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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资源型企业   社会责任绩效   财务绩效   动态耦合度  

摘要： 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是社会共识。资源型企业具有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高风险的特点,更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然而,资源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常常会增加成本,这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悖,如何促进资源型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协同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责任绩效以及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通过上述研究分析资源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理。根据资源型企业相关理论界定研究范围,阐述资源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与不足,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2013～2022年49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资源型企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综合评价体系。首先通过耦合协调理论研究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的耦合协调关系,其次通过绘制三维核密度图及等高线图分析两绩效动态耦合度的时间变化趋势,再次根据Dagum基尼系数分析资源型企业空间差异存在的原因,最后总结上述分析并针对资源型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提出建议。结果表明:从指标体系上看,企业重点承担对债权人、供应商、环境以及员工的责任更有利于促进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协调发展;从耦合协调关系来看,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的静态耦合度较高,说明相关度高,动态耦合度整体虽然较低但呈逐渐上升趋势;从动态演变情况来看,二者协调程度的总体差异呈现上升趋势,但差距波动减小;从空间差异情况来看,行业间的差距是造成两绩效动态耦合程度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并针对上述现状提出资源型企业应当重视社会责任承担,政府要优化资源型企业产业结构、完善监察体制等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图10幅;表15个;参60篇。

关键词： 互联网闲置交易   消费者权益   保护对策  

摘要： 随着我国消费者购买力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变化,所购买的商品经常出现闲置的情况,各种互联网闲置交易平台应运而生。时至今日,互联网闲置交易已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法律法规、司法救济和平台规范仍有不足之处,且闲置交易领域还存在大量商家假借出售个人闲置商品的名义长期从事经营性销售活动,导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易受侵害且维权困难,由此,闲置交易领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互联网闲置交易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本文首先对互联网闲置交易的相关术语进行了界定,包括闲置商品及闲置交易、互联网闲置交易平台、互联网闲置交易流程,对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平台经营者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详细阐述,分析了闲置交易平台各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相关判例,结合司法关注要点,总结出闲置交易司法实践中对经营者身份认定的标准、构成欺诈的认定标准、三倍赔偿价款基数的构成和闲置商品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条件四个关注点,结合实践中大量商家假借出售个人闲置商品的名义长期从事经营性销售活动的情况,归纳出闲置交易中存在的消费者维权困难、七天无理由退货权难以得到保障、卖方欺诈成本极低、信用评价参考性较低四个主要问题。然后通过对日英两国互联网闲置交易领域立法及交易平台规定和美国、日本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探讨了域外互联网闲置交易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与对我国的启示。最后,针对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结合司法关注点,从立法、司法、平台自律三个方面为如何完善闲置交易领域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立法方面:进一步明晰认定经营者的标准并强制平台对其进行身份认证的同时,明确消费者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在闲置交易领域的适用,并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力度;司法方面:进一步畅通平台和法院之间的信息通道,合理分配闲置交易平台的举证责任,希望法院厘清三倍赔偿的价款计算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市、自治区高院颁布更多指导性案例统一法律适用;平台自律方面:提高平台对违法违规经营活动的监控力度、完善运费分担机制、对不同种类货物设定不同的验货期限,强化交易不良记录对销售者的负面影响,平台格式条款增设违约金或保证金制度,优化平台在线争议解决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在互联网闲置交易中的权益,促进该领域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归因   价值为本销售   内在动机   自我增强动机   反馈寻求动机   领导关怀   领导谦逊  

摘要： 履行社会责任是国家乃至民众对企业寄予的殷切厚望,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战略要素。近年来,企业所处环境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它们的长期发展取决于能否在“提升财务绩效”和“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处”之间取得平衡。以往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以下简称“CSR”)对绩效影响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原因之一可能是个体利益相关者对CSR的差异。员工作为企业的重要内部利益相关者,他们的CSR归因对其工作态度、情绪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并最终影响组织绩效的达成。迄今为止,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探讨员工CSR归因的影响,但是鲜有结合市场营销的视角关注企业重要的跨边界群体——销售人员。 本研究基于归因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以及自我概念提升理论,研究销售人员的CSR实质性归因和象征性归因对价值为本销售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于对80个销售团队的300多名B-B销售人员的三时点上下级配对数据,采用Mplus、SPSS等数据分析方法,系统地构建了CSR实质性归因和象征性归因对价值为本销售的“双刃剑”效应模型;而后,基于全国462名B-B销售人员的问卷调研数据,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发掘了两种归因不同的剖面组合及其对价值为本销售的差异化影响,其中: 研究内容一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归因理论,提出销售人员的CSR实质性归因对价值为本销售同时存在增益效应和损耗效应,即分析了经由内在动机和自我增强动机的两个中介变量所代表的不同路径,并进一步考察了领导关怀的调节作用。为验证以上假设,本研究对来自5家大型企业共80个团队的318名上级和下属开展了三时点调研,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CSR实质性归因对价值为本销售的影响存在“双刃剑”效应,即CSR实质性归因通过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促进价值为本销售;CSR实质性归因通过增加员工的自我增强动机抑制价值为本销售。此外,销售人员经历的领导关怀会调节CSR实质性归因对自我增强动机的影响;然而,与研究假设不一致,领导关怀对CSR实质性归与内在动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研究内容二基于自我概念提升理论和归因理论,主要探讨销售人员的CSR象征性归因对价值为本销售同时存在增益效应和损耗效应,即提出了经由反馈寻求的工具动机和形象动机的两个中介变量所代表的不同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领导谦逊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来自5家大型企业共80个团队的316名上级和下属的三时点配对问卷数据分析,研究发现:CSR象征性归因对价值为本销售的影响存在“双刃剑”效应,即CSR象征性归因通过激发员工的反馈寻求的工具动机促进价值为本销售;CSR象征性归因通过增加员工的反馈寻求的形象动机抑制价值为本销售。此外,领导谦逊正向调节CSR象征性归因对反馈寻求的工具动机的影响;然而,与研究假设不一致,领导谦逊对CSR象征性归因对反馈寻求的形象动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研究内容三对前两项研究进行了拓展。基于“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索销售人员的CSR实质性归因和象征性归因是否存在不同的剖面组合,如果存在,具体有哪几种类型的剖面组合。进一步地,本研究将探讨不同的剖面组合对价值为本销售的影响。通过对来自我国不同行业与地区的462名BB销售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销售人员的CSR实质性归因和象征性归因存在4种剖面类型,即双高组(高实质性-高象征性)、中等组(中实质性-中象征性)、不均衡组和双低组(低实质性-低象征性);销售人员的CSR归因的四种剖面组合对价值为本销售具有显著差异性影响,即双高组的价值为本销售水平最高,其次是中等组和不均衡组,最后为双低组。 本研究整合组织行为学、心理学和营销领域的研究,拓展了CSR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对CSR的微观传导和沟通、以及对销售人员价值为本销售的激励提供了对策和建议。 图10幅,表42个,参考文献377篇

关键词： 直播带货   信息披露制度   侵权表现   维权途径  

摘要：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全新的线上商品营销模式,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近年来与之相关的成交额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极大地改变了公众的消费方式。但其带了便利和优惠的同时也伴生着大量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例如:虚假宣传、侵权责任主体不明、消费者维权难等问题,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理应对直播带货作出及时的回应,然而法律的滞后性使得其在面对一些新型直播带货违法行为时缺乏相对应的规章管理制度,致使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为此展开对直播带货乱象背后的问题研究,剥离出其背后存在的法律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促进直播行业的有序发展。因此本文除了第一部分是对直播带货相关背景知识介绍以外,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个部分是对直播带货的简要概述。首先说明直播带货的相关概念和当前的发展现状,通过对直播带货参与主体与各主体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知悉主体责任定性界限模糊不强、交易关系复杂等问题的原因所在,为后续有针对性地开展完善措施提供理论基础。第二个部分是对直播带货中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主要表现概述。通过对消费者知情权、求偿权、安全保障权等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具体表现来说明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所在,强调对于直播带货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必要性,并引入具体的实际案例,以案例的形式来体现问题。第三个部分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直播带货中消费者维权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首先在立法层面,指出在法律条文、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主体责任承担不明确的现实情况。其次是在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存在监管不到位、执法手段惩戒性不足的问题。最后是在司法环节存在着消费者维权过于困难、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的问题。第四个部分是提出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问题的解决路径。以第三部分所提问题为出发点,依次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即在法律制度层面要完善直播带货法律体系、信息披露制度、明确侵权责任主体。在执法方面行政机关要创建新型的监管方式,构建柔性执法模式。在司法层面要拓宽消费者的维权途径、完善证据制度等。

关键词： 股权质押   企业社会责任   股权集中度   多个大股东  

摘要： 自我国于1995年在《担保法》中正式确立股权质押制度以来,期间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以及质押双方权责划分的不清晰,股权质押业务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发展十分缓慢。直到2013年5月股权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开放,国内股权质押业务也才如火如荼展开。股权质押作为一种质押借款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降低了融资约束,但是大股东股权质押所隐藏的“掏空”风险与控制权转移风险却是影响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一个不安因素。早在2018年有关部门就已出台相关法规以降低和化解股权质押所带来的风险,在此之后市场上质押风险有了一定的下降,但是依然未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在2020年10月,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再次提出要采取积极稳妥的方法化解股权质押带来的风险,强化巩固风险管控机制。在此背景之下,探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对于理解股权质押背后潜藏的风险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检验样本,第一,从股权质押的制度演进、质押规模、质押比例和行业、板块等方面对股权质押现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第二,结合现有文献研究结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合法性理论、控制权私利理论,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所带来的影响,并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其他大股东两个影响控股股东行为的关键变量,以探讨股权结构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进而提出本文的3个主假设。第三,建立实证研究模型进行回归佐证前文提出的假设。第四,在进一步分析中识别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过程中存在的动机,加深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进一步了解。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关政策启示。本文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补充,同时也提供了新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社会责任“利益工具观”的存在,本文研究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低股权质押比例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能够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但是随着质押比例的进一步提升,股权质押反而又会抑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2)公司股权集中度和其他大股东的存在能够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相较于股权高度集中和存在其他多个大股东的公司,股权分布较为分散和只存在一个大股东的公司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以上结论均通过了后续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关键词： 国货企业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Z世代   组织公民行为  

摘要： 文章关注国货企业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采用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国货企业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对Z世代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货企业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货企业中积极的公民压力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认同在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 水电八局   文化建设   文化变革   企业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是最为磅礴的力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在新时期,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文化同样是破题之处,是更高层次的竞争手段。谁能最快顺应形势,谁就将赢得未来。 本文以中国水电八局为研究对象,对其“尚水”文化建设历程进行回顾,重点描述水电八局在深山走向城市的战略调整过程中,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企业文化、文化变革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理论为基础,从水电八局的文化层次结构优化、文化变革实施过程及企业社会责任践行三个方面入手,由浅入深地分析企业如何顺应企业发展战略不断设计和发展企业文化、如何推动企业文化落地,并结合水电八局文化建设未来发展趋势,启发同行企业及其他行业企业文化建设要从根源出发和坚守责任使命,应有长期主义视角和讲究艺术创新。 水电八局之所以能发展至今日的规模、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因为其真正抓住了自身文化的痛点,深谙文化建设的本质,刮骨疗毒般进行文化变革,努力建设出符合企业发展战略、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体现员工根本利益、具有时代特征和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采用案例分析探讨,让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为同类型和外行业企业文化建设实践带来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负面事件   供应链   传染效应  

摘要：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背景下，找寻并确定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与稳定性的风险点，以便能有效提升供应链竞争力，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基于此，识别供应链风险对保证企业正常经营与实现中国宏观经济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是现如今研究的关键议题。现实中，土坑酸菜、福喜事件等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频发所引发的供应链风险，暴露出对供应链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传染效应的忽视。核心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一损俱损”的特征，也为供应链上的风险传染提供了可能路径。为此，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核心企业发生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对供应链上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传染效应。　　首先，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契约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与归因理论从理论上阐述了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在供应链上的传染效应及该传染效应的非对称性。其次，选取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事件研究法计算出供应商、客户与核心企业因社会责任负面事件所产生的累积异常收益，并采用OLS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是否会沿供应链传染进行检验。此外，本文从供应链关系紧密度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识别供应链关系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传染的边界条件，并进行了多次稳健性检验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地，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并检验了核心企业的产权性质与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对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供应链传染效应的异质性影响。　　研究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在供应链上具有传染效应;与传染对象为供应链上上游供应商相比，传染对象为下游客户时，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的传染效应更强，即供应链的传染效应具有非对称特征。（2）调节效应检验显示，供应链关系越紧密，传染效应越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越高，传染效应越强。（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性质的核心企业与社会责任表现较差的核心企业发生社会责任负面事件时，供应链上会产生传染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从供应链关系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传染效应的相关研究，也对如何更好地促进微观企业关注社会责任信息、提高中观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与稳定性、推动宏观经济平稳发展具有良好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数字化   企业社会责任   研发创新   融资约束  

摘要：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也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到了国家战略角度。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对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扶持力度,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传统企业的数字化变革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变革的过程中,能够激发企业自身创新活力,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等。而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注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企业要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并且主动加入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之中。近些年频繁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更加迫使企业更好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那么企业在跟上时代步伐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是否兼顾企业社会责任,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和总结,分别对数字化的定义,数字化的影响,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方式和指标进行了总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其次,梳理了企业数字化和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实证关系,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假设。第三,在相应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又进一步讨论了创新在两者关系中存在的机制作用。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的回归方式,进一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规模,不同融资约束,不同资产现金流的企业里的差异性,最后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更好企业更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表明:(1)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在进行一系列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是稳健可靠的。(2)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提高创新投入和产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与提高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社会责任表现。(3)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低,规模大,资产现金回收率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为:首先,本文丰富了关于数字化的非财务影响和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文献。大量文献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财务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影响,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非财务影响,比如,环境和社会溢出效应却缺乏关注。本研究证实,数字化转型不仅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提升,也通过企业行为的改变产生了相应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其次,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贡献,并从创新研发的角度解释了其影响渠道。一般来说,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沉没成本,而研发投入和企业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成本"。这三个方面都会侵蚀公司的利润,那么为什么公司愿意同时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投资?我们的机制显示,数字化转型刺激了创新,而创新又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加。可以说,公司有一个投入,有多个收益。第三,我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支持公司做企业社会责任的经典解释是,即"因为干得好所以做好事",即只有表现好的公司才有能力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