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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Q区人民法院   员额制改革   司法改革   员额法官  

摘要： 自我国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以来,国家司法体制也在进行协同改革,法官员额制改革作为此次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探索和完善员额制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问题。通过员额制改革,精简司法审判队伍,提升司法审判的效率,维护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审判法官作为法律的裁决者,其法律专业能力和审判能力对于法治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原审判队伍中通过遴选程序再任命成为员额法官,这对于一直以来处于相对稳定的审判团队、审判人员构成将产生很大的变革,一部分曾经的审判法官将离开审判岗位,转任法官助理等司法辅助审判岗位。有人称,这是为了公正司法、不惜脱胎换骨的真正自我革命,是敢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誓要取得改革成效的壮举。每一名员额法官的产生,都将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专业知识的考核、再经过遴选委员会把关以及人大依法任命等程序。从法律从业者进入到法官行业已经过一次选拔,再从法官中遴选出员额法官,可谓优中择优。Q区人民法院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第二批试点法院之一,在进入员额制改革进程后,依据中央政法机关文件精神在法院内部展开了各类制度调整,以实现员额改革成效最大化。通过对Q区人民法院员额制改革初期的工作探索,以及自改革以来法院内部所做出的各种制度调整进行分析,试图分析出Q区人民法院的改革进程。本文通过以真实试点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作为研究基础,试图从基层法院的员额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改革过程中取得的试点经验,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由选题原由、选题意义及国内研究现状等构成。第二部分是对Q区人民法院的基本情况概述如取得的一些改革成效,以及数据整理。第三部分为通过走访调查以及文献查阅找出当前Q区法院在员额制改革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Q区法院员额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第四部分根据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提出相关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 司法改革   基层法院   智慧法院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法院信息化工作,主动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全面优化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各类审判执行以及信息化资源,在最高人民法院试行一段时间后,开始推广到各省各市县四级法院。要求各级法院根据自身能力主动作为,积极与上下级进行技术对接,实现全国法院系统之间数据互联互通,极大地促进了法院信息化工作蓬勃发展,“智慧法院”3.0版的整体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并全力推进。本文的理论基础为政府流程再造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以X市人民法院为例,通过案例评估法、实地调研法等研究方法,从信息孤岛、政绩导向、资源缺乏三个方面进行发掘,深入分析其在“智慧法院”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在详细剖析X市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建设现状即建成法院办公办案一体化平台、加入全国法院司法公开平台、实现科技法庭全覆盖、率先探索移动办案等一系列成果以及X市人民法院在“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即数据难以共享、政绩导向失衡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并深入剖析这些问题产生背后的原因即“智慧法院”建设进程中缺乏顶层设计、不重视使用主体、人财物得不到保障,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的“智慧法院”建设标准,围绕智慧诉讼、智慧审判、智慧执行的体系,把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作为“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的核心和基础理念,始终坚持服务人民群众,不断深化司法改革,提高审判执行质效,不断完善各业务系统,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念贯彻到法院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中。

关键词： 检察机关   捕诉合一   司法改革   立法完善  

摘要： “捕诉合一”是指对检察机关对内部职权进行调整，将审查批捕权和审查起诉权合并由同一个检察官或办案组来行使的办案模式，这是对原本捕与诉分离关系的调整探索。“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改革的原因是综合应对司法现状面临的案多人少的矛盾冲突和满足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检察机关捕诉关系的调整也是为了与司法责任制改革、检察官员额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司法体制改革内容相配套。“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经过试点实践后已经在全国各级检察院普及推行，但仍有学者对该项改革保持否定态度，指出其引发的弱化逮捕独立性、弱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压缩辩护律师辩护空间等问题，但是从试点运行的实践情况来看，其有效的提高了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加强了监督制约，审前羁押率也呈下降趋势。虽然“捕诉合一”模式的优势有所体现，但学者所担心的弊端仍然应当重视，通过不断地实践总结发现“捕诉合一”模式的弊端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本文从捕诉关系涉及到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概念入手，梳理我国捕诉关系历史沿革，分析“捕诉合一”模式的改革动因和价值基础，通过试点实践的实效来证明在该司法环境下选择该模式的合理性。对待“捕诉合一”办案模式可能存在的例如检察权集中膨胀缺乏有效制约监督和审查逮捕程序异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并在最后提出几项修改建议，比如审查批捕程序的司法化和加强检察权的内外监督以及强化辩护律师的辩护权保障等。

关键词： 代用监狱   拘留所   看守所   司法改革   保障人权  

摘要： 日本代用监狱是指隶属于侦查机关或者法院的临时羁押机构，是用于拘留刑的执行机构和审前羁押机构，替代了监狱未决犯专区。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代用监狱得到了立法的认可。在1945年以后的法治时代，代用监狱的功能从审前羁押和执行拘留刑转变为单一的审前羁押，可执行的临时拘留时间缩减为72小时；侦查和羁押由警察机构的不同部门主管，实现内部侦押分离；此外，还对代用监狱产生的问题进行了外部治理。但前述改革没有改变侦押合一的本质，受到了日本学界质疑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责难。代用监狱隶属于侦查机构的缺陷及其存废之争同样出现于我国的看守所改革之中。在《看守所法》制定过程中，我国立法机关可以吸取日本教训，借鉴域外国家处理侦押关系的经验，将看守所转隶中立的司法行政机关。

关键词： 旧习   新法   司法改革  

摘要： 随着清末新政的不断展开,清政府从军事到司法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随着法部的成立,以沈家本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司法人致力于司法的近代化进程,司法机构上也开始重大变革,成立以审检所、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以及大理院四级机构的"四级三审"的司法审判制度。但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新的司法在推行中困难重重,特别是传统风俗与近代司法的在基层社会的冲突,更是成为新司法执行的重要阻碍。本文探讨的就是"旧习"与"新法"在司法审判中的一个案例,以展示这一时期司法改革的多重世象。

关键词： 科学证据   审查判断   鉴定意见   可靠性  

摘要： 科学证据是为解决案件中凭借普通常识无法判明的专门性问题,专家通过科学的原理或方法,依照相关程序,对争议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分析或鉴定之后得出的意见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四类:鉴定意见,专门性问题的报告,“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测谎结论。科学证据运用于刑事诉讼中为查明案件事实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同时也增加了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难度。一方面,“科学至上”观念使得法官对科学证据存在一种天然的信赖感,进而导致其无法客观认识科学证据。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关的科学知识和经验,法官在审查判断科学证据时难免处于“隔行如隔山”的艰难处境,为解决这一难题《刑事诉讼法》对鉴定意见的审查认定标准做出明确规定,并引入“有专门知识的人”加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仍停留在审查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因此本文通过论述当前刑事科学证据审查判断缺位可能会带来的三大风险强调科学证据审查判断的重要性,分析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科学证据审查判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科学证据审查判断的建议。为此文章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刑事科学证据的内涵及其不确定性特点作简要论述并就刑事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内容以及不同种类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重点进行阐述。第二部分,阐述当前刑事科学证据审查判断缺位所导致的三大风险:亵渎证据法理念的风险;削弱法官裁判权的风险;降低司法公信力的风险,并以实证案例作为辅助支撑,旨在强调应重视刑事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第三部分,对我国目前刑事科学证据审查判断现状进行归纳阐述,总结各个科学证据审查判断中存在的不足。第四部分,针对我国刑事科学证据审查判断的不足,以刑事科学证据的生成到适用全过程为线索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 法官责任制   组织环境   行政化   司法改革  

摘要： 法官责任制作为一项制度,想要稳步实施,有序推进,离不开组织环境的支持。组织环境是法官责任制能否有效落实并实现其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当下,法官责任制所依赖的这种组织环境呈现出行政化的特点,而法官责任制是以司法化为导向来建构的,这种矛盾的产生无疑会对法官责任制的有序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法官责任制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受到组织环境行政化的影响可能会异化为简单的法官问责制,法官惩戒这一司法活动可能会异化为行政式问责。为此,我们需要明确法官责任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即要坚持司法化的法官责任制度建构;法官责任制的运行前提是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责任制的问责理由坚持行为导向;法官责任制的制度目标是培养高素质法官。在此基础上,探寻法官责任制运行的现实困境,即组织环境行政化。这种行政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组织单元的法院深深嵌在了“条块”组织网络当中。既要围绕上级法院的指挥棒来转,又要紧紧依靠同级别的党政机关。来自条块网络当中的多方面压力会影响法院内部管理者和普通法官对法官责任制的认知,这使他们可能会有意忽略当前法官责任制已经将重心放在违法审判行为之上,而将诸如组织纪律责任、廉政责任排除出法官责任制的事实。此外,作为组织单元的法院内部也存在明显的科层制,分庭管理的情况下,普通法官需要面对的行政领导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在某些法院庭室还设置副庭长职务的时候。科层制的存在使得责任制度在落实时容易出现层层加码的现象,因为每一级都习惯于预留出额外的指标来应对考核。当法官责任制面对这种组织环境行政化的时候,会出现很多意想之外的结果,法官责任制当中的法官问责程序至今无法完全脱离内部问责的困境。同时,这种这种责任制度可能会使得法官在裁判上更加依赖法院领导和上级法院,造成以司法化导向的法官责任制反过来强化组织环境的行政化这一现象。对此,需要建构第三方主导的法官问责程序,可以尝试探索由人大来主导。并且强化法官问责的行为导向,使得法官更加关注自己的审判行为,而非裁判结果。同时深化司法改革,对有条件的法院进行权力架构改革,当务之急就是废除庭室的设置,设立审判团队。在此基础上,跟进法官责任制度的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法官的荣誉感、责任感,激活法官等级,改良分案机制,实现责任的合理分担。

摘要： 《民法典》的颁布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民法法制的发展,也推动了民法理论研究的发展。正是《民法典》这一示范作用点燃了其他法律领域学者对法典化的热情和企望,其他学科的学者也试图效仿民法的做法,通过法典化实现自身的体系化,并在推进法典化的过程中,吸引社会对本领域法律制度建构和研究的关注,也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再次刺激本学科的研究向前发展。

关键词： 监察留置措施   刑事强制措施   监察法   衔接  

摘要： 《监察法》的制定为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也被提上日程。在《监察法》规定的十二项调查措施中,监察留置措施既是最受关注的一项措施,也是《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关键所在。监察留置措施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是一项创举,是监察体制改革之前没有的。它既不是行政监察中的强制措施,也不是司法机关的刑事强制措施,更是党纪处理措施,而是监察调查措施中独有的强制性措施,虽然同为强制性措施,但是与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性质还是截然不同的。监察委员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行使调查权,并对被调查人采取监察留置措施,在案件调查完毕,监察留置措施转化为刑事强制措施时,两种措施之间的转化是关键。如前所述,监察留置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均为强制性措施,都是高强度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措施,如果衔接过程中出现问题,不但会影响法与法的衔接,进而影响监察体制改革的大局,也会对被调查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不当侵害,从而损害法律的公信力。针对《监察法》的出台,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也配合更新了相关规定,但是在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方面,规定的还不是尽善尽美。目前的立法将先行拘留作为两种措施之间衔接的枢纽,但是,先行拘留本身的性质以及适用也存在一些争议,这一规定并未彻底解决两种措施在衔接方面的问题。本文对于监察留置措施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并将其与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进行了对比,进而讨论了目前立法中以先行拘留作为转换枢纽中的问题,包括先行拘留的性质以及阶段归属、先行拘留的决定与执行权归属、地点与模式设计、以及先行拘留是否会导致有罪推定。后半部分集中于讨论两种措施在衔接过程中的出现的具体问题,包括缺乏外部监督、未规定辩护人的介入权、未区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救济制度不健全以及检察机关的退回补充调查程序阶段定位不明。笔者认为,《监察法》在监察留置措施的设计上具有封闭性,决定主体与执行主体都为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与律师介入在立法中没有规定,对于监察留置措施使用不当的赔偿救济也缺乏规定。为了加强对监察留置措施的制约与监督,将其与刑事诉讼标准纳入统一轨道,立法中应设定检察机关作为监察留置措施的决定主体,并允许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留置措施过程。律师在这一阶段的介入,也应在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在救济制度这一方面,笔者认为应在《监察法》及《国家赔偿法》中明确规定不当采取监察留置措施需要适用何种赔偿及适用何种流程。最后,在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补充调查程序方面,笔者认为应当确定“案退人不退”的原则,并在监察委员会设立专门负责与检察机关进行程序衔接的部门,从而促进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协调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