、保证法官的人身安全,使法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案件审判的工作中,打造一支专业性、职业化的法官群体。从而树立司法权威,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关键词： 监察留置   适用条件   反腐败   强制措施  

摘要： 适用条件之于监察留置而言,恰如山基河床之于高山大川,攸关其生命活力的延续,是监察留置向更广阔的时空发展的起点。本文所研究的对象——“监察留置适用条件”是指2018年03月20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中第22条所涉规定,是监察执法机关即监察委员会在行使监察权力对被调查人适用留置时需要遵循的法定条件。监察留置适用条件的法律规则,其规范性及逻辑自洽等方面,不仅仅是实体正义的关键点,也关乎留置运作的程序正义。对监察留置适用条件的关注,正是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化目标的题中之义。自中国监察体制改革伊始至今,整个过程如火如荼、硕果累累,为党和国家积累了大量法治反腐的先进经验。然而《监察法》新法初出茅庐,难免存在稍欠稳妥之处,因而投入实践时也逐渐显露出些许矛盾端倪。譬如法律条文中未将“严重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严格精准地区分为两种情形,导致条文的明确性不足增添实践适用的困难,又如留置作为监察立法中唯一具有人身强制性质的措施造成实践适用的矛盾困境等。本文拟对监察留置的适用条件所展露出问题进行分析,借助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在参考域外类似监察制度的成果基础上,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相应建议。第一部分为导论,通过三则案例分析提出本文拟研究的问题,并对既有的监察留置适用条件相关文献进行总结评述,同时在此部分点明本文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对监察留置适用条件的基础考察。首先明确本文研究的理论前提,即监察留置的权力属性、定义定性和起源等等,并强调其与刑事强制措施的区别所在。然后介绍法律文本中的监察留置的适用条件,对其进行细化分类。并且在本部分厘清适用条件与适用程序的逻辑关联。第三部分详述监察留置适用条件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其原因,并融入对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域外经验的考察,提出监察留置适用条件目前尚存的四大问题乃是:法律条文的明确性不足;适用对象条件范围宽泛;适用选择单一化的矛盾;适用条件欠缺外部审查。对这四个问题引发的尴尬处境进行归纳剖析,并且探索其更深层次的症结所在。第四部分为监察留置适用条件的完善路径。针对前文所分析的问题与原因,提出四个完善建议:进一步明确其条文规范;谨慎甄别适用对象条件;构造留置分级适用体系;增设适用条件外部审查。

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   强制措施   量刑协商   辩护权保障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最新确立的,集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一项新的诉讼制度,该制度旨在于解决当下案多人少、司法资源难以有效利用等现实问题。从2016年试点以来,该制度在试点地区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已全面推广并上升到我国刑事诉讼法高度。但该制度要想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实现其制度价值,仍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如认罪认罚在侦查阶段如何适用?其适用后对于强制措施的变更是否有影响?如何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如何规范认罪认罚协商问题等等。本文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找出我国认罪认罚制度存在的不足,并提供相应建议对其加以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大局。本篇论文分为三个部分(除引言和结语外),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究,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并基于实务操作产生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完善举措。第一部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概述。从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应概念的界定,引申至认罪认罚从宽在具体实务操作中的理论争议,通过对相应争议问题的合理性进行辨析,明晰笔者对于认罪认罚从宽所涉相关问题的个人观点。第二部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困境。该部分通过指出认罪认罚在司法实务操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侦查阶段如何对犯罪嫌疑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认罪认罚案件的法庭审理流于形式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明确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务操作中存在的操作障碍。力求引起理论与实务部门的关注,为更好的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言献策。第三部分是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举措。这一部分主要是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在实务操作中存在的具体障碍,提供相应的完善举措。其中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为:明确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适用程序及关注重心,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作为优先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考量因素。

关键词： 依法治国   法治政府   司法改革   公职律师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快民主法治建设的步伐,公职律师在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参政议政、维护司法公正、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力量。国内公职律师制度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试点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广州模式”、“厦门模式”、“扬州模式”为代表的一批创新性地方实践模式;国外公职律师制度发展历史悠久,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职律师体系。国内外公职律师改革实践均积累了丰富的先进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W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副省级城市和有着一千多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经济、文化及法治化发展程度较高,对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要求也较高。然而作为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一环,w市公职律师制度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机构设置不合理、从业人员不够多、作用发挥不到位等系列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w市政府工作法治化水平的提升,阻碍了 w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明确提出“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w市公职律师制度改革迎来新的时机。由此,本文通过对w市公职律师实践现状的考察,经实地调研、研究对比和分析论证,梳理了w市公职律师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并给出完善w市公职律师制度的对策和建议。第一部分论述了公职律师的定义与历史沿革。明确了公职律师的定义,将公职律师与政府律师、法律顾问和法援律师作比较,分析出公职律师具有身份双重性、业务特定性、服务无偿性和管理多重性等四个特征。同时简要回顾了公职律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初以及十八大之后等三个时期的发展历程,了解我国公职律师的改革经验,阐释了公职律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分析了 w市公职律师制度发展现状与问题。通过查询资料、收集数据、实地走访等方式,对该市公职律师工作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以w市公职律师实践情况为样本,详细分析了我国公职律师在制度、机构、人员、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推进机构不权威、法律地位不明确、职能责任不清晰、领导干部不重视、进入门槛比较高、人员流动不畅通、管理机制不科学、独立执业有难度、激励保障不到位等九个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研究了国内外公职律师改革的经验与启示。国内考察了“广州模式”、“扬州模式”、“厦门模式”、和“周村模式”公职律师的做法,国外考察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地区政府律师的做法。通过国内外先进经验的考察,在遵循我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前提下,学习各国和地区政府律师在推动当地党政机关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中体现出来的法治理念和先进经验。第四部分提出了完善w市公职律师制度的建议与对策。根据前文对w市公职律师工作开展的调研情况,针对其折射和反映的问题,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探讨提出健全和完善我国公职律师制度的对策与建议。即通过成立权威机构、完善相关法律、明晰工作职责、提高社会地位、拓宽选拔范围、畅通流动渠道、健全管理机制、保障独立执业、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待遇保障等十个方面,构建我国公职律师职业共同体,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质量公职律师从业队伍,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

关键词： 法官员额制   司法改革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摘要： 法官员额制是指根据法院的案件受理量、所在地区人口数量、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确定法官的员额配置比例,以员额配置比例标准为基础,依据当地法院制定的遴选机制,通过严格考试及面试,选任优秀的法官助理成为员额法官,配置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确保法院八成以上的审判力量集中在一线办案的审判运行机制。自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进行修改,提出法官员额制这一概念以来,法官员额制已成为目前司法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中决定将7个省市作为首批改革试点省市,其中包括海南、上海、吉林、广东等省市。由于长期以来,法官队伍存在职业化程度不高、管理模式行政化、独立行使审判权受阻等问题,推行法官员额制势在必行。推行法官员额制可大大提升法官的审判业务能力,推动法官队伍职业化和精英化建设,从而实现司法公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审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当下,司法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改革过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因此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也要进行多方学习,因地制宜采取有效的改善措施。本研究具体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公平理论,对法官员额制管理进行研究,找出该制度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员额法官仍显不足,案多人少现象明显、出现人才流失苗头、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及激励机制有待完善及司法能力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的短板效应,并进行原因分析,原因总结有立案登记制后案件明显增多、法官薪酬低、选择跳槽、法官遴选之路难度增加等原因。由此提出大力推进多元解纷机制、提升员额法官工资待遇、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强化业务培训、“智慧法院”建设等建议。

关键词： 司法改革   法官助理   职业定位   限权法官  

摘要： 法官助理制度改革作为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使命,但该项制度的实践成果却没有那么有效。我国法官助理有着司法辅助人员和预备役法官培训岗的双重角色定位,既不容易与书记员区分,又难以在员额限制下实现培养法官的目的。这种困境一方面导致我国法官助理队伍不够稳定,人才流失严重,另一方面使得法官助理的职能范围不清,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学界比较流行的法官助理分级、分类管理,将法官助理转变为纯粹的司法辅助职业的改革方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法官助理双重定位带来的困境,但都彻底无法解决法官助理面临的现实难题。回顾我国助理审判员制度实践的经验教训,参考德国、日本的相关制度设计,采取将法官助理转变为限权法官的改革方法。这种改革方法既能够实现法官助理制度的价值,也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审判团队的完善,是一种更加契合我国法治环境的改革方法。除作为引言的第一章外,本文还有四个章节的内容:本文的第二章,主要梳理了我国法官助理制度的发展历程。本文梳理了从1999年第一次提出法官助理试点开始,到如今法官助理制度全面铺开的历史,整理法官助理在试点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及在2013年以后全面推广时期对这些试点经验的继承。在这一基础上,研究造成法官助理实践困境的体制原因。法官助理不仅要作为司法辅助人员,帮助法官分担司法辅助工作。同时,法官助理也要承担为员额法官团队提供优秀法律人才的任务,因此通过从事审判工作来对自身审判能力进行锻炼。这两种互有冲突的职能定位使得法官助理的制度功能无法得到完全的实现。本文的第三章,研究我国法官助理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第一种改革路径是在维持法官助理双重定位不变的前提下,对法官助理群体进行进一步分类,让不同的法官助理群体去满足不同的职能。第二种改革路径就是将法官助理的双重定位彻底区分,让法官助理承担其中一种职能。在这一部分,文章将讨论两种不同改革路径下,不同的改革方法的优缺点,证明第一种改革路径无法解决法官助理面临的现实难题。只有将法官助理转变为限权法官这种改革方法,才能真正有效的应对现实难题。本文的第四章,在前文的基础上,论证将法官助理转变为限权法官这一改革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通过法官员额制初步实现了法官的精英化,但是在实践中这些精英化的法官却被大量普通案件的诉讼工作所拖累。将法官助理转变为限权法官的改革路径不仅能够释放精英法官的精力,还能满足我国人民越来越多的司法需求。这一改革方法也能够更好的发挥书记员在审判团队的作用,实现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之间的分工合作,是更加契合我国法治环境的改革方法。本文的第五章,从法官助理制度出发,进一步深化讨论我国法官助理改革背后潜藏的法官精英化和大众化的问题。早期法官助理试点,和如今全面推行法官助理制度,都是希望借此推动法官团队的精英化。但是我国的司法一直秉持着司法为民的司法大众化理念,这种司法理念抑制了法官精英化的进程。将法官助理转变为限权法官,就是让法官助理们代替精英法官,承担大众化法官的工作,实现我国法官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