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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药企业   媒体关注   企业社会责任   财务绩效   中介效应  

摘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升和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对生命健康和生产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医药企业作为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发展受到国家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但也存在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如环境污染、产品安全、违规生产等,这都反映了医药企业缺少社会责任感,进而影响到医药企业的持续发展。而在企业和公众之间,媒体作为交换信息的桥梁,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媒体通过对企业的深入报道,让相关利益者了解企业,并为投资者提供决策依据。根据选择注意理论,媒体报道新闻的感情色彩不同,对于公众的吸引力也有所不同,对企业积极或消极的报道更能吸引公众的关注,作为市场中的监督者,媒体在推动企业和公众交流沟通的同时,也实现和促进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对于公众来说,通过媒体报道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更直观的感受,代表着企业为社会和公众所做出的贡献,也使企业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在疫情影响下,多数医药企业积极服务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努力担当,但也有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足,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媒体的影响日益关键。因此,本文引入媒体关注度这一变量,研究其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影响,帮助企业和公众更好的发展与决策,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社会责任意识,进而提升财务绩效。本文以2016-2020年和讯网对社会责任评分的医药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Stata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了媒体关注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除了使用依次检验法外,还使用温忠麟和叶宝娟改进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验证媒体关注在两者影响机制中的作用,并进一步区分了正面和负面的媒体信息是否对论证有相同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媒体关注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其中媒体报道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通过使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的大小发现正面媒体报道与负面媒体报道相比发挥的中介作用更强。最后,运用了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之前的基本一致,并在进一步研究中探讨了所有权性质不同所存在的差异。结合实证结果,本文从企业、媒体和政府三个不同社会主体的角度提出了建议,并指出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和研究展望。通过以媒体关注度指标,为企业经营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并期望本文的分析,对更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起到激励作用,充分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精神内涵,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算法定价歧视   定价算法   法律规制   消费者权益  

摘要： 算法技术的更迭发展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一方面合理利用算法技术可以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另一方面经营者对算法技术的滥用会导致算法定价歧视的产生。算法定价歧视是算法技术和市场经济活动高度融合的产物,经营者依靠算法和数据优势,在掌握消费者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分析和预测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保留价格,并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提供差异化价格,最大程度攫取消费者剩余。算法定价歧视会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数字经济的信任机制,与私法价值相违背,因此对算法定价歧视予以法律规制具有正当性。目前,对于算法定价歧视法律规制存在适用上的困境,无法满足现实的规制需要。论文首先对算法定价歧视的概念界定进行论述,在此基础上对算法、价格歧视和算法定价歧视三个概念进行辨析,比较了算法定价对传统定价方式的不同,归纳总结了算法定价歧视的具体表现形式,继而分析了由于算法技术的偏见倾向、市场自发的逐利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导致了算法定价歧视的形成。接下来本文介绍了算法定价歧视的国内外规制现状,引出了我国存在的治理困境,具体包括现有法律适用不足、算法定价歧视监管缺失和责任机制的不完善三部分内容。最后,论文针对规制困境的三个方面提出了可行性的完善建议,以期望为算法定价歧视法律规制提供理论参考,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关键词： B2C共享模式   共享经济   消费者权益保护  

摘要： 伴随共享经济成熟化,企业利用互联网或者智能手机app等技术提供产品供广大消费者分时使用,并从中获利的B2C(Business-to-Consumer)共享模式渐成主流。相较于P2P共享模式,B2C共享模式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加难以保护。从结构模式上看,B2C共享模式属于二元式交易结构,不同于共享经济初期的三方交易结构模式,B2C共享模式中平台逐渐集产品生产、信息发布、产品提供等诸多功能于一身,此时平台依靠强大的技术优势以及信息优势处于极端强势地位,消费者却因为仅享有临时占有权与使用权,处于极端弱势地位,B2C共享模式中,平台与消费者地位绝对失衡致使消费者与平台矛盾不断深化,消费者权益陷入危机,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亟待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平衡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地位。 随着网络数字经济的发展,现有经济业态格局被打破转而变为共享经济、数字经济交织融合的多种经济业态共存的格局,在此种改变影响下,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形态出现了许多新阻碍,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加艰难。实践中,平台与消费者地位失衡时常引发一系列现实问题,只有通过重点归纳B2C共享模式下平台准入门槛较低、消费者与平台之间权责配置模糊、B2C共享模式下消费者识别侵权难且维权成本高以及B2C共享模式下消费者权利保护治理模式分散等四类突出问题,立足于消费者权利保护视角,指出B2C共享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实际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才能明确B2C共享模式下消费者权益的界限与特殊性、确定统一的市场准入与主体资格制度,厘清B2C共享模式下供需双方的权责配置。从当前保护模式看,现有法律保护模式主要集中政府保护,政府秉持“审慎”监管原则,难以发挥实际监管作用,因此需要结合社会群体以及市场主体自身力量,依托B2C共享模式二元制结构属性与法律关系,构筑以政府保护、社群保护、市场保护等共享经济多主体混合保护框架,完善B2C共享模式下消费者司法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B2C共享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司法判决   法律适用  

摘要： 从2005年公司法规定公司的社会责任到民法典规定营利法人的社会责任,不仅是社会责任主体的扩大,在我国“民商合一”立法背景下,民法典86条具有商法基本原则的性质。因为该规定较为笼统,导致对于社会责任的性质以及条款的解释学界众说纷纭,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进而导致社会责任条款司法适用的难题。因此通过社会责任条款的司法判例研究社会责任条款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研究完善社会责任条款适用中的对策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利用价值。本文以2005年到2022年人民法院适用社会责任条款的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描述了社会责任条款司法裁判的现状。分析了社会责任司法判决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出台司法解释等对策建议。为此文章结构安排如下: 第1章介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 第2章介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释,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条款的性质,最终得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法律规范,是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的统一体,企业社会责任条款是原则性条款。进而从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出发对《民法典》86条进行性质定性,指出其是法律原则兼顾道德因素。 第3章主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司法判决概况,对搜集的241件案例进行归类分析,从案件判决时间、地点、判决法院层级、案件的性质、案件类型介绍了案例的基本情况。指出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案件最多,劳动争议次之,环境保护、侵权法领域案件也层出不穷。对典型领域案件进行深层分析,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适用分为两类,一类是当事人主张,第二类是法官进行适用。当事人仅提及企业应社会责任的有87件,占89%;直接要求其按照企业社会责任条款承担社会责任的仅有10件,占11%。法官在“本院认为”中适用的案件,法官仅作为道德性质的适用,希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65件,占45%;依据该条款责令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有33件,占23%;与其他条款结合使用的有46件,占32%。结合以上数据,笔者又分领域对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适用进行评析。 第4章在对案例梳理的基础上论述了企业社会责任司法判决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存在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法官不当适用条款,另一方面是当事人错误的使用企业社会责任。法官与当事人适用难有多方面的原因,不仅是条款自身模糊不清,还与法官的商业职业素养不高、司法负担重缺乏解释条款的热情、缺少相应的执法配合有关。 第5章是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针对性对策。首先应当加快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系统整合国内法律体系,提高法律适用性。其次应出台司法解释,并且发布指导案例,为司法活动提供明确的诉讼指引。再次应提高法官在释法说理中适用社会责任条款的能力,从而提高司法效率和保证公平正义。最后应通过普法教育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评价制度,引导当事人正确理解并适用社会责任法律条款。

摘要： 近日，由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办，上海各行业协会、商会、同业公会协办，上海市质量协会等作为技术支持的2022上海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举行。据了解，2022年共有550家企业参与年度报告发布活动，比上年增长了10%，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融资约束   债务违约风险  

摘要： 近几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发展日趋成熟,总体态势向好,但债券市场违约事件也显著增加,债券频繁违约使得个人与机构投资者资金与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市场流动性冻结,造成恶性连锁反应,严重打击市场投资信心。企业发生债务违约是由于企业流动性不足或直接出现无偿债能力导致的兑付危机,若企业在出现偿债危机时,能及时获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注入或投资者允许展期,则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会显著降低。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国家倡导企业落实的实际行动,履行社会责任是对利益相关方利益最大化的实践,其报告的披露作为非财务信息,也是企业信息披露中的重要内容。企业若是能够较好地承担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可能会获得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既使在企业面临发展困境时,也可能更多地获得外部支持,例如政府帮扶、客户和供应商的帮助、金融支持等等,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紧张的问题,非财务信息与财务信息相互补充,也能够帮助投资者更全面的评估企业,缓解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那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获得外部支持、降低融资成本后能否改善自身债务违约状况。 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沪深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融资约束是否在企业社会责任(CSR)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减轻内生性影响,并针对不同企业性质、地区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展开异质性分析。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能够降低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在使用双重差分法充分考虑自相关的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分析后,结论依旧成立。(2)融资约束在社会责任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中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即企业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显著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对债务违约风险具有抑制作用。并通过作用链拆解分析,突出融资约束在两者间的链接作用,进一步证明融资约束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社会责任缓解债务违约的效果在不同区域、不同性质企业存在差别,即东、中部地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改善自身经营状况,减少债务违约风险,西部地区企业在企业自身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履行“类社会责任”行为可能会增加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相对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缓解债务违约的效果更为明显。研究成果基于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债务违约之间的关系,对引导企业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重视融资约束与防范债务违约风险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内部控制   企业社会责任   盈余质量   中介效应  

摘要： 盈余能够反映企业发展前景与企业价值,是利益相关者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盈余质量是评价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维度,能够反映企业对各利益相关方义务的履行情况。真实、客观的盈余信息能够体现企业当下并预测其未来的运营状况,在缓解内外部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任问题、提高信息透明度以及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大众越来越热衷于投资,会计信息这一投资依据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如何提高企业盈余信息质量,便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企业防范风险、提升管理质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健全而执行有力的内部控制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抵御风险,促进运营合规化,还可以约束和监管企业的财务舞弊行为,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而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兼顾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更加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也能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和盈余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本文在对相关研究梳理总结的基础上,探讨了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质量的逻辑关系,提出相应假设。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产权性质、企业规模进一步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拥有较高的盈余质量;内部控制质量较好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能够提高企业盈余质量;企业社会责任在内部控制对盈余质量作用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质量的正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从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两方面提出改善企业盈余质量的建议。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绿色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价值  

摘要： 企业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企业价值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更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探讨如何提升企业价值始终是公司金融研究领域中的重点。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并与金融领域发展相融合,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已成为促进金融、经济改革发展的关键一环,是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核心助力。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大数据优势,通过数据分析构建具有针对性的信贷体系,从而高效地解决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潜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了客户的信息和资源错配风险以及融资约束与创新投入的不足。 自十九大以来,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其中企业的绿色创新是推动绿色转型和发展的核心。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是推动企业提升核心价值和竞争力的关键,而绿色创新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旨在促进经济效益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同时满足环境绩效的需要。在双碳战略部署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将企业自身的价值与绿色发展紧密联系结合,大力实施绿色创新发展是推动企业价值提升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局面的关键。 那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企业价值之间是否存在绿色创新这一作用渠道呢?研究探讨是否存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创新--提升企业价值这一逻辑链,有助于厘清两者的影响机理,为金融市场的自主激励机制下的企业绿色创新和价值提升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对企业如何实现环境保护和价值增长的均衡,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机遇,重视绿色转型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相匹配,建立控制行业与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价值产生的作用以及潜在的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价值增值,并且该作用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来产生,且这一提升具有长期效果;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来推动企业价值;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可以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两者作用具有区域、企业性质和行业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金融市场环境更发达的东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非国有企业以及可能具有更大绿色压力的重污染企业具有更显著的价值提升效果。 通过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应当积极鼓励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企业的不同特征制定合理的政策,推动建立有效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同时,引导企业牢牢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机遇,完善自身的绿色转型升级战略,通过绿色创新实现产能增长与价值创造。此外也不能忽视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问题,要加强监管科技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使用,从而推动风险控制与数字金融创新的平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