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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平台经济   必要设施原则   反垄断规制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摘要： 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兴起使得诸多“必要设施”显现,由此产生了其能否适用必要设施原则的争议。必要设施原则起源于美国,是对一部分特殊设施适用的反垄断分析方式。近年来,围绕必要设施原则在平台经济中能否适用的问题争议不断,主要争议在于必要设施原则的各个适用要件该如何界定以及如何完善。但对于必要设施原则的适用前提尚少有人研究,而适用必要设施原则务必需明晰其适用前提。探讨必要设施原则在平台经济中能否适用则是重中之重。目前的研究中对于平台经济中“必要设施”大都不加以区分,统一讨论其适用要件等问题。而实际上平台经济中的“必要设施”存在属性上的不同,故不可一概而论。本文即依据平台经济中“必要设施”属性的不同分别探讨其适用前提。文章在探究必要设施原则在平台经济中能否适用的问题上一共分为五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是根据目前国内外对于平台经济中能否适用必要设施原则的不同看法引出问题。第二部分围绕必要设施原则的基础理论展开,包括其适用的前提条件及发展历程。第三部分探讨平台经济中必要设施原则的引入,平台经济中已然出现了一些“潜在必要设施”,且其拥有者存在垄断设施的动机。由于平台、数据、算法是平台经济中经营者竞争必不可少的三要素,因此以平台经济中的平台、数据和算法为例分析其能否作为“必要设施”适用必要设施原则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第四部分为便于分析必要设施原则的适用性,将必要设施按照性质区分为基础设施及非基础设施,按照性质的不同在适用必要设施原则时予以细分。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了必要设施原则在平台经济中无法适用的情形及解决办法。对于不能适用必要设施原则的设施若涉嫌违法需适用其他途径进行规制。总之,必要设施原则固然是重要的反垄断分析方法之一,对于必要设施拥有者所实施的不合理的拒绝其他市场经营者获取其设施且造成市场有效竞争被消灭的不良影响的行为的规制是非常有效的,但由于平台经济中“必要设施”属性的不同,必要设施原则的适用即存在了能否适用的问题。因此,需要根据“必要设施”属性的不同加以区分。一方面,对于构成基础设施的必要设施皆可适用必要设施原则,但具体适用必要设施原则要件时应根据基础设施是商业性质的基础设施还是公共或混合性质的基础设施予以细分。另一方面,对于未能构成基础设施的“必要设施”则需要个案认定,严格限定适用必要设施原则的要件。因此,必要设施原则虽可有效规制反竞争的违法行为,但不可泛用。

关键词： 政府监管   社会责任   供电公司  

摘要： 电力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保障者、能源革命践行者、美好生活服务者,在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建设至关重要。为保其生产建设管理符合公共利益的需求,合乎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必不可少。通过非强制的、多方协商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政府监管,有助于引导公众参与公共治理,从而确保政府在国家电网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规制过程中的监督管理,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的角色。保证国有企业的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国家电网V市供电公司是连接山东电网东西部的重要枢纽,也是国家特高压输电工程的重要承接地。依法对其实施政府监管,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市场效率、整顿不良行为。 本文以国家电网V市供电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政府监管为例,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方法对国家电网V市供电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政府监管现状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阐述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政府监管概念,进而从政府监管主体、监管内容及监管成效三个方面分析其监管现状,接下来根据调研情况,总结国家电网V市供电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政府监管的引导、推动、规制、监督作用,并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剖析国家电网V市供电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监管电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淡薄、职能交叉、效果不佳、手段落后等。从而分析产生原因在于电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政府监管引导力、推动力、规制力、监督力不足等。最后提出要强化电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政府监管引导力、完善电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政府监管推动力、健全电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政府监管规制力、创新电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政府监管监督力等对策,促进政府监管质量提升,以期为同类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政府监管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关键词： 行业重大事件   同行业企业社会责任   双重差分  

摘要： 行业重大事件会降低同行业企业声誉，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企业应对行业重大事件的有效手段。本文以2016年“山东疫苗”事件为例，基于2013—2019年A股上市医药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行业重大事件对同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行业重大事件会改善同行业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关键词： 超大型平台   拒绝互联互通行为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法  

摘要： 在互联网平台规模不断扩大、平台之间的相互屏蔽和封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超大型平台实施拒绝互联互通行为不仅违背互联网的本质规律，而且有害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目前我国已经提出关于互联互通的政策文件，表明互联互通已经成为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拒绝互联互通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的违法性，但超大型平台与中小平台间的地位差距显著，竞争损害明显其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嫌。鉴于此，超大型平台拒绝互联互通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有助于实现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构建开放的平台生态系统。　　首先，从超大型平台拒绝互联互通的一般理论展开，将超大型平台界定为用户规模、业务种类、经济体量、限制能力等指标达到较高及以上水平的平台经营者;将拒绝互联互通界定为平台实施的将用户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只允许访问和使用指定的应用和服务，并利用技术手段禁止其他经营者的链接和内容在本平台展示分享、关闭API接口、以及拒绝其他经营者获取本平台数据的行为。体现出超大型平台拒绝互联互通行为的国际性及利益衡量复杂性等特征。另外，总结超大型平台拒绝互联互通行为的弊端为不利于平台生态系统的开放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时有损市场创新和市场公平竞争，因此具有反垄断法规制之必要，网络外部性理论及双边市场理论等经济学理论以及有效竞争理论等反垄断理论为规制提供借鉴。　　其次，从技术手段上将实践中的拒绝互联互通行为进行分类并进行垄断行为考察以合理划定反垄断法规制边界。超大型平台拒绝互联互通行为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不予直链、关闭API接口、阻碍数据抓取。在反垄断法视角下，通过对互补品间与替代品间的互联互通之对比，明晰互联互通行为的内容边界，借助超大型平台间的互联互通与超大型平台对中小平台的互联互通之辨析，厘清互联互通行为的主体边界。基于此，明确应由反垄断法规制的主要是超大型平台对中小型平台实施的拒绝互补品的互联互通行为。在划定规制范围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行为涉嫌构成拒绝交易、差别待遇、限定交易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垄断行为，也可能构成自我优待。　　再次，从主体、行为、责任三个方面分析行为规制过程中的问题与挑战。就行为主体而言，平台经济双边市场以及跨界竞争等特点导致相关市场难以准确界定，市场份额测算困难、市场进入壁垒不易确定等因素使得市场支配地位难以认定;从行为本身来说，由于竞争损害证明困难、正当理由认定不易，使行为的违法性认定陷入困境;从责任规定方面来看，反垄断法行政责任单一且缺乏针对性、民事责任模糊且高度概括、刑事责任宽泛且难以落实，导致有关超大型平台拒绝互联互通行为的责任体系不完善。　　最后，参考域外规制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寻超大型平台拒绝互联互通行为反垄断法规制之完善路径。在相关市场界定方面，通过调整适用替代性分析方法等措施改进相关市场界定方法;支配地位认定方面，通过调整市场份额测算方法、注重市场进入壁垒之多维考察评估平台市场势力;在违法性认定方面，通过个案竞争影响分析，细化正当抗辩理由以合理确定行为的违法性;在责任体系完善方面，通过增设针对性行政责任、细化赔偿责任的赔偿标准、具化刑事责任并秉持审慎适用以实现对超大型平台拒绝互联互通行为的有效规制。

关键词： 商品房预售   预售资金监管   预售规制  

摘要： 自2021年房地产企业陆续发生债务危机以来,商品房预售交付风险凸显,在“保交楼、稳民生”的政策导向下,仍存在预售商品房质量纠纷、物权期待等后续问题。立足中国国情,研究商品房预售规制中的问题对保障民生和房地产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政府规制理论、不完备合同理论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理论,通过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及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商品房预售许可、预售广告限制、预售合同登记备案、预售款专用、预售商品房交付条件及预售商品房权属登记等方面进行规制问题分析。发现在商品房预售许可规制中,存在商品房预售条件低、预售许可制度的执行主动性有待加强等问题,建议提高预售法定条件及处罚标准、加强政府依职权主动监管的行政机制。在商品房预售广告限制规制方面,存在商品房预售广告性质认定较难、缺乏事前审查程序等问题,建议完善预售广告性质认定标准、建立预售广告“选择性”前置审查程序。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规制方面,存在预购人申请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权缺失、部分房产管理部门存在执法疏忽等问题,建议赋予预购人申请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的权利,强调执法人员保持审慎审查的态度。在预售款专用规制方面,全国性预售资金监管具体办法成型较晚且预售资金担保机制缺乏,建议地方层面加强预售资金监管的具体办法及构建预售资金担保配套机制。在预售商品房交付条件规制方面,存在预售商品房法定交付标准执行不统一、约定交付条件不平等的问题,建议明确预售商品房法定交付标准,加强对“胁迫性”补充协议的规制。在预售商品房权属登记规制方面,存在预售权属登记逾期办理、预售商品房具有权利瑕疵等问题,建议加强行政规制保护预购人合法权益,同时加快对预售权属登记配套担保机制的构建。图16幅;表1个;参51篇。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脱耦   政府补助   风险承担水平   重污染行业   中介效应  

摘要：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现已成为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活动的关注焦点,很多企业都已将其纳入企业战略管理并积极开展社会责任活动。然而,名为社会责任脱耦的异化现象却屡屡发生,许多企业高呼社会责任口号,大肆宣传社会责任行为,私下却毫无作为,甚至发生各种违规经营、质量问题、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社会责任缺失事件。社会责任脱耦掩盖了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的失责行为,并夸大了企业的实际履责表现,是一种流于形式、表里不一的伪善行为。重污染行业作为国家推动产业发展转型的重要对象,受到了政府的关注和扶持,政府通过向企业发放政府补助的方式,对该行业进行资源分配和宏观调控,并促进产业政策的落实。因此,本文试图考察在重污染行业中,政府补助是否可以起到抑制企业社会责任脱耦行为的作用,以期帮助政府和相关政策部门更好地进行资源调配和政策改进,并警示相关企业规范自身社会责任行为,做到言行一致。本文以企业社会责任脱耦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基于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重污染行业。首先,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社会责任脱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信号理论、制度理论、合法性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并结合我国重污染行业的现状和绿色发展的制度背景,探讨了政府补助对企业社会责任脱耦的抑制作用,为社会责任脱耦问题提供了新的治理视角,丰富了国内对脱耦的相关研究。其次,本文还进一步引入风险承担水平作为中介变量,深入研究了政府补助影响社会责任脱耦的具体机制和影响路径。最后,本文选用2015-2021年331家重污染企业作为样本,以企业社会责任脱耦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补助作为解释变量,风险承担水平作为中介变量,构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TATA16.0进行了实证检验。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在获得政府补助后,重污染企业会减少企业社会责任脱耦行为;(2)在获取政府补助后,重污染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会降低;(3)政府补助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降低企业社会责任脱耦行为;(4)风险承担在政府补助与社会责任脱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结论有助于扩展政府补助的应用场景,帮助政府及相关部门更好地进行资源调配和政策改进;且丰富了国内社会责任脱耦的研究成果,为减少企业社会责任脱耦、提高社会责任活动的执行效率提供了新的决策参考。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   品牌信任   品牌声誉   品牌推崇   感知利他归因  

摘要：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安全、良好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消费者因此对企业产品产生好感和依赖,这对企业品牌的发展尤为重要,企业在正确行使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过程中不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祉,而且还提升了自身的利益。品牌推崇是品牌关系管理的高阶状态,品牌推崇者虽然占很小一部分,但却有巨大的影响力,品牌推崇者对其所喜爱的品牌具有狂热忠诚,其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忠诚、强烈的喜爱并自发地向亲朋好友推荐该品牌的行为。食品品牌通过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能够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青睐,进而形成品牌推崇,是食品品牌成功的关键。社会责任感知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一种反映,消费者通过感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是否出于利他能够对消费者品牌推崇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重点探讨的是食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因素会对品牌推崇产生何种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中消费者责任均能正向影响品牌推崇各维度;环境保护责任对品牌捍卫者有正向影响,环境保护责任对品牌支持者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责任对品牌支持者具有正向影响,社会支持责任对品牌捍卫者影响不显著。(2)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各维度对品牌信任各维度和品牌声誉的影响显著,且均为正向影响。(3)品牌声誉对品牌推崇影响显著,且均为正向影响。(4)品牌信任中品牌可靠度对品牌推崇各维度影响均不显著,品牌行为意图正向影响品牌推崇各维度。(5)消费者品牌声誉、品牌信任在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品牌推崇的影响中均起到中介作用。(6)感知利他归因能够正向调节消费者责任、环境保护责任以及社会支持责任对品牌支持者的影响;感知利他归因在消费者责任、环境保护责任对品牌捍卫者的影响中均起调节作用不显著,在社会支持责任对品牌捍卫者的影响中调节作用显著。所以食品企业应提升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感知,通过增强消费者的品牌信任度和品牌声誉,培养利他意识,最终实现将消费者转换为品牌推崇者的目的。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ESG表现   股票收益率   新冠疫情   上市公司  

摘要：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公司除了赚取利润之外，还要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方面协调和平衡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司应该最大化股东价值还是利益相关者价值就一直存在争议。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这个问题曾经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其讨论的关键在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否具有增值性、是否能够有效保护股东财富。　　2019年12月新冠疫情出现，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暂时关闭离汉通道，恐慌情绪很快向金融市场蔓延，各大市场指数连续下跌，股票市场个股也跌幅巨大。2020年2月4日，上证指数、沪深300等各大指数纷纷创出阶段性的新低，新冠疫情对股市的负向冲击短时间内达到顶峰。　　新冠疫情的大规模爆发造成的股票市场冲击引起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日益增加的关注和需求。这也为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在危机时期保护企业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企业社会责任能否有效地保护股东财富少受危机的不利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取向与实际行动之间是否存在潜在的脱节。　　ESG评级框架通过衡量企业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个维度上的社会责任表现，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可量化、可比较，已经成为目前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主流指标。本文以商道融绿ESG评级体系对沪深300成分股公司的ESG评分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指标。通过沪深300成分股公司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2月4日的累计股票收益率表现，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本文还具体研究了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具体三个维度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最后本文还从地域效应、产权性质方面做了异质性分析。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新冠疫情冲击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对股票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在新冠疫情冲击视角下，企业在环境维度上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股票收益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社会维度上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股票收益率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在公司治理维度上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股票收益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3）地区因素会影响到ESG评分对股票收益率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的ESG评分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更显著，并且会获得更高的股票收益率。（4）产权性质会影响到ESG评分对股票收益率影响的方向和程度，非国企ESG评分对股票收益率影响更显著且系数较大，国企ESG评分对股票收益率影响不显著且系数较小。本文对上述结论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并且提出了可能的原因。　　针对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本文从政府与监管机构、市场参与者两个角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新冠疫情冲击视角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股票收益率，探讨短期黑天鹅事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值性，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 客户集中度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   客户风险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企业经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已逐步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大局。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政府和市场参与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急剧增加,2020年3月至5月,企业社会责任类新闻稿同比增长了54%。可见,如何促进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承担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对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其中提升供应链韧性和优化供应链管理尤为关键。而客户作为供应链管理的中心,会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学术界已有大量学者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但较少从供应链视角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结合以上分析,本文从供应商-客户关系角度出发,探究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集中的客户群会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由此,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也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当风险效应更强时,客户集中度会抑制企业社会责任承担。集中的客户群会增加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另一方面,当治理效应更强时,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产生正向影响。集中的客户群有利于稳定供应链关系,客户的监督作用可以促进企业进行可持续发展,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活动。因此,客户集中度是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产生影响,以及在两者关系中风险效应和治理效应谁发挥主导作用是有待验证的问题。本文以我国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根据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通过实证检验上市公司的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经过实证研究发现:(1)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产生负向影响。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客户所在行业的并购活动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不变,即当客户集中度提高时,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会减少;(2)本文从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质量两个方面对客户集中度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客户集中度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导致企业可用资源减少,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降低。另外,客户集中度的提高降低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弱化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度,进而抑制企业社会责任承担;(3)市场化进程越高,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负向影响效果越弱;分析师关注越多,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负向影响效果越弱。本文从客户集中度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展开研究,并对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从而丰富了现有研究文献,拓宽了研究视角。最后,本文对主要结论进行总结,并从企业管理层、下游客户和监管者角度提出建议。

摘要：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宪法学、立法学、行政法学、国际人权法学。依法保护产权，激发市场经济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