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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定价策略   纵向持股   信息不对称   信号博弈   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 目前,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为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环境而达成契约联盟,在这种契约联盟中常见的以涉及股权联盟为主,如越来越多汽车制造商持有上游供应商的股份。部分文献研究发现通过企业间的交叉持股不仅对供应链成员有利,同时能扩大整个供应链的绩效。同时,不同的决策顺序,会给供应链节点企业带来不同的决策优势。因此,本文首先基于需求信息不对称情形,考虑零售商纵向持股制造商和两种决策顺序,研究零售商持股制造商对企业定价、信号传递的影响;其次,基于信息对称情形时,研究零售商纵向持股制造商及不同主体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程度对企业定价、社会福利的影响。 首先,基于需求信息不对称情形构建了考虑零售商纵向持股制造商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信息不对称供应链中企业定价和信号传递问题。在制造商先行决策和零售商先行决策两种情形下分别得到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均衡定价和利润,分别对比两种决策顺序下的企业均衡决策和企业利润,探究零售商持股比例对企业定价和利润的影响,并分析零售商持股比例和决策顺序如何影响信息不对称情形中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传递问题。结论如下:零售商先决策时存在信号传递现象,并且当零售商持股比例较高时,低类型零售商可通过设定最优边际收益实现无成本分离,而当零售商持股比例较低时,低类型零售商需要付出信号成本即向下扭曲边际收益才能实现分离。当制造商先决策时,不存在信号传递现象。只有当零售商先决策时,制造商和零售商才能实现共赢。 其次,在两种决策顺序下,基于需求信息对称且不同节点企业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情形构建了零售商纵向持股制造商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在零售商先决策和制造商先决策两种情形下分别考虑制造商或零售商分别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及零售商和制造商同时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共六种情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程度、零售商持股比例和决策顺序对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零售商先决策时,不同主体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均可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但当制造商先决策,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具有业社会责任意识时,社会福利始终最高;对于制造商来说,不同企业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时,制造商总是偏向于自身率先决策;而针对零售商来说,只有当制造商或零售商中的一方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时,零售商才会偏向自身先决策;而当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时,零售商会更偏向对方先决策。

关键词： 财务柔性   成本粘性   企业社会责任   环境不确定性   资源配置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深水区,外界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上市企业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者在企业经营发展中更加重视灵活性的运用。而财务柔性恰是企业灵活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它是指企业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自身状况,通过获取充足的资金支持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但是,在企业实施财务柔性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由于保留过多的现金流,容易加剧代理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会诱导管理者盲目乐观,在投资决策上脱离理性,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潘迪和马元驹,2018),造成资源冗余。成本粘性是资源配置失效所带来的资源冗余的结果。财务柔性引发的资源配置失效加大了成本粘性,影响企业防范环境不确定性风险能力的变化,影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更好地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对财务柔性、企业社会责任与成本粘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本文通过梳理财务柔性、企业社会责任与成本粘性的相关文献,首先对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的关系展开研究;然后,加入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能否对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的关系起到弱化的调节作用。本文以不完全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实证研究财务柔性、企业社会责任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运用OLS模型,将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8年到2020年的财务数据按照假设进行回归分析。在进一步检验与分析中,具体研究财务柔性通过何种路径来影响成本粘性,从而对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之间的作用机制有着更为透彻的认识。同时,展开异质性分析,将样本数据按照环境不确定程度的高低划分为两组,分别对财务柔性、企业社会责任与成本粘性三者分别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环境不确定性是否会对上述三者关系产生影响,从而让企业对外部不可控因素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对策抑制这些负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柔性加深了成本粘性。财务柔性通过调整成本路径、提升管理者的乐观预期以及加剧代理问题,进而增强成本粘性。有关调节效应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抑制财务柔性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作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以发挥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治理作用,缓解代理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公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报告,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加强分析师关注度,引导管理者更加审慎地进行资源配置决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冗余成本,缓解财务柔性对成本粘性的加深程度。异质性分析的实证结果表明,当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财务柔性对成本粘性的加深程度更显著;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抑制程度也更加明显。在财务柔性影响成本粘性的路径研究中,本文证实“财务柔性-过度投资-成本粘性”以及“财务柔性-调整成本-成本粘性”路径,通过使用“过度投资”作为管理者乐观预期以及代理问题的代理变量,验证财务柔性通过管理者乐观预期以及代理问题路径加深成本粘性;同时参考刘嫦等(2020)文献用“创新投资”作为调整成本的代理变量,验证财务柔性通过调整成本路径加深成本粘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稳健型检验,其中包括(一)通过滞后自变量解决假设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二)通过Heckman二阶段检验解释变量自选择效应问题;(三)通过替换因变量以及(四)缩短时间窗口验证结论的可靠性以及稳健性。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贡献:第一,本文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研究财务柔性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从研究视角上丰富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研究;第二,实证证明财务柔性、企业社会责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帮助企业客观认识财务柔性以及成本粘性,并关注利益相关者发挥的监督治理作用,有助于提高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企业合理实施财务柔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加强成本控制。

关键词： 组织身份   组织身份建构   企业社会责任   话语—历史分析   跨文化比较研究  

摘要： 企业社会责任是建构组织身份的关键要素之一。在21世纪动态而复杂的商业环境下,企业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如何在跨文化经营中建构让公众清晰感知的有社会责任担当的组织身份。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组织身份建构至关重要。然而,已有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现有的文献缺少对企业作为社会责任承担主体身份的关注,因而缺少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组织身份建构的研究;其次,现有的文献已经证明了话语和组织身份的建构关系,但仍缺少分析话语如何建构企业组织身份的相关研究。因此,本文将基于话语及话语分析方法研究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组织身份建构。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第一,基于话语分析方法提出,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运用了哪些话语策略和语言手法?第二,基于话语和组织身份的建构关系提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组织身份是如何通过话语得以建构的?第三,基于组织身份建构提出,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各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建构了怎样的组织身份?第四,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各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组织身份建构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何在? 为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本文选取中国、美国、韩国具有可比性的高科技企业华为、苹果、三星作为案例企业,以其2019年至2021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建立语料库,利用话语-历史分析方法,从微观语言手法、中观话语策略、宏观语篇主题三个层面剖析案例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组织身份建构及其差异,并利用文化维度理论解释这种差异。 研究过程及结果显示:第一,案例企业广泛使用了指称策略、述谓策略、视角化策略以及强弱化策略。在话语策略的指导下,本文分别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以下语言手法的使用:自身指代及员工指代、评价性语言及措辞、直接引语及间接引语、情态及语气。第二,研究过程显示,案例企业以不同的语言手法实现了对话语策略差别化的使用,建构了不同的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组织身份。第三,各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组织身份建构结果如下:(1)基于对组群内身份、对照性表述、全局性视角以及友好的协商感的强调,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公司建构了全局性社会责任承担的亲民身份;(2)基于对组群外身份、对照性表述、利益相关者视角以及疏离的等级感的强调,美国高科技企业苹果公司建构了利益相关者范围内社会责任承担的精英身份;(3)基于对组群内身份、独断性表述、权威性视角以及疏离的等级感的强调,韩国高科技企业三星公司建构了相对淡化社会责任承担的权威身份。第四,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各企业在个人主义、阳性文化、权力距离以及不确定性规避四个文化维度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拟为中国企业提出以下三点建议:首先,鉴于话语在组织身份建构和企业社会责任传达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启示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关注话语信息,以实现对话语的合理使用及操控;其次,由于话语使用具有策略性,本文鼓励企业结合话语策略和语言技巧撰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实现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最后,基于文化对组织身份建构的影响,本文建议企业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积极调整话语策略和语言手法的使用。

关键词： 制造业企业   媒体关注   企业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随着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稳步实施,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制造业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能力及创新水平的提升,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近年来,企业的市场化进程逐渐加快,新闻媒体的治理效应也愈发显著。媒体通过对企业信息的加工和传播,有效的缓解了企业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企业有关的经营决策活动也更多的被媒体展示到各利益相关者的视野中,增强了企业信息的透明度,使得媒体报道的信息中介和外部监督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企业则能借此提高社会担当,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并融合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不同资源,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展开提供支撑和保障。因此,在媒体带来的外部治理效应得到有效发挥的前提下,有必要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探讨媒体关注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本研究通过回顾媒体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创新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文献,发现很少有文献探讨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通过对相关理论和现有文献的梳理,从企业社会责任的的视角出发,探讨媒体关注对企业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在实证研究中,选取了2012-2021年沪深A股中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在假设得到验证的基础上结合企业注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企业盈利能力的差异、企业对环境敏感性的差异进行异质性分析。经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媒体对企业的报道数量越多,关注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主动开展创新活动。(2)媒体对企业的报道数量越多,关注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3)企业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展开。(4)企业社会责任在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如下结论:在东部地区企业组、高盈利能力企业组、高环境敏感性企业组中上述结论均成立,媒体关注在其中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从企业、媒体和政府的角度提出建议,并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反垄断基础   大数据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修正  

摘要： 反垄断法的最初理论基础、立法基础为反对市场集中,后演化为消费者福利目标,即通过法律确保市场不扭曲竞争来增加消费者的福利。消费者福利目标最初是一个包含自由、秩序、平等、经济效率等多元价值理论。然而,自基于价格经济效率分析框架的理论成为主流后,价格与效率成为反垄断理论基础与立法执法基础。消费者福利目标也限缩为以价格与效率为内涵。但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中竞争主要围绕创新型产品、新技术、新体验展开,消费者从大数据企业得到或者受到影响的主要利益不再仅是经济方面,也是包括隐私、选择多样性、服务质量等各个方面,价格与效率因素在竞争中地位大幅下降。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基础也要随之回归到多元价值,并根据数据经济特征进行修正。反垄断理论基础的改变,要求分析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方法也应变化,即需要将传统的价格分析方式转变为价格分析方式和非价格分析方式并用的模式。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金融化   企业价值   中介作用  

摘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企业的评价标准更趋向于多元化,不仅仅只局限于产品、服务的好坏或者财务绩效,也逐渐开始重视企业社会责任(CSR)的高低。投资者与管理者也逐渐意识到企业要想行稳致远,不仅仅需要为公司的股东带来经济利益,也要履行道德义务,为社区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提高员工的福利,并且还要致力于环境保护。很多学者对企业责任展开研究,探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如何影响企业价值。有的学者得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提高价值的结论,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社会责任会加重企业的负担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体现了其社会组织作用,符合伦理道德的需求,是大势所趋,为广大消费者与投资者所接受。为了促进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本文进一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企业特征进行分组回归,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进一步了解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 在对相关理论基础以及概念进行了分析以后,提出CSR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的假说。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分别对企业的所有权性质、规模以及所在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进行分组研究。另外,关于CSR通过何种途径提升企业价值,本文立足于企业金融化的资金管理动机,试图探究金融化投资在CSR与企业价值的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实证方面,本文选取了2010年至2020年沪深上市非金融企业作为初始样本进行研究。未选用2021年数据的原因是,由于数据披露问题,2021年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缺失值较多。本文在主回归的基础上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以使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更高。结合对实证研究结果和现实理论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CSR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第二,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大。第三,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第四,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更高的地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第五,企业金融化在CSR与企业价值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结合对理论的分析和对研究结论的解读,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考虑在企业价值评估过程中将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纳入评估指标。在企业价值评估过程中,当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时,可以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作为被评估对象和参考对象的比较指标,结合企业所有权性质、所处地区、以及所处的行业,在原有评估基础上进行增加或者减小的调整。第二,应该对非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进行宣传与引导,非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性价比”高于国有企业,所以非国有企业要加强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注重提高社会责任支出,这样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第三,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互联网时代,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当地的经济、民生、生态等各方面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积极主动推动数字金融的发展十分必要,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各区域的协调发展。第四,进一步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非金融企业进行实体性投资。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面对当前的不利形势,为了降低风险,提高收益,企业将部分资金投入到金融领域,充当预防性资金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从长远来看,若企业一味地将资金投入到金融领域,那么实体投资的部分资金会被占用,可能会使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对企业的长远发展造成阻碍。

关键词： 信息披露   电子商务   平台内经营者   消费者权益  

摘要： 随着电子商务的多元发展,网购这类销售模式饱受民众欢迎与追捧,直播经济在疫情期间更是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为产品销售、地区发展、经济复苏注入新的活力。与此相对,消费者利益受到的侵害也呈现多发趋势。经营者不完全透露商品信息、隐瞒重要商品信息,使得在平台中展现的商品与实际商品差异巨大。根据逆向选择理论,多次购买到由于经营者描述不当而不合预期的商品后,消费者会逐渐丧失对网上购物的信心,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廉的劣质商品。信息获取不够充分的负面效果将由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到经营者产生信用风险与道德风险,最终演化为电商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受到影响。 而电子商务的虚拟性与空间上的距离使得消费者很难维权,消费者获得的信息有限,不像线下消费中能够从物理层面感知接触商品。为了改善消费者与经营者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促进信息的流动,就必须进一步细化信息披露义务的实施规则,完善我国的电子商务信息披露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围绕平台内经营者所承担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撰写。全文除导言、结论外可分为四部分,第一章明确了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所具有的理论基础,出于信息不对称、诚信原则、信息披露的抽象功能等。同时,通过比较明晰了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同于民法上缔约合同时的告知义务,也不等于格式条款提示说明义务、消费者的知情权,而是具有其自身的特质。在第一章的第二部分阐明了该项义务的实施主体与应当被披露的客体的范围,结合第二章以《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电子商务信息公示办法(征求意见稿)》为首的现行法律规定,对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信息披露法律与实务层面存在的问题展开进一步剖析。之后围绕域外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介绍了美国、欧盟、日本的具体法律规定,根据各国特色阐述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启示。在第三章中具体讲述了信息披露义务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只有明晰问题何在我们才能更好地提出完善的建议。 在最后一章,笔者提出了完善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议,从立法、监管、解争、维权以及制度边界共五方面,强调平台、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行业协会、政府等多主体协力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发表对电子商务市场前景美好的展望。

关键词： 家国情怀   战略转型   企业家认知   企业家情感   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 家国情怀作为东方文化语境下的独特表达方式以及中国企业家实践中的常见现象,在管理学领域鲜少得到关注和研究。本文基于九如城从地产建设向养老服务转型的案例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家国情怀突出体现在“家国印记感念”“家国责任承诺”“义在利先追求”“义利轮回信念”四个特征维度；家国情怀通过培育企业家的转型初心、推动转型意义建构和情感管理、促进转型方向的识别等途径助力企业发起战略转型；家国情怀可以激发企业商业模式转型并在理想模式构想以及模式转型方向指引上发挥积极作用；家国情怀通过“价值观与共情能力筛选”“义在利先的传统文化导入与赋能”“赢得合作伙伴与政府信赖”等途径促进了与转型相关的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和关系资源的重构。本文澄清了家国情怀的内涵,为企业实施战略变革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与过程提供了东方管理情境下的新解释,对于培育家国情怀、鼓励企业家实施公益性战略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风险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企业绩效   社会网络分析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投资效率   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企业  

摘要：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推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新引擎作用更加凸显。但是,数字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例如劳工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保障企业员工的生命健康和确保员工的收入待遇始终是社会各界关心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互联网行业不断发生辞退、强制加班等事件,使得社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日益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是追求卓越的企业所必须拥有的,是决定其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厘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对于数字经济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路径和参考。文章首先梳理归纳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作用机理。其次在确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概念及范围后,从共同富裕视角使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以2016-2021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403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传导路径是否存在。最后按照企业所处地理位置和企业受到的外部关注程度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提升其投资效率具有积极作用(缓解投资不足、抑制投资过度)。(2)数字经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3)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对于投资不足的数字经济企业来说,企业社会责任能够通过降低受到的融资约束,缓解投资不足,从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但是对于投资过度的数字经济企业,融资约束的中介传导路径无法得到验证。(4)进一步检验发现:在发达地区、在数字经济企业受到外部更多关注时企业社会责任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未来将进一步提炼数字经济企业的共同点,使之与变量选择更匹配。最后,文章在得出实证研究结论后,从数字经济企业和外部参与者两个层面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提高数字经济企业的投资效率,实现责任与利益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