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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互联网平台企业   相关市场界定   市场支配地位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执法  

摘要： 2022年8月,我国发布了最新的《反垄断法》,其中第二十二条第(四)项明确规定“二选一”行为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的“二选一”行为不仅在监管领域引起执法机构重视,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目前,我国共有三家平台企业因实施“二选一”行为被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处罚,即阿里巴巴、美团和食派士,更有微源码诉腾讯后被法院处罚。国家相关执法机构陆续发布了关于阿里巴巴、美团和上海食派士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微源码诉腾讯进行民事处罚。国家相关部门对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同处罚结果表明我国的反垄断在不断加强。通过对“阿里巴巴案”、“美团案”、“食派士案”“微源码诉腾讯科技、腾讯计算机系统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的分析,发现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相关市场界定、案例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以及案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三个方面。通过整理归纳各个焦点问题背后的详细争议焦点,并就争议焦点一一对应进行评析,为以后规制类似行为提供参考借鉴和运用建议。具体而言,对主要的三个争议焦点可以这样理解,相关市场界定需要选择合理的方法,并从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同时探讨是否需要考虑动态竞争要素。先判断企业在相关市场地位是否具有支配地位,后判定企业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得出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明确经营者实施行为适用正当性判断标准,并考虑是否有限定交易行为、拒绝交易行为。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同时思考为今后相似案例应该如何进行法律规制。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规则,不但有助于保护网络平台内经营户和消费者的权益,也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道路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党组织   公司治理   政策响应   企业社会责任   精准扶贫  

摘要： 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现行税制   洪洞县税务局   税收征收管理  

摘要：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项活动,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征收管理是保证税款入库、财政收入保质保量完成的重要环节,是国家征税的具体过程。征税管理存在漏洞将会导致国家税款大量流失,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加强税收征收管理,有利于保障税收收入,充分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行税制下,税种繁杂,大数据应用不成熟等问题均给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带来挑战。洪洞县税务局作为基层税务机关的一线派出机构,直接参与纳税人的税收征收管理。但充分调查后发现,现行税制下洪洞县税收征收管理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诸如税务登记与申报环节存在瑕疵、税收征管中的信息传递存在不畅、税收征管中的大数据运用能力不足、发票管理存在漏洞、全税种管理难度较大、纳税遵从度不高、税收征管刚性弱化等问题。其原因在于违章处罚力度不够、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力度有待加强、税务人员缺乏对大数据运用能力的系统培训、发票管理重视不够,方法简单、征管难点不同,税务征管具有复杂性、纳税人存在差异性,违法成本偏低、执法人员监督考评机制和绩效管理机制不健全。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税收征收管理,要提高纳税人遵从度及纳税意识,联合各部门筑起协税网络,提供优质的纳税服务。服务型政府理论要求增强机关干部的素质和服务意识,这是建设服务型机关的根本条件。税收遵从理论认为,导致纳税人税收不遵从因素多样化,要加强税收执法,规避纳税人的偷税避税行为,税务部门负起主体责任,积极参与税收征收管理,健全征管制度,创新服务方式,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助推纳税遵从。因此,洪洞县税务局在税收征收管理中,应该通过微调行政流程、加大违章处罚力度,敦促纳税人合法合规经营;通过畅通纳税人传递信息渠道、筑协税护税网络来加强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建设;通过提高税务人员的系统培训来提高征管能力;通过加强首次申请领用发票的监管、加强高额高量纳税人的发票领用监管来实现发票管理的常态化管理;通过规范税款征收方式、完善机制强化制度约束、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来分税种规范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加强后续管理加大违法成本、大力宣传举报制度来强化纳税人意识,加大违法成本;通过将申报率与申报内容相结合、利用信息化平台与大数据科学监督来完善监督考评和绩效管理机制。

关键词： 平台经济   自我优待   反垄断规制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合理原则  

摘要： 近年来,平台经济发展迅猛,平台在科学技术的助推下能够收集、占有数据等资源,形成强大的实力积累。同时,平台在其规则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释放其内生的扩张属性,导致了平台跨市场延伸竞争优势的行为,其中就包括自我优待行为。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是指平台利用市场力量更加优待自身业务的行为,例如对自营产品或服务给予优先展示或者排序等。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平台自治行为,但当平台掌握市场支配地位且其行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时,反垄断法的介入便具有了正当性与合理性。然而,目前运用传统反垄断法规制复杂的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存在诸多困境。本文立足于我国《反垄断法》及相关实践,在检视传统反垄断法规制困境的基础上,分析《反垄断法》规则内部优化的方向,探求拓展规制路径的可能性,以期对我国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规制提出相对合理的建议。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概述。本部分首先介绍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以时间轴为线索,通过重点案例的引入梳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为下文的具体分析提供支撑。其次,阐释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内涵,并分别从四个方面对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特征进行介绍。最后,分析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违法性认定原则,从对市场竞争的实质性影响得出其法律性质,对学界关于违法性认定原则的争议进行介绍,并据此指出对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违法性认定应采用合理原则。第二部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状分析。首先,在反垄断规制的执法现状方面,分别就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构成搭售、差别待遇、拒绝交易行为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其次整理国内外针对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专门立法,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关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是否为独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类型的理论争议,最后得出目前不宜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作为完全独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类型进行规制的结论。第三部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反垄断规制的困境检视。本部分首先介绍了传统反垄断法规制进路,分别从四个构成要件分析反垄断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一是主体方面,包括相关市场界定与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法适用困难;二是行为方面,理论上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行为对象范围等方面存在争议;三是后果方面,即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是否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目前立法表述具有原则性、模糊性的特点;四是正当理由方面,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判断平台抗辩理由的正当性时缺乏明确的标准。第四部分,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反垄断规制的路径优化。一方面根据第三部分所提到的传统反垄断法规制的四个困境探析《反垄断法》规则的内部优化进路;另一方面探讨拓展反垄断规制进路的可能性,主要措施包括借鉴欧盟“守门人”制度与美国“主导平台”制度,以及针对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制定合规指引。

关键词： 算法价格歧视   消费者   消费者权益保护  

摘要： 算法价格歧视是指网络上进行的购物活动中,商家广泛收集消费者信息,然后利用算法根据消费者的不同特征,如性别、收入、手机品牌等制定不同的价格。本文通过分析算法价格歧视的特征、对消费者的危害以及现行法律保护中不完善的地方,提出在算法价格歧视方面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本文第一个部分论述了算法价格歧视的特征及对消费者权益危害。算法价格歧视具有隐蔽性、针对性、不可避免性。算法价格歧视的危害在于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实体权利,以及因损害竞争间接侵害了消费者权利。直接损害方面,算法价格歧视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虽然《消法》中规定的知情权未明确其内容包括商家定价原理,但消费者实质上却因为不知算法定价相关信息而权益受到损害。算法价格歧视还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因为商家需要给予一部分消费者低价用以吸引客户,但这部分成本是以另一部分消费者支付高价来承担的。算法价格歧视还危及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在算法制定价格之前商家需要收集海量用户信息,这些信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经消费者允许便获取的,导致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增大。间接损害方面,算法价格歧视还会在经营者之间造成损害竞争的结果,最终利益受损的经营者需要从消费者处获取利益,间接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本文第二个部分论述了我国算法价格歧视下消费者保护困境。现阶段算法价格歧视中消费者保护制度存在许多问题。一是相应法规不完善的问题,包括消费者知情权范围不明确,公平交易权难以保障,消费者数据权利保障不足等。二是消费者维权困难的问题,根据现有案例来看,消费者针对算法价格歧视提起诉讼的很少,能胜诉的更是凤毛麟角,消费者常因为举证困难以及缺少相关知识而维权失败。三是有关部门监管困难的问题,算法价格歧视的出现既突然又复杂,它涉及多个行政部门的职责,监管主体不明确,并且相关人员缺少对大数据算法的了解,监管方式落后。本文第三个部分分析了欧盟与美国在算法价格歧视治理方面的做法,总结出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即确认消费者数据权利、保障救济渠道、完善监管制度。本文第四个部分提出了关于在算法价格歧视方面对消费者进行保护的具体建议,那就是要形成多方合力共同治理。在法律完善方面,拓宽消费者知情权的范围,增加《消法》中消费者数据权利的内容;在监管方面明确监管部门与责任,完善监管规则,创新监管方式;在保障消费者救济渠道方面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完善公益诉讼。这套“组合拳”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算法价格歧视行为。

关键词： 数据优势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法规制   监管  

摘要： 进入互联网快速发展阶段,经营者竞争的方式有巨大变化。随着数据价值链的形成,具有数据优势的经营者增强了自身竞争优势,在竞争市场中易形成市场支配地位。为攫取更丰厚的利润,经营者会不断扩大数据优势,并可能基于数据优势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基于数据优势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因能收集、汇编、加工用于市场活动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电子数据,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形势,并具有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能力的市场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从事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具有以作为生产资料且具有排他性的数据为对象、形成数据优势会促使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具有隐蔽性的基本特征。对于该行为,可以从芝加哥规制模式理论中的竞争、效率、消费者福利来展开深入认识。基于数据优势来开发的算法会引发歧视、减损消费者利益、破坏竞争格局和创新环境,因此反垄断法对基于数据优势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的必要性。虽然反垄断法规制具有更有利弥补基于数据优势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造成的损失、更有利于规制基于数据优势的深度学习算法、更有利于鼓励创新等规制优势。但也存在无法适应新业态的发展、达到诉讼证明标准要求难度大、对拒绝数据抓取的行为规制和对用户数据的保护不足、执法效果差等困境,为解决存在的困境,借鉴重视必要设施原则对反垄断法规制的补充作用、重视消费者的隐私保护、重视非价格因素对SSNIP方法修正对反垄断法规制的补充作用的域外规制经验,提出完善基于消费者利益与其他正当理由引入必要设施原则、利用非价格竞争范式完善反垄断法的价格规制模式、完善基于数据优势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证明责任制度、完善基于数据优势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监管模式的路径,以此来让反垄断法更好的规制基于数据优势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关键词： 绿色债券   环境绩效   绿色溢价   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 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话题。一方面,由于绿色债券具备“绿色”和“融资”的双重属性,企业正逐步将发行绿色债券作为其经营战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投资者越来越关注环境和气候相关风险,导致环境评分/评级在投资分析和决策中的使用越来越多,企业也逐渐将环境因素纳入其业务实践和公司报告要求。因此,本文将发行人的环境绩效与其发行的绿色债券价格作为研究对象,从同一机构发行的绿色债券与普通债券的价格差异入手,检验绿色债券相比普通债券更低的收益率是否受益于发行机构的高环境绩效,并进一步探究发行人质量对绿色债券价格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发债企业通过环境绩效改善吸引债券持有人进行绿色投资提供借鉴。 本文选取2016.5-2022.12的二级市场交易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获得454对绿色债券和普通债券的月度到期收益率并处理得到绿色溢价,实证检验发行机构的环境绩效改善降低绿色溢价的效果,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绿色债券的收益率显著低于普通债券,即存在显著为负的绿色溢价;(2)发行机构的环境绩效改善能够显著降低其绿色债券溢价;(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债券信用评级在二者间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盈利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4)进一步检验发现,发行机构的环境绩效改善降低绿色溢价的效果在投资者社会责任需求旺盛时期、非国有企业和工业行业企业更为显著。 本文的研究对于配置绿色债券和普通债券收益率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发债企业优化自身环境绩效,从而推动绿色债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政府应强化对绿色债券市场的指导和监督,引导发债企业积极认证环境管理体系,主动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持续改善自身环境绩效,从而充分发挥发行人环境绩效在绿色债券市场的定价作用。

关键词： 功能对等理论   翻译策略   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环境进一步深刻变化,全球经历全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加快。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非市场竞争战略,不仅能帮助企业树立积极的企业形象,还能为商业赋能,增加组织竞争优势。国内外政府和组织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篇翻译实践报告的研究对象节选自《企业社会责任:全球供应链上企业的共同责任》一书,属商务类文本。节选内容主要包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介绍、其相应理论基础,即企业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承担超越利润最大化的社会责任,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实现、以及德国《尽职调查法》所规定的法定监管的必要性以及其潜在效力,比较了市场和政府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能力。因此,为了提高企业的认知,本书的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篇翻译实践报告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翻译任务简介;第二章为翻译任务过程,包括译前准备和翻译过程两部分;第三章列举了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难点问题,如词性的对等问题、介词处理不当的词汇层面的问题,以及定语从句语序处理不当、被动句式语态转换生硬、复杂句逻辑模糊的句式层面问题;对此,第四章就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词汇及句式翻译问题分别提出了解决方案,如词性转换、省略介词或延伸其含义、分译法、译为主动式或特殊结构、复杂句拆分结构及调整语序等方法对原文进行汉译;最后,第五章对本次翻译实践进行了总结,包括本次翻译实践的收获、经验、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本篇翻译实践报告从功能对等理论出发,结合文本特征进行研究与分析,并从词汇和句式两个角度深入展开翻译研究。本次翻译实践对节选内容中存在的难点做出了妥善处理,并根据汉语表达习惯,结合多种翻译手法和技巧,将原文含义准确地传达出来,并希望为今后此类文本的翻译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水文化企业   社会责任评价   评价指标体系   水文化传播  

摘要：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文化产业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最近一段时间,文化行业接连出现“毒教材”“低俗影视作品”等现象,引发了强烈社会舆论,严重伤害了一些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因此,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职也逐步被行政主管部门和公众所重视。水文化企业具备文化行业的特质,其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以涉水创意产品和精神产品为主,如防灾避险科普音视频和节水护水海报等,能有效对水文化进行传播,引导公众的水意识水态度。当前,学术界对于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于水文化行业则相对空白。要规范引导水文化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就必须立足水文化行业实际,构建水文化企业科学全面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基于此,本文以具有60多年历史的水文化企业DJ公司为研究对象,借鉴了“金字塔”社会责任模型,立足水文化行业实际,并结合了相关政策法规意见,确定水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影响因素以及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共设立经济责任等4个一级指标、财务状况等9个二级指标以及年营收能力等27个三级指标。本文提出了基于专家知识和公众认知的水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方法,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确定专家指标权重,运用熵值法确定公众指标权重,并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耦合专家和公众的评价,形成DJ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总体评价。通过评价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水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以及评价方法,可以较为全面客观准确地展示水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构建了水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并采取了耦合专家和公众调查的综合评价。同时,研究发现了DJ公司社会责任履职情况总体良好,但在传播弘扬先进水文化和员工职业规划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地针对水文化企业提出社会责任提升策略及建议。

关键词： 携号转网   消费者权益   事前规制   诉讼救济  

摘要： 携号转网是指电信消费者在变更所签约的电信运营商时,仍可继续使用原手机号码以接受电信服务。作为一项国家主导、运营商提供、消费者受益的电信业务,我国于2019年年底全面推行携号转网。世界范围内,目前已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了该项服务,携号转网的风靡源于其价值,携号转网的实施既保护了电信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亦可以倒逼电信运营商改善其服务质量,进而促进电信行业的良性竞争。但是,根据消费者在业务办理过程中的反馈,可以发现该项业务的实际落地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携号转网服务总体上呈现出“办理难”的样态,并在办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推行携号转网服务的核心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实践中频发的限制携转行为显然与此目标相背,加之电信消费领域历来就是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高危领域,故对携号转网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进行研究是现实所需。此外,我国推行携号转网服务较晚,对携号转网的研究并不充分,故仍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携号转网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实困境表现为:现有的以事后救济为主的权益保护模式无法应对运营商多样的侵权行为,并且在诉讼这一司法救济环节中,法院裁判路径也存在一定的误区。在运营商侵权行为方面,根据侵权主体的不同可将运营商的侵权行为分为三类:携出方运营商的直接侵权、携入方运营商的直接侵权以及运营商之间不正当竞争的间接侵权。不同类别的侵权行为背后有着不同的侵权原因、不同的侵权行为表现,在解决问题时理当采用不同的应对模式。在现有的救济方面,消费者诉讼这一救济路径尤其值得关注。消费者提起的携号转网类诉讼总体上可分为三类:基于电信服务合同履行问题而提起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诉讼、基于运营商侵权行为而提起的侵权诉讼、基于电信运营商作为垄断经营者实施侵权行为而提起的垄断民事纠纷诉讼。法院在案件裁判中存在一定的法律适用错误有待纠正,如合同类诉讼中,对格式条款的性质认定不一、格式条款成立与生效混同;垄断民事纠纷诉讼中举证责任减轻条款的形式适用。这些问题需要在后续的系统保护环节中予以解决。携号转网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部门法之间的协同保护。竞争法属共同体主义范式的部门法,可对纠纷做整体的事前预防与事中监管;民法、消法属于个体主义范式的部门法,侧重于对纠纷的事后个案解决。具体来看,事前规制层面,首先应当明确携号转网的属性定位,即一项便民服务,是运营商的一项义务,违反该义务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针对运营商多样的侵权行为,需升级现有的信息规制,升级垄断经营者缔约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与标准;针对现有的靓号价值与电信服务相绑定的收费模式,有必要予以革新,可将靓号的价值认定与收费模式予以区分,即在消费者选购靓号时对靓号价值采用一次性收费模式,后续的套餐资费应当仅是用户所享受电信服务的对价;最后,运营商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在减损行业整体利益的同时也会损害集体消费者的权益,这部分行为的规制与监管需要竞争法的介入。事后的救济渠道相对健全,针对司法裁判中一些错误的裁判逻辑予以纠正即可:在合同诉讼中,要明确在网期限协议条款的格式条款属性,并准确区分格式条款的成立与生效;在垄断民事纠纷诉讼中,反垄断法司法解释针对举证方举证责任过重的问题已经设计了举证责任减轻条款,运营商作为公用企业身处竞争并不充分的电信市场,符合举证责任减轻条款的适用条件,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实质适用举证责任减轻条款,主动且合理地判断运营商在相关市场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总之,携号转网作为一项新的电信服务,为妥善保护该服务中消费者的权益,需要各部门法之间予以协同保护,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