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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境外机构投资者   制度距离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企业声誉   企业绩效  

摘要：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日益重要的话题,并且随着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呼吁、投资者对非财务信息的日益关注和民众维权意识与媒体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企业社会责任日益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的2015年《巴黎协定》和2021年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还是中国深交所、上交所分别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无一不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重要的地位。企业为了对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往往会对外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向外界传递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但是企业内部隐蔽的、不明显的企业社会责任偏差很难被观察到,因此本文探究了企业更为隐蔽的企业社会责任偏差。其中,我们把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之间的偏差称为企业社会责任解耦,把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与企业社会责任最优之间的偏差称为异常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解耦是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呈现出的形象与企业实际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差异,而企业社会责任的边际成本应该等于其边际效益,而任何偏离这些平衡点的行为都是异常企业社会责任。 对企业社会责任偏差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企业内部治理与外部监测,但是境外机构投资者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内部治理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向境外投资者开放国内资本市场通常被认为是推动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最关键的商业战略之一。2002年中国政府推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计划,并且2019年9月全面取消了QFII/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这吸引了大量境外机构投资者,特别是来自发达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上市公司,对中国企业内部治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 为此,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现实背景以及境外机构投资者对公司决策和治理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将这两个热点话题联系在了一起,因此结合以上背景,本文研究了境外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偏差包括企业社会责任解耦和异常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探索了二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并且进一步研究了二者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偏差的全链条分析。 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首先对相应文献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其次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制度理论提出了相关假设,最后利用相关数同时构建相应指标,对境外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偏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境外机构投资者会增加企业社会责任解耦的程度,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上市会减少异常企业社会责任。具体来看: 首先,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解耦的面板数据,基于中国数据研究服务平台(CNRDS)的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和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以及企业年报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的数据,检验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解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上升会增加企业社会责任解耦的程度,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信息渠道(媒体监督与分析师跟踪)和信息渠道(独立董事监督与行业竞争激烈程度)是改善境外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解耦关系的重要渠道。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性质、境外机构投资者来源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制约了境外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之间的关系。 其次,本文基于2006—2021年中国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异常企业社会责任的面板数据,基于中国数据研究服务平台(CNRDS)的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的数据,检验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异常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上升会减少异常企业社会责任,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和国内监督治理(企业信息透明度与媒体追踪)是促进境外机构投资者与异常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重要渠道。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性质、境外机构投资者来源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距离影响了境外机构投资者与异常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最后,本文基于前面两节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境外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以及异常企业社会责任的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后果,分别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企业声誉和企业绩效描述了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后果,研究发现,境外机构投资者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解耦的程度,进一步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企业声誉,与此同时,境外机构投资者会减少异常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会增加企业绩效水平。 总体来看,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证和政策贡献。首先,本文充分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偏差产生的原因、调节机制及其对企业可能造成影响,这是对目前社会责任研究的有益补充,为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提供深入方向。虽然目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已经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股票回购   企业伦理  

摘要： 在2013年关于回购的法律意见和业务指引接连发布之后,股票回购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工具之一在我国开始迅猛发展。根据数据统计,无论是股票回购的数量还是金额都在逐渐快速上升,截止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回购交易数量达1445次,回购金额达992.95亿元。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ety Responsibility,以下简称CSR)在我国政府的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2011年至2021年发布数量近乎翻倍。从股票回购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上来看,二者都处于繁荣发展时期,但在学术界少有人将二者结合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回购行为的影响,本文将从自由现金流假说的视角,来研究二者的关系,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都具有较大的意义。在学术界关于股票回购的研究中,股票回购对于公司来说有利还是有弊存在较大的争议。学者通常认为,自由现金流和股票回购之间的正相关符合股东的利益。本文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的衡量标准,认为其增加了管理者自私自利的成本。本文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和企业的股票回购决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根据2015-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回购数据,运用实证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和股票回购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企业社会责任扩大了自由现金流和股票回购之间的正相关,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模型之后,本文的回归依旧稳健。同时,本文发现CSR和回购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区域、不同公司规模以及不同行业竞争度的企业中存在异质性。这些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代表的道德文化在回购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可能会鼓励与股东利益一致的回购。另外,本文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不同的正反案例,进一步证实了以上观点,并且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对于回购计划的完成率更高,股票市场对其回购公告的市场反应更加积极。最后本文根据实证和案例得到的结论,对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三个角度提出建议。政府应当明确奖罚机制,对高管股权激励等措施进行严格监管和规范并鼓励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适当给予政策扶持;企业应当完善内部管理体系,优化自由现金流使用效率并积极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为社会负责;投资者应当起到公众的监督作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同时保障市场环境健康有序。

关键词：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   企业社会责任   绿色创新  

摘要： 企业绿色创新是“双碳”目标实现的主要途径,也是我国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董责险作为时下兴起的外部治理机制,通过影响管理层风险偏好、公司激励监督机制等因素进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然而当前研究对董责险的治理效应尚存在争议。一方认为董责险能通过风险转移激励和外部监督约束共同升管理层风险承担能力和绿色创新意愿,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另一方则认为董责险易诱发管理层道德风险,增长机会主义行为空间,阻碍企业绿色发展。董责险究竟会促进还是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以何种途径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成为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董责险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地,通过分组回归考察不同产权性质和两职结构特征下董责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差异。此外,通过PSM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等方法保障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实证结果显示:(1)董责险会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体而言,董责险能够升企业绿色创新整体水平以及绿色创造性程度。(2)企业社会责任在董责险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董责险通过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汇聚外部创新资源,保障绿色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中,董责险对企业绿色创造性程度的升作用更明显;在两职合一企业中,无论是绿色创新整体水平还是创造性程度,董责险的治理效果都优于非两职合一企业。 本文从董责险这一全新视角出发,挖掘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前因变量,是对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有益补充,揭示了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介的董责险作用路径,既丰富了有关董责险治理效应的研究,也为上市公司有效利用董责险这一外部治理工具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供了实证证据。

关键词： 高管海外背景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企业社会责任   分析师关注度  

摘要： 安然事件爆发后美国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其对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关要求,并首次提出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概念,此后各国对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我国不断出现类似于北大荒事件、康美药业财务造假事件、獐子岛财务造假案和康得新财务造假案等典型的内部控制失效事件,我国证监会更是对此加以重视,不断出台相关的政策以遏制内控失效事件的发生,这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根据高阶理论,高管的价值观、认知、个人特征及背景等能够决定其行为选择,进一步地,高管的行为选择将会影响企业的决策,进而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以企业中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为切入点,实证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以内部控制质量为被解释变量,高管海外背景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实证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并将高管薪酬和财务困境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同时本文还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分析师关注度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相较于单独具有海外学习背景或者工作背景的高管,同时具有海外学习与工作背景的高管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会产生更显著的影响;(3)高管薪酬和财务困境能够正向调节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4)企业社会责任和分析师关注度在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 企业慈善捐赠   企业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   Logistic回归模型   Tobit回归模型  

摘要： 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是学术界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而慈善捐赠既能给企业带来税收豁免的经济利益也能提高企业在公众视角中的社会形象,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众多形式中脱颖而出,越来越受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自然灾害频发,慈善捐赠已经成为企业参与灾害救援的主要形式,也使得我国的企业慈善捐赠得到迅猛发展,循序渐进地成为了企业的一种普遍行为。本文从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视角出发,选取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员工福利水平、产品质量表现、环境污染程度和高管贫困经历为解释变量,企业慈善捐赠倾向和企业慈善捐赠规模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构建了Logistic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本文首先使用文献检索与归纳法对现有的学术资料进行回顾、整理与总结,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动向、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加以把握,学习并理解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相关理论,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其次,本文对收集到的样本数据加以清洗处理并进行实证研究,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各个变量的一般水平和变化趋势,利用相关性分析判断各个各变量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和方向,针对研究假设做回归分析以准确把握所选取自变量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具体情况。最后,本文通过对实证分析得到的研究结果进行解释与讨论,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即企业慈善捐赠倾向和企业慈善捐赠规模与企业员工福利水平、企业产品质量表现和企业环境污染程度三个解释变量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慈善捐赠倾向和企业慈善捐赠规模与企业高管贫困经历这个解释变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基于研究结论与中国的现实依据,本文从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角度提出了如何改善或优化企业慈善捐赠现状的相应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员工福利水平越高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倾向越明显,慈善捐赠的金额也越高;企业产品质量表现越好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倾向越明显,慈善捐赠的金额也越高;企业环境污染程度越重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倾向越明显,慈善捐赠的金额也越高;高管存在贫困经历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倾向越明显,慈善捐赠的金额也越高。

关键词： 多因子选股策略   企业社会责任   探索性因子分析  

摘要： 随着量化交易策略在国内关注度的逐渐上升,多因子选股策略作为量化投资的主流策略,凭借其客观科学的选股能力和稳定的收益水平,很快就成为了量化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投资方法。这也导致了大量学者和相关金融机构对选股因子进行了深度挖掘,使得传统的财务绩效和市场行情类的风格因子的选股能力不断下降,急需发掘新的非财务类因子对传统多因子模型进行改进。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以及“双碳”目标的落实,国内的市场环境更加青睐于重视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企业,传统的财务类因子已经不能充分反映国内企业的投资价值。因此,在目前国内市场环境下,考虑企业社会责任对投资回报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理念的视角出发,基于国内专业机构的评级方法,构造了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体系,并将其引入传统多因子模型中,尝试改进该策略的选股能力。首先,本文通过对过往学术文献的整理,论证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可行性。其次,本文以沪深300市场指数为基准构建了传统多因子选股策略并获得超额收益,证明了多因子模型适用于国内市场。再者,本文基于过往学者和相关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方法,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构造了综合性评价体系并计算了企业社会责任综合得分。最后,依据该得分改进了传统多因子模型,并分析优化后模型的表现情况。本文的主要结论为:(1)多因子选股策略适用于国内市场,传统的财务类因子在目前的A股市场依旧具有不错的选股能力。(2)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改进版多因子模型不仅选股能力得到了提升,其风险承受能力和稳定性也获得了提高。改进后的多因子模型在保留原本基于财务因子的选股能力的前提下,通过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来提高其对非财务信息的提取能力,使得策略更加严谨,更加适用于中国市场。(3)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构造的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体系能够充分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最终得到的综合得分适用于国内市场环境,能够帮助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

关键词： 新能源汽车企业   社会责任   财务绩效  

摘要：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建设交通强国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意义。随着国资委社会责任局的成立，以及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将成为主流趋势。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销量逐年上涨，而新能源汽车召回数量也逐年增多，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质量和安全问题成为了大众关心的热点话题。新能源汽车作为新兴行业之一，想要长远发展就更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反之，研究新能源汽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业绩有何影响，或者是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同样具有研究价值。　　本文首先介绍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概念，然后总结和回顾国内外关于社会责任履行对财务绩效影响的文献，再对文献进行相关评述。再介绍利益相关者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社会契约理论。分析新能源汽车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并发现相关问题，随后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确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并搜集沪深两市82家新能源汽车企业2017-2021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Stata17.0对82家样本企业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以及滞后性分析。进而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结合案例进行分析，为了更准确清晰分析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现状，选取比亚迪公司作为案例研究企业，分析比亚迪社会履行现状，然后通过计算比亚迪的EVA来分析比亚迪近五年的财务绩效，最后分析比亚迪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产生哪些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中，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股东、债权人和供应商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而股东和债权人则在滞后期产生影响;而消费者、员工、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则对当期和滞后期的财务绩效产生负向影响。最后在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层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层面、政府和社会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员工持股计划   企业社会责任   精准扶贫   共同富裕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履行社会责任均基于共享理念,二者在“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下具有一致性,但是目前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相对缺乏。本文基于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的参与精准扶贫的信息衡量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情况,对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对精准扶贫的参与程度更深。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无政治关联企业、位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后,其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更深。潜在机制分析表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会通过共同富裕机制、声誉机制和长期利益机制促进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创新绩效   前因组态   定性比较分析   回归分析  

摘要： 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企业社会责任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是否也能加速企业发展?这一难题备受学界关注。创新绩效作为企业当下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反映,剖析其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明晰何种情况下社会发展和企业发展可以共存,何种情况下二者相背离。本文将通过回答两个问题来回应以上疑问,即(1)企业高社会责任绩效如何实现?(2)企业高社会责任绩效的不同驱动路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本文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均落脚于环境、组织和个体3个层面,其驱动逻辑呈现“资源保障—资源获取—资源配置”的逻辑。因此,本文从该逻辑出发,结合环境、组织和个体3个层面,选择了制度环境和内部控制质量两个分别处于环境和组织层面的条件,从外部保障和内部保障的角度描述“资源保障”逻辑;选择了行业竞争度和盈利能力两个分别处于环境和组织层面的条件,从资源获取难度和资源获取能力的角度描述“资源获取”逻辑;选择了管理者短视、管理者权力和管理者能力3个管理者特征,从资源配置方向、资源配置投入量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描述“资源配置”逻辑。进一步地,本文从“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和“复杂情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两方面建立了理论模型Ⅰ和Ⅱ,然后通过分析“复杂情境下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建立了理论模型Ⅲ。此外,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本文使用平均效应关系解释每种企业高社会责任绩效驱动路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在理论模型Ⅲ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论模型Ⅳ。本文研究结果包括:第一,通过必要性分析发现,制度环境和盈利能力分别在中等水平和高等水平上是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必要条件;第二,通过充分性分析发现,导致企业高社会责任绩效的路径有12条;而且本文对中国大陆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实现企业高社会责任绩效的路径分别有7条、4条和9条。第三,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路径H1显著抑制企业实现高创新绩效,路径H6和H8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实现高创新绩效,其余路径不显著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的管理启示有:第一,企业董事会要知人善用才可以兼顾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新绩效,即一方面要了解管理者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将管理者配置到合适的岗位并匹配相应的权力;第二,企业应避免赋予能力不足的短视管理者过大的权力;第三,当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状况均不良时,企业要善于利用管理者层面优势进行弥补以取得高社会责任绩效。 本文的创新点有:第一,从环境、组织和个体三个层面出发,基于“资源保障—资源获取—资源配置”的逻辑整合了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框架;第二,基于组态和权变的混合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新绩效问题,有效缓解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新绩效之间的矛盾,寻找了能够二者兼得的驱动路径;第三,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的混合方法对社会责任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推广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结合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