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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执法   检察监督   法治政府   司法改革  

摘要：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作为有效化解行政纠纷的新型渠道,它对维护中国社会转型平稳过渡、法治政府的顺利构建,以及推动行政纠纷的实质化解有着重大意义。在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发展新时代、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阶段,正确认识、合理充分运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因此,在学术上对该问题进行充分探讨和研究十分必要。从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首次倡导,到近期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全方位、系统性推进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工作的呼吁和号召,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构建已然取得阶段性成果。然而,由于该制度于理论界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理论基础薄弱,加之此种开创性研究难度较高,因此其在理论上存在定义不清、定位不明等问题;同时,其在实践领域也存在立法不完善、观念落后、监督方式不健全等困境。为破解理论和实践中的相关困境,文章从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基础理论开始着手,通过厘清概念和边界、明晰定位等方式为制度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实践展开奠定学理基础,在充分把握制度运行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前提条件下尝试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对策和建议。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该部分先是对文章的选题背景以及研究目的作了简要阐明,并且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该论文在学理和实务中的研究意义;随后,文章简要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学界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相关问题所持的观点;最后,文章明确了本文在研究对象及相关对策上的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首先,文章厘清了行政执法检察制度概念、明确其定位和监督范围;其次,文章分析了该制度在法律层次和法理层面上的依据;最后,文章明确了该制度在实现行政纠纷实质解决等方面所起到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三部分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在剖析实践重存在的相关立法不完善、手段单一、范围不明等问题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其对应原因。第四部分考察了大陆和英美法系相关国家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对其可取之处进行借鉴。第五部分为对策和建议。该部分尝试从监督手段、监督范围、监督程序以及监督观念和组织等方面构建新型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机制。

关键词： 法官员额制   基层法院   司法改革   实证分析  

摘要： 通过对广东省珠三角发达地区三个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实施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基层人民法院案件审判效率明显得到提高,法官职业保障进一步加强,司法责任制得到了有效落实。同时,法院案多人少矛盾依旧突出,法官逐级遴选、等级晋升机制的不健全与法官职业保障的未全面落实让法官职业发展受挫、工作积极性不高,审判辅助人员队伍建设滞后严重影响了法官员额制改革取得更大成效。原因在于:法院执行案件数量虚高,案件执行需要占用大量审判资源,加剧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法官等级晋升机制内在的行政管理思维导致法官等级晋升出现一系列问题,影响到法官工作的积极性;法官逐级遴选条件的设定并未从法官本位思想出发,导致出现上级法院遴选员额法官难等问题;地方政府对于法官员额制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支持力度不大导致审判辅助人员团队建设滞后,法官的地方绩效奖金未能得到完全落实;审判辅助人员的角色定位不明确、职责范围不明晰,严重影响到审判团队的建设和审判工作效率的提高。为进一步深化法官员额制改革,必须协调审判与执行的关系,合理确定审判法官员额比例;完善司法辅助人员制度,优化审判团队配置,提高审判质效。同时,完善法官逐级遴选机制,探索建立更加符合审判规律的法官等级制度,保障法官队伍晋升渠道畅通和职业发展空间扩大,激发法官工作积极性。

关键词： 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   互惠原则   适用标准   司法解释   民事诉讼法  

摘要： 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或仲裁裁决)是国际私法三大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仅对我国法院对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展开讨论。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领域,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互惠原则,但未明确规定互惠原则的适用标准。这种弹性规定的弊端在司法实践中已显露出来,即实务部门对如何理解“互惠关系”、如何认定存在互惠,其认定标准并不统一,法律适用随意,各地做法差异较大。鉴于此,在《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正案提出之际,统一和规范我国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方面所采纳的互惠标准十分重要,有其现实意义。本文从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国情出发,同时吸收域外有关互惠原则适用的有益经验,以修改相关司法解释为切入点,释明互惠原则的具体适用标准,以此缓解司法实践中适用互惠原则的乱象,提高司法效率,完善我国涉外审判制度。本文共四章,共计三万余字。第一章旨在介绍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中互惠原则的法律内涵。根据词义解释,互惠原则是指双方主体相互施惠的法律原则,包括“谁可施惠”“何为施惠”“谁先施惠”等内容。互惠原则最早起源于社会关系学,后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等领域。其中,互惠原则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领域中占据重大地位,即防止外国设置中国法上不存在的、不合理的承认与执行条件,导致本国民商事判决在外国无法得到实质平等的承认与执行。此外,互惠原则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判断互惠关系不能仅仅看法律文字表述,还要考虑法律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素。互惠原则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方面有其具体法律内涵,即指“根据两个国家(或地区)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民商事判决的事实或期待可能性,一国(或地区)法院决定承认与执行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民商事判决。”第二章通过分析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互惠原则的表述,着重考察我国法院适用互惠原则的具体案例,发现我国相关司法实践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互惠原则的各项适用标准缺乏强制约束力且存在内部冲突。例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意见和声明等规范性文件中确立了事实互惠、法律互惠(或承诺互惠)和推定互惠等标准,但因前述标准缺乏强制法律约束力,致使各地法院在实践中出现挑选适用前述标准的现象,并且各地法院存在仅适用事实互惠的倾向,法律互惠和推动互惠的适用难落地。其二,法院对如何划定互惠原则适用的主体和客体观点不一。例如,互惠原则的适用主体是否包括地区,这里的地区可能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外国的某一地区或由多个外国组成的欧盟地区。第三章从比较法的视角梳理有关互惠原则的域外实践。本章将域外实践依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进行讨论,笔者发现虽然两大法系的法律文化差异较大,但总体来看各国一般采纳法律互惠和/或推定互惠。值得注意的是,英联邦国家较为特殊,采取“互惠清单制”,互惠与否交由最高行政首领确定。此外,关于互惠原则的适用主体和客体,大多数国家认为互惠的主体包括国家和地区,适用互惠原则承认与执行的外国民商事判决不包含与自然人行为能力和当事人身份关系有关的判决,且不要求与曾经被承认与执行的本国判决类型相同。第四章是本文的落脚点,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本章对完善我国互惠原则的适用标准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鉴于互惠原则本身具有弹性,直接将其写入《民事诉讼法》又比较困难,笔者认为不妨修改民诉法的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引作用,继而统一互惠原则适用标准。通过研究,本文拟定了以下修改草案。现有民诉法的司法解释第544条表述如下: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如果该法院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也没有互惠关系的,裁定驳回申请,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离婚判决的除外。本文建议将民诉法的司法解释第544条修改为: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如果该法院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也没有互惠关系的,裁定驳回申请,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赡养、抚养费或不需要执行的身份关系判决的除外。认定是否存在互惠关系的,人民法院可以考虑依以下顺序认定与外国(地区)存在互惠关系,并承认和执行该外国判决:(一)该外国被最高人民法院推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互惠关系;(二)该外国法院曾经承认与执行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不论与申请承认和执行的该外国判决是否属于同一类型;(三)该外国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互惠的谅解或者共识,或通过外交途径对我国作出互惠承诺,或者根据该外国的法律法规、判例法、习惯,其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不存在实质性差异,人民法院有正当理由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在该外国能够得到承认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刑事自诉   璧山实验地方法院   司法改革  

摘要： 本文以民国时期自诉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制度与实践两方面入手,重点研究了在璧山实验地方法院的自诉改革中,自诉制度的改革内容与具体实践情况,同时对该制度的具体利弊进行探讨,主要是以馆藏于重庆档案馆的璧山实验地方法院司法档案为研究依据,加上报纸、学者评论,从制度与实践两方面出发,梳理自诉制度对其中自诉制度具体改革方案以及自诉实践等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利弊得失,分析对当今自诉制度的完善的启示与借鉴。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下面对各部分作出简要介绍: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璧山实验地方法院在刑事自诉制度上作出的改革。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刑事案件大量激增,司法经费不足,同时出于为收回法权做准备的考虑,司法行政部设立了璧山实验地方法院进行一系列司法改革,同时本文对清末民初的刑事自诉立法开始梳理,对比璧山实验地方法院刑事自诉制度的改革较之前几部刑事诉讼法有哪些不同之处。清朝末年引进西方法律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诉讼法《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后续又相继制定两部刑事诉讼立法,都没能付诸实践,但对后续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刑事立法起到了借鉴作用,此后北洋政府制定《刑事诉讼条例》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两部《刑事诉讼法》都对自诉制度作出了规定。民国时期刑事自诉范围之所以不断扩张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第一,自诉制度虽然在北洋政府时期才被正式提出,但在我国传统法律中,自诉一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起诉形式,民国时期除清末修律采用严格的国家起诉主义外,一直都有对自诉制度的保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我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将自诉作为一种重要的起诉方式一直保留。第二,清末民初大量西方先进的立法经验与模式。清朝末年完全否定自诉便是受到日本立法模式的影响,此后多次修改中也能看到德、奥等国家起诉模式的影子清末民初对自诉制度的废、立都无疑受到外国立法模式的影响。第三,在当时废检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扩大自诉范围对检察权进行限缩。璧山实验地方法院改革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进一步扩大自诉范围,简化自诉程序,从主体、案件范围、限制条件、自诉的提起、撤回和移送等方面都力求能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部分主要聚焦璧山实验地方法院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实践。从刑事自诉的主体范围、提起程式、公诉转自诉和撤回自诉等几个方面,通过具体案例与数据统计来论述璧山实验地方法院进行自诉制度改革后的具体实践情况,通过具体案例研究,对自诉制度在基层的运行情况进行展现。 第三部分在前述自诉案件实践的基础上,对基层刑事自诉制度的运行进行评析。该部分积极方面说明自诉制度改革顺应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加快了刑事案件的审结效率,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使得自诉权被滥用,说明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后通过对民国基层自诉制度研究,对当今的刑事自诉制度提供一些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 民事调解   璧山实验地方法院   司法改革   调解委员会  

摘要： 传统中国,是皇权和乡绅自治的二元治理结构,民间细故大都以调解的方式在民间层面加以解决,传统的民事调解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社会生活基础以及文化背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中国近代化的框架下由国家解决民事纠纷开始被新的司法制度及诉讼制度所认可,法院民事调解制度应运而生。民国时期,国家强调以审判的方式处理民事诉讼的同时,又开始将调解作为解决公民诉累的一项重要举措加以推行。民国时期的民事调解制度,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民事调解的同时,借鉴西方民事调解制度形成自己制度设计的结果。本文目的在于通过描述璧山实验地方法院调解制度的运行、实效,以期提出完善当今民事调解制度的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为选题新颖,目前没有专门研究璧山实验地方法院民事调解的相关论文;第二为较多引用重庆市璧山区民国档案、旧杂志等资料,为论文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 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梳理了璧山实验地方法院调解的制度依据: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事调解法》及其相关法、1935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1941年颁布的《非常时期民事诉讼补充条例》、1942年颁布的《实验地方法院办理民刑诉讼补充办法》相关法律。 第二部分,详细说明了璧山实验地方法院的调解制度的实践。以所有权类、债权类、亲属继承等三种类型的民事调解出发,揭示出璧山实验地方法院针对不同案件所作出的民事调解的不同特点。 第三部分,客观做出璧山实验地方法院的调解制度的实践的评析。其进步之处在于,不仅减轻了民众负担,也扩大了民众私权利的救济途径。但是其也存在着调解案件种类单一、调解在一审案件中占比低、调解成功率低等问题。针对于此,提炼出制度设计较为僵化、法院需以应对、当事人固执己见及法官不努力这些原因。

关键词： 未成年人   非羁押   强制措施  

摘要： 长期以来，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我国存在审前羁押率较高、羁押期限较长等问题，这些问题无法体现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难以展现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人性化程度。为此，有关部门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需要尽量减少羁押，构建非羁押诉讼体系，扩大非羁押诉讼适用，降低审前羁押率。此外，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健全风险评估机制，创新非羁押的实施方式。本文分析了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阐述了非羁押强制措施的理论依据，从问题出发，提出了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建议。

关键词： 智慧法院   人工智能   司法改革  

摘要： 我国法院信息化已进入以司法大数据搭载人工智能为基础的信息化3.0阶段。在目前这个阶段，由于其中所应用的技术是“能够完成人类需要运用智能才能完成的任务”的具有主动学习能力的智能算法，所以基于大数据的算法在赋予了“智能”的称谓后就演变成了现在所说的“智慧法院”。智慧法院建设改革至今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果，媒体逐渐在报道中将“法治中国靓丽名片”“中国经验智慧司法”等称号冠在智慧法院头上，更有一些评价机构和组织学者发文称中国智慧法院建设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以此为背景，作为法院人扪心自问我国的智慧法院建设是否真正如评价得这么成效明显呢？我们的智慧法院建设是否已经在参考西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形成了“中国经验”？本文就此展开探讨。

关键词： 法典化   民事诉讼法体系化   民事程序法治   民事诉讼理论   程序观念   司法制度　　codification   systemization of civil procedure   rule of law in civil procedure   theory on civil procedure   conception of procedure   judicial system  

摘要： 在以成文法为基本特征的国度里，法典化是实现法律制度体系化，推进法律制度发展的一种重要方法和路径。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同样具有如此意义。就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而言，基于民事程序法与民法的内在联系，更突显了法典化的必要性。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过程有助于实现民事诉讼法的体系化，推进我国民事程序法治的发展，在全社会形成程序观念和意识，将我国的法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倒逼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发展。民事诉讼法法典化是时代的呼唤。基于程序法的特殊性，以及与司法制度的密切关联，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其法典化的过程相较于民法的法典化也更为艰难。民事诉讼法法典化进程也要求实现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步联动。

关键词： 法官助理   司法改革   员额制  

摘要： 法官助理制度作为我国司改中的一项意义重大的举措,其核心在于辅助员额法官进行日常工作,进而使得员额法官得以从繁琐的事务性及程序性工作中抽身,将更多的精力汇聚于审判之中。现如今法官的数量相比原来已经大幅减少,而案件收案量却逐年增加,导致法官人均办案数量与日俱增,法院的新鲜血液补充如此不畅,对于原本就非常繁重的审判压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的。法官助理人数及类型上的缺口,不仅严重影响员额制运行也妨碍了司法责任制度的落地,一定程度上制约改革的成效。全面推行法官助理制度是推进司改的必要配套,关乎司改及员额改革的成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打造法官队伍精英化及职业化的必经之路。 目前大连市的法官助理在总体人数上本就难以满足日意增长的审判需求,同时近几年的辽宁省省考招录法官助理又频频遇冷,且大连市在推进法官助理制度运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大连市两类法官助理的管理使用不科学、未建立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人员配比模式、考核标准模糊、缺乏奖励机制、人事管理机制不够完善、众多现任法官助理又纷纷想要辞职去另谋出路。这些大连市法官助理制度运行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将致使员额制改革难以实质落实、司法责任制遭到架空。有鉴于此,大连市法官助理制度的完善是推进大连市建设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队伍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实现大连市司法公正与效率,有助于落实司法服务的核心思想。本文立足于大连市的市情,探讨如何完善大连市法官助理制度,既不能简单的对国外及国内其他地区的法官助理制度进行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引起不必要的不服水土,同时又不能脱离事物的发展规律做出“拍脑门”的冲动决策。 公共管理是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公共管理以社会公共事务作为管理对象,社会公共事务具体可分为公共资源、公共项目和社会问题等。人力资源是社会公共资源中最宝贵和最活跃的财富。人民法院作为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者,其内部管理体制及人事管理制度均是按行政单位的体制进行管理的,法官助理是人民法院人力资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更好的发挥法官助理的作用,就要求我们从公共管理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出发,从人力资源的基本模块入手,即规划、招聘、培训、绩效考核、薪酬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法官助理人事管理、提高人才利用率,最终达到完善现有法官助理制度的目的。通过借鉴国外与国内其它地区法官助理制度的经验,主要选取江苏省、四川省、河南省及台湾省作为实证考察范本,通过对法官助理数量、配置模式、培训和考核等情况进行梳理,指出大连市法官助理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完善大连市法官助理制度的具体措施,即着眼于大连市法官助理的人员选拔、科学合理具体的配置及配比、全通路的职业培养保障及长效晋升发展三大方面,才能够从源头上解决打大连市法官助理现存的诸多问题,真正探索出属于大连市的独特的法官助理之路。

关键词： 值班律师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   司法改革   法律援助   律师职业定位  

摘要： 本文以我国值班律师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从域内外值班律师制度的一般特征出发,立足于我国值班律师制度产生的具体背景和价值追求,分析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运行状况,研判该制度在实践中的短板,并分析其原因。进而,从律师职业伦理和制度机制两个层面分析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完善路径,提出相应方案,以助力我国值班律师制度实践效果之增进。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值班律师制度的一般定义和特征,总结分析了该制度同其他类似制度之间的不同。与此同时,还选取三个较为典型的国家——英国、日本和加拿大,对这些国家的的值班律师制度进行描述和分析,从比较法的视野中观察域外值班律师制度的共性与特性,进而作为分析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独特性的参照系。 第二部分对我国值班律师制度具体制度设计和实效进行了分析。该部分从我国实际出发,考察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形成背景和顶层设计逻辑,不仅分析了该制度有别于域外相关、相似制度的独特价值和功能,更通过梳理该制度的具体实践发展过程,客观评析其成效。尤其是,对刑事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推广以来我国在值班律师制度规范、实践运行及地方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进行了重点分析。 第三部分对我国值班律师制度实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在制度方面,重点关注值班律师的定位,权利责任的落实以及实际的援助效果等问题,从而发掘出现阶段值班律师制度实践短板的两大表现,即服务形式化和角色定位模糊。进一步地,该部分还对造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发现其根源于值班律师自身身份的冲突,以及律师职业伦理之一般要求与值班律师职业伦理之特殊要求之间的冲突。此外,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偏差和相应制度保障机制欠缺也是导致实践短板的重要原因。 第四个部分对我国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的完善路径提出建议。通过对值班律师制度现阶段的实践短板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发现,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应当从值班律师这一主体本身的职业建设出发,从内在价值、职业定位及激励机制三个具体方面着手,以确保值班律师制度的功能价值发挥到位。 总体而言,本文并没有单纯地停留于对值班律师制度的概念、定义和一般理论特征进行分析,而是聚焦于我国值班律师制度及其实践的现状,提出有利于值班律师制度完善的建议。通过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从而推动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全覆盖,也是解决我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低的重要路径。通过不断完善,让值班律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也正是该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