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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微商交易   消费者权益   责任承担  

摘要： 微商作为一种新型电商营销模式,与传统的以物为中心的电商营销模式不同,其主要体现为以人为中心,依托于社交关系进行销售。但因法律规制存在缺漏以及实践纠纷解决思路不完善,在实际交易中,消费者的知悉真情权、公平交易权、安全保障权等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立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一基本前提,探索我国微商交易模式下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的路径和措施,以期既实现微商交易模式的有序运作又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从微商交易模式的概念界定和交易特征入手,分析交易主体间的多方法律关系。对于微商交易模式下消费者享有的知悉真情权、公平交易权、安全保障权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微商交易中经营者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具体表现。从法律规制、执法监管、司法案例、行业规则四方面分析我国微商交易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制现状与不足,得出我国立法内容难以回应消费者权益保障的需要、执法监管难以填补微商交易领域监管空缺、司法救济机制难以为实践纠纷解决提供合理指导以及微商交易行业规则体系存在职能缺漏。在参考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微商交易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路径提出相应完善建议:完善微商交易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保障,包括:完善微商交易经营者登记标准、明确微商交易经营者登记要件;加强微商交易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执法监管,包括:推广网上登记许可制度、加强同平台之间的监管协作;健全微商交易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司法救济,包括:完善微商经营者“欺诈”认定标准、明确微信平台怠于履行义务的归责模式;构建和完善微商交易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行业自律机制,包括:构建交易信用评价机制、完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关键词： 跨国企业社会责任   类保险”效应   消费者感知   购买意愿  

摘要： 数十年来,跨国企业在我国的投资日趋增长,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的重要单元。同时,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社会责任“类保险”效应成为市场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支撑良好声誉的构建,从而减弱危机事件对企业价值的不良反应。目前,已有文献从员工、投资者的角度关注到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风险的关系,但从消费者视角,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类保险”效应的研究仍较少。消费者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使用者,通常对企业舆论度高的事件拥有较强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出于期望违背的“落差感”,消费者面对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事件时,更容易发生应激式反应。因此本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消费情境与应激行为的相关研究,以CSR良好的跨国企业发生危机事件作为切入点,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归纳出“CSR良好的跨国企业危机事件曝光强度—消费者CSR感知—购买意愿”的传导链条,并引入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群体规范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类保险”效应在消费者内部应激过程中的作用机理。首先,本研究围绕危机事件曝光强度、消费者CSR感知、购买意愿、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群体规范等关键变量的内涵、维度和研究现状展开研究,在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初始理论分析模型,并提出CSR良好的跨国企业危机事件曝光强度与购买意愿之间的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其次,本研究基于454份有效问卷数据,综合运用SPSS24.0和AMOS25.0数据分析软件对研究中所提出的七个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跨国企业危机事件被大量曝光后,前期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只会在消费者感知层面上存在“类保险”效应,而对消费者内部应激行为不发挥“类保险”作用;第二,消费者CSR感知在CSR良好的跨国企业危机事件曝光强度与购买意愿间起到中介作用;第三,从消费者内外两个角度验证发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群体规范不仅负向显著调节事件曝光强度对消费者社会责任感知的影响,还负向显著调节消费者社会责任感知在事件曝光强度与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本研究结合研究结论,分别从跨国企业、新闻媒体舆论和中国企业海外公司三个方面得出实践启示,并提出相关研究局限性。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充实消费者角度下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类保险”效应的研究,还有助于丰富关于SOR理论下消费者内部应激行为的研究。

摘要： CSCR—2023—00005长政发〔2023〕5号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现将《长沙市完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2023年1月20日（此件主动公开）长沙市完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实施方案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完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的有关政策要求，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关键词： 商品房预售制度   多元协同治理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摘要： 商品房预售制度在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存在其不利的一面,特别是对于预购人来说。由于预购人在获得房屋所有权前就交付了一大笔的预售资金,甚至是房屋的全部价款,但房屋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却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为了保证购房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秩序的平稳健康发展,1994年国家出台了《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来明确对开发企业使用预售资金进行监管。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中,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对于保障购房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肇庆市在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监管责任不明确、监管措施不到位等,以致预售资金得不到及时监管而被挪作他用,或者开发企业携预售款项潜逃,严重的还导致项目烂尾。这些问题会给预购房人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导致预购人“房财两空”,严重扰乱了房地产市场的秩序。因此,对肇庆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主要从多元协同治理视角对肇庆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问题进行研究,多元协同治理视角强调各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以实现更有效的监管。首先,搜集和整理相关课题研究的国内外文献,形成论文的研究基础;其次,对我国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有关规制政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模式和内容以及肇庆市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等内容进行梳理和介绍;再次,阐述了肇庆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目前的做法,具体包括监管模式、监管机构、监管流程等;然后,针对肇庆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实际情况,借助问卷调查法摸查预售资金监管在肇庆民众当中的知悉情况,结合监管部门、监控银行等在开展监管有关工作过程中遇到的状况,综合剖析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的成因;最后,运用比较分析法,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并获得启示的基础上,摸索出肇庆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问题的改进对策,明确政府、开发企业、商业银行、购房人等各方的角色定位,以期促进多元化、立体化监管合力的形成,提升预售资金监管效能,同时也能够为其它城市在实施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时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关键词： 自动决策算法   算法规制   消费者权利   知情权  

摘要： 自动决策算法是利用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技术手段,通过对不同主体、情景的差异化分析,进行自动决策的算法程序,其本质是代替人做决策,对其运用不善,将会带来一系列伦理道德的风险,损害消费者权益。因此,运用法律手段对其赋能属性加以规制,既是利用相关算法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也是大数据环境下保障社会经济发展中主体权益的新途径。随着互联网经济与算法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类互联网平台通过收集用户信息,进行算法分析,精确定位消费者的特征,采取了个性化推荐、差异化定价等一系列行为,而消费者在接受此种商品或服务时毫不知情,这种没有事先告知或提醒消费者的自动决策行为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本文通过比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讨论了消费者知情权保护视角下算法知情权与算法解释权的适用范围与条件,明确了自动决策算法下消费者知情权的合理边界。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当前的自动化算法的利用情况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现状的分析,提出了我国当前自动化决策算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危害及具体表现。最后,针对我国对自动决策下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立法滞后空白、消费者相关请求权不明确、政府部门多头监管、效率低下,企业亟需内外部共同监管等一系列问题,结合国外规制模式,提出了明确自动决策算法下消费者知情权范围、建立独立监管部门及企业和社会共治的消费者知情权保护进路,重点阐释了“以立法跟进为基础,政府、社会、企业三方共治”的保护模式,为我国自动决策算法下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   内部控制质量   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 当前,我国经济大跨步式发展离不开企业良好的经营运行以及营商环境。企业在运营的过程中解决员工就业等问题,切实保障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可以让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下去。在众多企业中,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在设立之初就起到维持政府职能的作用,承担着政策性负担作用,比如保民生、促就业以及社会福利等责任。在2022年春天,很多大型央企(比如中粮集团、招商蛇口等企业)首次开展夏季招聘为的就是提高就业率。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未停止,从2013年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概念再到发改委提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都是不断促进改革的深化。 在改革过程中,引入非国有股权,形成多种股权交叉融合的局面,而引入的非国有股东是否会对企业社会表现产生影响?是促进还是抑制?非国有股东影响力大小取决于其话语权,话语权取决于其在董事会中的地位。话语权可以影响非国有股东在企业的重大经营战略决策,从而可以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产生影响。对于混改引入非国有股东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探索,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与此同时,内部控制作为管控企业风险以及公司治理的一部分,能够对企业经济价值以及社会责任产生影响;此外在内部控制指引中也提到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方面,这也肯定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为此,本文考察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非国有股东董事会的权力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与内部控制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内部控制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产权理论等相关理论提出研究假设。本文将研究样本选择为2014-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国有企业,实证分析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而且加入中介变量内部控制质量,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对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系数显著正相关。(2)内部控制质量在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用,并且起到积极作用。此外,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竞争性行业相比,在垄断性行业中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更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地方性企业相比,在中央企业中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更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望对国有企业未来改革以及改革的非经济后果提供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非国有股东话语权这一角度出发研究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大小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经济后果和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2)将内部控制质量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其在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不足主要包括样本值选取上市国有企业,并未研究一些未上市的国有企业;没有深入探讨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其他外部或者内部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变量指标选取方面可能存在一些欠缺。

关键词： 闭环供应链   企业社会责任   质量努力   回收模式选择  

摘要： 如今,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享受产品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对环境产生的污染。本文所讨论的一次性产品往往用完即弃,且部分一次性产品(如农药)不经过正确处理会对环境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不断出现的废物污染案例,让人们对此逐步重视,回收成为了应对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小企业的资源限制和发展战略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让如何通过选择回收模式降低平均生产成本提高利润成为重要话题。在产品生产到销售的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和质量努力是消费者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两个维度,即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产品本身,二者对供应链成员缺一不可。为了实现社会和经济同步协调发展,企业开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即企业通过对内部员工和外部(如环境、公益)等多方面承担的相应责任。对于企业而言,质量努力是决定产品销量的重要因素,而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影响企业口碑间接对销量产生影响。所以,同时考虑企业社会责任和质量努力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利润,还可以减少环境污染、降低能源消耗和有害物质排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工业化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以上背景下,讨论以下三种回收模式,即制造商、零售商和第三方回收模式,让制造商和零售商分别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制造商承担质量努力。用消费者剩余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对以上六种情况的均衡结果,即批发价格、零售价格和制造商利润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承担质量努力时,不管是零售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制造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制造商可以选择由自己回收或者零售商回收,两种回收模式最后的利润(或社会福利)是一样的。在不同供应链成员分别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下,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度的增加,三种回收模式下的制造商利润都随之增加。不论制造商还是零售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批发价格的大小特点始终满足以下关系,即零售商回收模式大于第三方回收模式,制造商回收模式批发价格最小。不同主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时,批发价格的变化趋势相反。当零售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时,批发价格随着零售商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度的增加而增加,随回收率的增加而减小。当制造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时,批发价格随着零售商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度和回收率的增加而增加。不论制造商还是零售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零售价格的大小关系始终为第三方回收下批发价格大于制造商及零售商回收模式下的零售价格。同时,随着零售商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度和回收率的增加,三种回收模式下的零售价格均下降。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可知,在制造商承担质量努力,制造商或零售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时,制造商收益最大化,消费者支出最小化,对双方来说是双赢的。在本文讨论的情况下,制造商可以任意选择零售商回收或自行回收。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绩效   风险承担   利益相关者  

摘要：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单位,是助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目标的重要参与者,因此社会与公众对企业的决策及相关行为十分关注,也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重视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同时,也要关注对利益相关者的贡献。但时至今日仍有部分企业处在观望阶段,这是由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成本,与其利益最大化目标相左,这也成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阻力之一。企业经营环境错综复杂,存在风险。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改善企业内外部的利益关系和经营环境,向市场与社会传递积极信号,影响自身决策,这些改变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着企业绩效。因此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在二者间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全面探究。首先,梳理归纳现有文献,总结分析企业公民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息传递理论,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总体表现、主要利益相关者责任表现以及次要利益相关者责任表现正向影响企业长短期绩效的假设。其次,收集并整理2010-2021年中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相关数据,选取托宾Q与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分作为解释变量,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中以滚动三年资产收益率波动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作为中介变量,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风险承担作为中介变量的有效性,并围绕产业类型与产权性质进行异质性分析。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提升企业长短期绩效;主要利益相关者与次要利益相关者责任表现对于企业长短期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长期绩效的影响中,风险承担起到中介作用,即企业社会责任总体的良好表现可以通过提升风险承担水平来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长期绩效的表现;然而风险承担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短期绩效的影响中呈现遮掩效应。最后依据企业产业类型和产权性质分别进行分组回归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制造业,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长期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表现对于企业绩效正向影响程度更高。本文创新点在于丰富了企业长短期绩效影响因素和企业社会责任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研究,创新地从风险承担角度研究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供应商评价指标   层次分析法   德尔菲法  

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依法治国的深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广大员工在内的社会大众的迫切要求。如果企业不切实履行员工保护、环保等社会责任,往往会将企业推向风口浪尖,国有企业出现社会责任问题则更容易引发较大的社会舆论和争议。 兰州石化公司长期以来对供应商实施基于绩效的BSC评价体系,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和社会责任评价这一趋势,近年来兰州石化公司在原有的基于绩效的BSC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实施了考虑社会责任的供应商评价体系,即为BSCI评价体系。然而兰州石化公司的BSCI评价体系在实施过程当中,存在着评价指标过于片面、社会责任指标脱离企业实际、评价体系缺乏可操作性、评价体系缺乏保障措施等问题,使得兰州石化公司没有达到预期的使用目标,导致兰州石化公司无法通过现行的BSCI评价体系得出客观的供应商评价结果。兰州石化公司也因供应商选择失误,而错失一部分重要客户,最终影响了兰州石化公司的效益。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兰州石化公司现行的供应商评价体系进行优化,充分避免原方案存在的问题。 论文针对目前公司供应链管理的不足,重点以兰州石化公司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对兰州石化公司现行的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的现状以及访谈法对兰州石化公司内外部专家的访谈结果,从而分析得出了兰州石化公司当前基于社会责任的BSCI评价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并以问题为导向,重新优化了兰州石化公司的供应商评价体系的指标,有效避免了原方案所存在的评价指标过于片面、社会责任指标脱离企业实际的问题,通过层次分析法赋予了优化指标的权重,避免了原方案评价体系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还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论文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梳理供应商选择评价及社会责任评价等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相关概念和核心理论,重点做了以下工作:首先,就兰州石化公司现行的基于社会责任的供应商评价体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专家小组访谈法对目前评价体系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其次,以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确立了后续方案的原则以及具体的优化方案;最后,结合兰州石化公司实际情况,提出了优化方案推出后的保障措施。论文的研究对于我国企业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融入到企业的实际经营当中做了有效尝试,使得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实际经营有效融合,为其他企业构建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做出了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