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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区团购   团购团长   消费者权益   法律研究  

摘要： 社区团购的便捷性吸引了大量用户，随着其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商平台步入社区团购。然而，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且法律法规、政府监管还未对社区团购新兴的模式有相应完备的应对方案；主体之间纠纷责任不明确加大消费者维权难。社区团购运营的不完善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权益。尽管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是由于法规不具体和监管的不完善导致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因此，针对社区团购中出现的问题，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和监督，行业加强自律及进行自我改革，社会要畅通消费者维权途径，以此保障市场发展的平稳运行。

关键词： 债券契约条款   投资效率   避税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治理  

摘要： 随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为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偏好,适应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国资本市场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体系。然而,市场长期以来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外部融资中企业的直接融资比例较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结构失衡,债券市场规模过小等。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方式,债券市场是筹措中长期资金的重要场所,对于推动形成有竞争力的直接融资体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国家持续发力以鼓励企业提高直接融资占比,相关部门近年来的一系列政策与制度也为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不断健全直接融资市场体系、积极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正在成为监管部门的重要目标。但是,相较于债券市场规模的高速发展,债权人配套保护机制的完善进程缓慢,债券投资者的保护问题仍未得到足够重视。理论上,与股东可以获取企业价值增值收益不同,债权人作为债券交易的参与主体只按期收取利息及到期收取本金,无法控制债权存续期间企业投资行为带来的资金流向不确定性风险。但债券发行人为了追逐股权价值最大化,融资后有动机做出利己的行为决策,牺牲债权人的利益。特别是在我国公司治理的具体实践中,理论层面认知不足加之法律等基础制度的支持较为薄弱,债权人参与治理存在一定困境,弱势的债权人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企业在发行债券进行融资时,与债权人潜在的利益冲突会加剧融资难度。具体表现为:债券发行人为了实现股权价值最大化,有动机增加债权人的持有风险,降低债权价值,而理性的债权人预期到风险难以补偿,也有动机放弃资金出让。若企业仅局限于“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而忽视债权人利益,既有碍于企业资金的顺畅循环,更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竞争与稳定发展。为使债券发行人与债权人的目标趋于一致,交易双方通常会选择事前在契约中设置条款完善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事后风险。那么,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这些条款的设置是否对债权人形成了有效保护?是否有助于改善企业仅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对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上述问题的检验不仅有助于了解我国公司债券中契约条款设置的效果,协助利益相关者探索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也能为监管部门与政策制定部门提供部分经验证据,从而为我国资本市场防范系统性风险,统筹好发展与稳定的工作提供一定借鉴。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初始样本,依托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利用手工搜集整理的债券契约条款数据,从发行数量、发行规模、债券评级、债券期限以及利率走势等维度对我国公司债券的现状及特征进行了阐述。随后,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结合不同类别的利益相关者,分别从企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考察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分析条款的设置是否能够改善企业既有的单边治理模式,进而对公司后续的行为决策产生何种效果。本文实证检验部分的研究内容与研究发现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投资决策是公司财务行为的核心部分,其效率高低对企业的存续与发展存在重要影响,关系着企业层面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故本文研究了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应。结果显示,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显著负相关,表明债券契约条款在治理企业利用低效率投资损害外部投资者行为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同时,地方法治环境建设会对债券契约条款设置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在地方法治环境建设较差地区,债券契约条款的约束作用显著增强。进一步地,通过区分债券契约条款类型,发现不同类别的条款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方向一致,均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区分非效率投资类型,发现这一作用主要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结合企业的微观特征,发现当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业绩压力较大时,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发挥的治理作用更为明显。其次,所得税费用是企业重要的成本之一,其缴纳数额与政府财政收入紧密相连,关系着政府层面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故本文研究了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显示,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与企业避税行为显著负相关,表明债券契约条款在治理企业利用避税损害政府收入的行为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同时,地方法治环境建设会对债券契约条款设置约束企业避税行为的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在地方法治环境建设较差地区,债券契约条款的约束作用显著提升。区分债券契约条款的类别,发现不同类别的债券契约条款对企业避税行为均体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结合企业的微观特征,发现当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经营能力较弱时,这一作用更为明显。最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应当承担经济目标之外的社会责任以增进社会福利,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社会层面的利益相关者角度,本文研究了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企业社会责任履

关键词： 法治化营商环境   媒体关注   企业社会责任   文本挖掘  

摘要： 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指由一套行之有效、公平公正透明的具体法律、法规和监管程序构成的市场环境。自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后,其建设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此外,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媒体的快速融合,媒体在我国的影响力也愈发显著。探究法治化营商环境媒体关注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宣传和优化,也有助于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完善。在此背景下,本文运用文本挖掘技术测度法治化营商环境媒体关注指数,并利用经济计量模型探究法治化营商环境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探索如何更好利用媒体宣传这一工具来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进而降低政企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企业市场和立法的参与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提出相应研究假设;第二部分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媒体关注指数的测度;第三部分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影响研究。在第一部分,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代理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媒体关注指数的影响效应、企业内部控制中介效应、高管股权激励和企业上市时间的调节效应提出研究假设。在第二部分,本文选择“法治化营商环境”、“市场主体”等关键词在锐研数据库获取相关新闻,并在国务院及31个省市自治区的门户网站上搜寻法治化营商环境政策,之后基于政策高频词,并与众多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指标进行对照筛选,进而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特征词库,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测度新闻文本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媒体关注指数,之后根据时间维度和城市维度进行分析。在第三部分,本文根据企业所属城市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数据与媒体关注指数的匹配,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使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发现:(1)法治化营商环境新闻发布数量和发布城市数量呈上升趋势;(2)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媒体关注指数同样呈现增长趋势,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其法治化营商环境媒体关注指数历年排行第一;(3)法治化营商环境媒体关注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并在非国有产权、沿海地区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样本中具有更明显的社会责任改善效应,且媒体关注能通过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最后在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进一步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加大营商立法和普法教育内容的宣传;加大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把握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战略发展机遇,实现法治化营商环境、企业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共同进步;加强企业内部合规治理,打造与利益相关方的透明交流体系。

关键词： 详细规划定位   村庄规划   土地用途管制   理论框架  

摘要： 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城乡发展进程中，以详细规划定位为导向的村庄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基于此，本文从理论框架和实施策略两方面入手，研究了以详细规划定位为导向的村庄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旨在促进城乡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税收特别措施   非税法律   税收优惠   软法  

摘要： 税收特别措施条款并不为税收法律所独具,而是广泛存在于单行法律之中,近年来单行法律的颁布和修改突显出设置税收特别措施条款的趋势。然而,这些分散的税收特别措施条款不但未展现出切实的法律效力,而且有侵蚀税收法定原则的嫌疑。对此,理论界对于其性质、功能等尚未形成明确共识,理论供给无法满足现有的立法趋势的需求,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对非税法律税收特别措施条款展开横向归纳研究,采用“技术—形式—实质”的三维检视视角,借助领域法学和软法等相关理论,首先明确其基本概念和外延,其次分析现有条款的问题及其根源,再次阐明其基本属性、功能和设置原则,最后根据前述理论提出条款的应然改进方案。具体而言,本文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明确本文所讨论的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对于较为模糊的“非税法律”“税收特别措施”等概念予以讨论和明确,并进一步提出条款的类型划分,为后文论述搭建基本共识。 第二部分分析现有条款在技术、形式和实质三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问题症结。非税法律税收特别措施条款在定位设计上存在复杂的技术考量尚待厘清,在形式层面难以处理“依法”的教义学困境,在实质上存在法际联动失灵的问题,而如此种种均归结于立法并未对此类条款给予清晰定位。 第三部分分析讨论条款的基本性质和可行的功能设计。在系统论视角下,非税法律税收特别措施条款应当被归类于软法,并应当具备指导立法的导引功能,进而产生衔接融贯税法和非税秩序法的效果。 第四部分明确条款设计的基本思路。该部分同样采用三维视角,分析讨论税收特别措施条款的设计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可行方案。税收特别措施条款应当以功能适当原则为标准指导其增设和修订,在税收法定原则要求下服务于税收特别措施授权立法,以法际协同为理念构建条款的不同类型,实现其立法导引功能。 第五部分提出包括非税法律税收特别措施条款在内的税法条文的应然改造方案,根据不同层次下税收特别措施条款的基本设计思路提出分层次的设计方案,并说明税法应当进一步深化与非税法律税收特别措施条款的衔接。

关键词： 互联网平台   算法价格歧视   消费者权益   个人信息保护  

摘要：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正加速进入数字社会。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效提高了社会运行效率,然而技术的不当应用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平台经济中,平台实行因人定价的算法价格歧视,减损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知情权等权利,扰乱了市场交易秩序。算法价格歧视的法律规制效果直接关系着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但当前我国对于该行为的法律规制仍存在困境。在民法层面,平台提供的格式条款或“不同意即退出”服务模式逐渐演变为强迫消费者同意授权的工具,使消费者个人知情同意权流于形式,消费者的维权也存在困难。在经济法层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单个以消费者福利或者社会总福利为标准的竞争损害认定,难以适应反垄断审查的现实要求,平台经济中瞬息万变的交易条件也使得同等交易条件的认定存在现实困难。在行政法层面,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措施的不足以及行政处罚力度较小等因素使对算法价格歧视的监管存在难题。在司法保护层面,缺乏统一的司法认定标准,以技术中立以及商业秘密等为由的抗辩事由的滥用致使难以对算法价格歧视进行司法认定。欧盟以个人数据权为基础,美国以价格歧视为基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规制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有益借鉴:一是以个人数据权基点构建个人数据保护框架,二是建立有效的行业监督协会,将行业监督与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增强监管效果。为构建算法价格歧视的体系化法律规制路径,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在民法层面,在保护合同自由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落实实质性知情同意原则,规范平台的信息处理行为,从信息利用层面遏制算法价格歧视的发生。在经济法层面,扩展消费者福利标准的内涵,细化同等交易条件的认定范围,以反垄断路径实现对该行为的有效规制。在行政法层面,完善监管方式与监管手段,明确算法公开的范围,提高算法透明度。在司法保护层面,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指导司法实践,为司法实践提供统一的认定标准;完善纠纷网上解决机制、部分举证责任倒置以及惩罚性赔偿等措施保护消费者求偿权。

关键词： 电商平台   二选一行为   消费者   权益保护  

摘要：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电商平台经济数字化转型正在加快，对消费关系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法学界对数字经济给消费关系带来的变化和相关法律带来的挑战有着深刻的理解，但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大数据危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大数据“杀熟”等现象上，很少有对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进行研究。据此，本文将针对“二选一”行为给消费者带来的危害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着力阐述。　　第一部分概述了电商平台“二选一”的行为。主要根据电商平台的特点，分析了“二选一”行为的概念及其性质分析，并对于“二选一”侵害消费者权益有其特殊性进行阐述，为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介绍了电商平台“二选一”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具体表现。根据“二选一”行为损害消费者直接权益与间接权益的不同，详细列出了损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知悉真情权、增加消费者的支出成本，以及公平交易权和减损消费者福利的具体情形，论证了“二选一”行为下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必要性。　　第三部分阐述了电商平台“二选一”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困境。从消费者利益的评判标准、监管机制、司法实践等角度分析了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主要原因难。首先，反垄断法中消费者利益的评判标准滞后;其次，执法部门的监管规则滞后且忽略了消费者的参与感与获得感;最后，司法救济中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够直接，作为间接购买者并没有提供其独立诉讼权利。　　第四部分探析了电商平台“二选一”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路径。第一，完善立法层面，聚焦《反垄断法》这一部法律对“二选一”行为的规制，明确对“二选一”采用有效竞争与创新两种消费者福利新标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以期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利益。第二，创新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制度，引入发垄断合规监管，要求平台经营者保证行业自律;创新规制“二选一”的监管工具，并加强消费者的参与感，增设平台投诉与公示机制，提升消费者维权意识。第三，司法实践中首先要注重在反垄断领域赋予消费者独立诉权，其次，通过集体诉讼的方式，让更多的组织参与进来共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关键词： 精准扶贫   企业社会责任   最优投资策略   定性比较分析  

摘要： 随着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我国提出了新的五年计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虽然我国当下基本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贫困县全部“摘帽”的伟大成就,但是接下来的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工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在乡村振兴建设的新阶段,必须研究总结精准扶贫阶段经验教训,既要巩固拓展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又要使其与乡村振兴工作实现有效衔接,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是我国扶贫工作开展的重要助力。因此,制造业企业能否更好地参与扶贫对我国精准扶贫事业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企业在扶贫领域的地位日渐提高,越来越多针对企业扶贫的研究成果随之出现。该领域的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研究企业参与扶贫能否提升企业绩效以及提升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但是研究细分行业扶贫问题以及何种扶贫方式更能提升企业绩效的文献较少,对多种扶贫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探讨更加匮乏。因此,为了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制定精准扶贫投资策略才能更好地提升企业绩效,使制造业企业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企业声誉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公司为样本,创新性地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促使制造业企业实现高绩效的最优精准扶贫投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制造业企业存在4种高企业绩效的精准扶贫投资策略:教育扶贫投资策略、健康扶贫投资策略、产业发展脱贫—兜底保障投资策略、产业发展脱贫—相关产业扶贫—转移就业脱贫投资策略;第二,在能够实现高企业绩效的投资策略中,以教育扶贫为主的精准扶贫投资策略在企业中覆盖度最高,更具有普适性;第三,在纳入行业特征、被扶贫地地理位置、扶贫年数和推进方式等情境因素后,制造业企业扶贫投资策略的组合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第四,与非消费者口碑敏感型企业相比,消费者口碑敏感型企业具备更多元化的投资策略,更重视与企业自身业务相关的产业发展脱贫;第五,选择参与西部地区扶贫工作的制造业企业可以采取更多元化的扶贫投资策略;第六,参与扶贫年数多的企业比参与年数少的企业具备更多元化的投资策略;第七,采取全面推进式的企业比采取逐步渐进式的企业可选择的扶贫策略更多,且采取逐步渐进式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社会扶贫的扶贫方式。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第一,过往研究对企业精准扶贫方式的关注较少,而本文通过运用QCA方法,检验了我国精准扶贫采取的八种扶贫方式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直观地对比各扶贫投资策略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效果,故本文丰富了企业精准扶贫方式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第二,本文验证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共赢效应,丰富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果的相关研究,为新时代企业参与社会管理,推动企业参与社会责任共治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本文通过对多种扶贫方式对企业绩效提升的组态效应的研究,不仅为制造业企业选择扶贫方式、制定扶贫投资策略提供决策参考,引导制造业企业积极参与扶贫、投身乡村振兴建设,还吸引社会各界重视制造业企业在我国乡村振兴事业中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政府加强对企业参与扶贫的行为与责任意识的引导。

关键词： 党组织参与治理   国有企业税收遵从   企业社会责任   调节效应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应明确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以及“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能力,以高质量党建助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独特优势,也是我国长期贯彻执行的一项重要方针。如今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治理途径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层级进行有效整合,使党组织能够深入地参与企业的重要决策和生产经营过程,充分发挥其政治引领作用,强化党和政府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和管理,保证国有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和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因此,推动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融合,是加快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董事会负责战略决策、监事会负责独立监督、经理层全权经营企业日常事务的现代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目前,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治理的经济后果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问题,但是很少有学者将其纳入到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当中,因此本文从税收遵从的角度探讨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效应。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文化观为理论基础,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和国有企业税收遵从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对党组织参与治理和国有企业税收遵从这两者的调节作用。结合实证模型,以我国与和讯网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数据相匹配的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以2010-2020年为研究期间,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等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党组织参与治理能有效抑制国有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提高其税收遵从度。(2)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在党组织参与治理和国有企业税收遵从之间发挥调节效应,且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会有效增强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即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高的国有企业中,设立基层党组织能够更加有效地监督和约束管理者行为,使其能够自觉履行纳税义务,减少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提高国有企业的税收遵从度。(3)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党组织的内部治理效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能够更加有效地抑制地方国有企业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提高其税收遵从度。(4)与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相比,党组织的内部治理效应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能够更加有效地抑制处在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的国有企业的激进税收规避行为,提高其税收遵从度。研究结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供经验依据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