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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司法改革   刑事侦查学   问题   应对措施  

摘要： 司法体制改革之后,刑事侦查受到了强烈影响,因此相应的刑事侦查学的课程教学也需要作出改进,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课程教学理念、人才专业素养培养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基于此,本文从司法改革的概述入手,探究司法改革视域下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的问题,分析司法改革视域下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的应对措施,希望可以借此给刑事侦查学教学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摘要： 随着网络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犯罪行为也逐渐走向互联网领域,网络空间逐渐成为犯罪空间,侵财犯罪逐渐成为网络化程度最高的犯罪。实践中,此类犯罪证据审查方面存在"证明难"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在应对网络侵财犯罪过程中,需要发挥司法裁判者对客观证据的自由评断功能,准确把握网络侵财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

关键词： 民法典   民事诉讼法   法规修订   维度考量  

摘要： 民法典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基本法,其中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可以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重要保障。基于此,本文先从保护意识、执法意识、规范程序等方面对民法典的实施举措进行分析,再从法规修订、维度考量、后续处理等方面对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调和对接方法进行分析,从而保障民法典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 司法改革   检察制度   逮捕权   公诉权  

摘要： 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至今有近七年的时间,我国的司法改革已迈入崭新的阶段,为顺应时代浪潮,回应人民期待,检察系统也在积极谋求变革。其手中的审查逮捕权（批捕权）和审查起诉权（公诉权）按照案件类别、行使主体的不同作了全新的划分,以期能够更好地解决捕诉分离模式之下与当前司法改革所不兼容的种种问题和冲突,让检察工作顺利高效的运行下去。在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最高检频频召开法学专家座谈会,就构建专业办案模式、全面提升效率质量,深化内外监督制约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2019年最高检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做出确立十大业务、四大检察、捕诉合一新模式的重大决定。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总数约3万字。第一部分是我国捕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要以逮捕权和公诉权为视角,从基本定义入手,围绕它们各自的特征、原则、性质、功能,做比较全面的探究,从而厘清检察权的属性。第二部分是域外捕诉模式探究及本国捕诉模式沿革。在域外模式中,分别选取了两大法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作为考察点,基于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司法制度,在立足本国实际的前提下,作有益的借鉴。然后梳理了我国建国后约半个世纪历史跨度下的检察变革,以便把握历史规律,应对新的挑战。第三部分是捕诉合一模式的价值探讨。主要是从正反两面对捕诉合一和捕诉分离的内在价值和逻辑进行分析,侧重对捕诉合一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述,以及存在的隐忧作出回应。通过全面的论证,肯定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四部分是捕诉合一模式的质效优化。主要是从制度运行体系、监督制约机制、检察队伍建设的角度展开,由相关制度切入,就其长远的意义、当前的问题,完善的方法进行论述,以期对捕诉合一的发展建言献策。

关键词： 虚假诉讼   受害债权人   第三人撤销之诉   审判监督程序  

摘要： 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极易引发诉讼场合的道德危机,虚假诉讼频发且隐秘难以被发现。虚假诉讼的危害自不待言,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通过“假纠纷、真诉讼”的方式严重了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且受害人多为债权人,债权具有的相对性特征使其注定无法获得同物权相同的保护地位,因此对权益被侵害的虚假诉讼受害债权人进行救济乃实质正义的应有之义。结合我国现阶段的案外人救济制度可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第三人撤销之诉一种是审判监督程序。通过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以及公报案例发现,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对通过何种程序对虚假诉讼受害债权人进行救济莫衷一是,在同为有关虚假诉讼的案例中,裁判思路大相径庭,处于应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或是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的纠结。裁判立场的反复给虚假诉讼受害债权人的救济之路增添障碍,不利于保护虚假诉讼受害债权人。事实上无论是第三人撤销之诉还是是审判监督程序,在对虚假诉讼受害债权人进行救济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适用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存在适用难题。第三人撤销之诉设立之初即为了打击虚假诉讼,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第三人撤销之诉显现出弊端,表现为其并不能在遏制虚假诉讼方面起到规制作用。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该诉将起诉主体限定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下简称有独三)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下简称无独三),原告适格问题成为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对虚假诉讼受害债权人进行救济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受害债权人即便知道合法权益被侵害,也难以拿出证据证明。审判监督程序亦存在适用困境。在我国,存在两种案外人申请再审,一种是执行外案外人申请再审,另一种是执行中案外人申请再审。前者存在的问题为虚假诉讼受害债权人难以同时满足“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以及“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诉讼要件。后者存在的问题为,进入执行程序中,受害债权人既无法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也难以满足执行程序中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前置条件。既然现阶段两种制度均存在适用困境,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并未对为何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对虚假诉讼受害债权人进行救济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救济的途径并未指向唯一,立场选择成为可能。那么应当如果抉择呢?通过对比两种制度发现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对虚假诉讼受害人进行救济方面具有众多优势,如立法之初即为遏制虚假诉讼;该制度由法律规定并且可更好保障虚假诉讼受害债权人的审级利益;该制度管辖特点避免了案件上移,可减轻上级法院的审理压力;以及第三人撤销之诉通过相对撤销则存在对生效裁判既判力冲击相对较小的可能;该制度可以适用更多诉讼类型也是其一个优势。尽管第三人撤销之诉相较于审判监督程序是更为适的对虚假诉讼受害债权人进行救济的途径,但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存在的适用问题仍然不能忽略,需要通过立法改进、完善该制度。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如扩大适格主体范围并变更法条位置,降低该制度的证明要件标准,允许受害人提起侵权之诉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建立完善司法诚信体系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裁判者立场的摇摆,对虚假诉讼受害债权人的救济起到反作用。选择适当途径,适度改善立法,以适应司法的发展,响应实践的需求,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 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的释明   立法解读   处分原则   辩论主义  

摘要： 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的释明是指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及民事行为效力与法院认定不一致时,法院欲将自己所认定的法律关系作为裁判基础,通过解释、说明等方式,以给予当事人对相关法律观点充分辩论的机会,避免突袭裁判的发生。这对保障当事人诉讼实质参与权、充实庭审的推进及维护审判正当性有着积极意义。旧《证据规定》第35条第1款被视为我国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释明的起点而确立,但囿于规定的开放性表述,法官往往被要求直接释明变更诉讼请求,进而引发实践争议。2019年先后出台的《九民会议纪要》及《民事证据规定》第53条第1款对我国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释明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但各规范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通过对上述立法变迁的解读,得出以下结论: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释明的方式转变有效解决了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实践困境,其背后是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确定性与案件审理过程的不确定之间的矛盾;释明范围并未扩大,依旧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证据及诉讼请求范围内;裁定驳回起诉到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背后是对起诉条件严格适用的强调。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释明的基本认识、适用要件、释明方式及其效力作进一步的梳理,以期为实践提供具体适用指南。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释明在我国要想真正发挥作用,仍需要结合实践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分析。通过对司法案例的梳理及分析可以发现,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23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以外,在当事人拒绝响应法官释明时的“判非所请”缺乏正当性基础,系基于纠纷一次性解决的考量,但以突破处分原则及牺牲法官中立为代价,应予以修正;此外,一审违反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释明并不构成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任一事由,通过将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释明的范围扩大至二审,辅之以“没有再审理必要”的标准,以达到对当事人诉讼权益的救济。

关键词： 法官员额制度   司法改革   员额法官惩戒制度   法官职业化   法官遴选程序  

摘要： 法官员额制作为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诸多群体的切身利益,对于推动中国司法进程具有重大意义。法官员额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优化法官队伍,提升案件质量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的初衷。但是,改革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诸如员额比例的确定不够精准、法官入额流程不够完善、“案多人少”现象依然存在、法院人才流失、审判辅助人员有缺口以及部分综合配套改革措施没有协调推进等问题,导致法官员额制改革没有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因此,必须通过合理调整员额比例、完善法官遴选程序、加强法官的履职保障、充实审判辅助人员配备和跟进各项配套措施等一系列举措,在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解决这些问题。对法官员额制度的研究,有助于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促进司法公正,以期为下一阶段我国法官员额制度的推进和完善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关键词： 留置   刑事强制措施   衔接   监察  

摘要： 《监察法》的制定,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之一,留置措施的出现是我国推进法治反腐的重要体现。《监察法》所规定的留置措施与我国现行其他法律规定的留置不同,它由监察机关专门适用,是一种具有人身强制属性的调查措施,具有独立的法律性质,存在于监察调查阶段。《监察法》实施后,职务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二者衔接顺畅,有利于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效率,平衡公正与人权价值的冲突,促进国家的反腐进程,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压倒性胜利成果。但实务中,留置措施的外部排他性,替代措施的缺失等存在的问题给二者的有效衔接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这可能会损害被留置人、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也会损害国家法治反腐的公信力与权威性。虽然《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对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均有相关规定,但仍就不够完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再予以立法完善。本文从留置措施的概念及适用对象、条件等入手,探讨了其与刑事强制措施在诉讼程序等方面的衔接背景,在提升国家法治反腐效能等方面的衔接价值,并讨论了二者衔接的现行制度安排,分析了衔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根据笔者的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的法学理论建议,可以从规范留置措施的适用、完善权利的救济途径、构建阶梯式的监察强制措施以及完善程序倒流相关规定等四个方面对存在问题予以完善,以期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及法治反腐进程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摘要：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6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九件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摘要： (2008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为了依法及时有效地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对执行程序中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出如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