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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营商环境   全要素生产率  

摘要：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是体制、质量、效率改革的过程,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鼓励和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如提高劳动者报酬、增加环保投入等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但有些企业认为这样会增加成本,不同于企业的发展目标。为此,深入探讨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内在动力。同时,若行政审批流程过多且政策落实不到位,不仅会降低企业的运行效率,也将弱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积极性。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本文从微观企业行为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企业运行效率的视角进行研究,深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以及营商环境如何调节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本文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考已有文献用和讯网发布的综合评分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同时从六个维度综合考虑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研究表明,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面临更好的营商环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即营商环境能够正向调节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上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表明,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降低诉讼风险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同时营商环境能够调节中介作用。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在民营企业、制造业和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行业的公司更为显著。第四,细分效应表明,相比于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更加明显;相比于市场环境,创新环境、政府效率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本文研究为企业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协调好社会责任履行与自身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证据。鼓励企业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勇于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最终实现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创。为政府助力实体经济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

关键词： 社保基金持股   异质性   企业社会责任   行业竞争程度  

摘要：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全球各地面临着资源匮乏、生态破坏和社会冲突等一系列严峻问题。我国的形势也日益恶化:环境污染、雾霾天气以及社会矛盾加剧,这已引起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当前背景下,以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开展经济活动,已经成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共识。近年来,由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等非财务表现,并把这些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评估中,以责任投资的方式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在资本市场中的规模日益增长,它在企业运营管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关于社保基金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年度与行业固定效应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实证考察了社保基金持股及社保基金持股比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通过分组回归的方法考察了产权性质和行业竞争程度两个变量的调节作用。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Heckman两阶段回归以及替换变量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社保基金持股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地说,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积极地影响利益相关者来实现。在对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进行处理之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2)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社保基金在国有企业能更好地发挥治理作用,更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3)相对于竞争程度较差的行业,社保基金在竞争程度较强的行业能够更显著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了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为我国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此外,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我国上市公司改善内部治理状况,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互惠型社会责任   利他型社会责任   媒体情绪   异质性风险  

摘要： 企业社会责任与异质性风险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届关注的热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经济后果却尚未得出一致结论,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降低异质性风险,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结论。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好与坏,都可能引起媒体的关注,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关键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到底如何?如果我们摒弃只关注股东利益或“股东至上”功利主义的基本逻辑,那么企业社会责任又将怎样影响异质性风险?此外,不同的社会责任类型和不同的媒体报道情绪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互惠型社会责任、利他型社会责任,将社会责任按照履责动机进行分类,探究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是否与异质性风险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关系,究竟是互惠型社会责任还是利他型社会责任更能有效降低企业异质性风险,并进一步探究媒体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信号理论,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索了互惠型社会责任与利他型社会责任对企业异质性风险的影响,并探讨了媒体情绪的边界效应。研究发现:(1)利他型社会责任有助于降低企业异质性风险,而媒体负面情绪削弱了利他型社会责任对企业异质性风险的弱化效应;(2)互惠型社会责任不利于企业异质性风险的降低,而媒体负面情绪减弱了互惠型社会责任对企业异质性风险的强化效应;(3)异质性分析结果进一步发现,互惠型社会责任对自愿披露、高水平财务绩效和东部地区企业异质性风险的弱化效应更强。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异质性风险形成机理的研究,为异质性风险的预防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对深入理解不同动机下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   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   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价体系  

摘要： 可持续发展是指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当前,部分公司为了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大力发展经济,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进而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环境的退化、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水源的污染和土地的沙化。这些问题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对人类的生存空间构成了严重威胁。全球化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崛起,具有丰富资源的跨国公司,对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管治政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若其缺乏企业社会责任,可能会诱发不可控的危机。因此,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的之一。目力所及,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等概念的研究已有了相较丰硕的成果。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概念意涵与重要性也在发生着嬗变,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的含义已经从最初的道德和伦理责任扩展到了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同时,对于公司来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从一种选择变成了必要的生存需求和方式。在日益严格的公众监督和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公司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以维护自身的声誉和获得持续的发展;过去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自愿的行为,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区域已经开始强制上市公司或大型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这不仅包括了公司的经济表现,还涉及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多个方面的信息。这种披露不仅可以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公司的运营情况,也为公司提供了展示自身价值和承担责任的平台,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已经从披露阶段进入了管理阶段;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强调的是公司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综合绩效评价。这并不仅仅是一种短期的目标,而是需要公司进行长期的战略规划和执行。在这个过程中,公司需要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以及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这些概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不仅没有失去新意,反而成为了现代企业运营和管理的必要部分。回顾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相关研究发现,现有文献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概念界定模糊,围绕两者关系的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其中,企业社会责任大多采用综合指数评价或通过第三方的方式衡量,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主要以单一的财务指标或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评价法评估,评价方法的不统一导致两者关系的研究出现分歧。现实中,很多公司实际的社会责任行为与社会责任报告中所披露的信息不相符,加剧了外部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的信息不对称。为此,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是否能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既要识别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也要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水平。本文立足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识别,运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企业社会责任与信息披露、信息披露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此形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逻辑链条。此外,考虑到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缺乏正式的监管机制,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外部媒体监督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将其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第一,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回顾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历程,区分企业社会责任与信息披露,明确企业社会责任与信息披露的概念内涵。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定义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按照公司不同生命周期需求层次的差异从生存需要、增长需要和抗风险需要三个维度界定狭义的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涵。第二,在梳理国内外经典的企业社会责任统计测算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港股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实际情况,选择MSCI提供的公司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评级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评价指标。以港股上市公司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ESG报告等为数据源,采用内容分析法制定整体分析框架及相应编码方案,依据中国香港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从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度、及时性和透明度等方面收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据,构建信息披露综合评价指标。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法,基于相关性、量化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以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引构建狭义的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第三,在明确了核心变量的测算方法后,采用面板数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进一步检验研究假设。由于中国香港在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方面有着更规范的制度、更严格的监管,因此,选择2017-2021年港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明显正

关键词： 反垄断法   算法个性化定价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差别待遇行为  

摘要： 互联网平台公司凭借算法技术收集、处理消费者的数据,判断或预测消费者支付能力和购买意愿,对不同消费者实行差异化的价格计划。该行为符合《反垄断法》第17条有关差别待遇行为的规定。但是,结合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导致的竞争效果以及合理抗辩理由等因素,对于算法个性化定价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地适用反垄断法。为了更为有效地规制算法个性化定价行为,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基于平台经济领域特点发布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指南》,其中第17条针对算法个性化定价行为的特性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该规定归纳了实践中平台经营者惯常使用的定价参考标准,对于识别平台经营者实施滥用行为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反垄断法对于算法个性化定价的违法性认定规则仍在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有关主体支配地位认定难以与现实相匹配,导致部分实际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在规制范围内;其次,行为认定过于笼统,规制所列举的内容为现象描述,在法学视角下容易出现误读现象,从而难以有效判断行为的违法性;最后,对于后果判断缺乏明确的逻辑顺序,没有形成科学性、体系性的违法性认定规则。对此,执法机关规制算法个性化定价行为,首先,应根据算法个性化定价的定价途径进行类型化认定,分为通过消费者行为和消费者身份属性定价,以便规制不利于市场发展的算法个性化定价行为,保护合理、有效的算法个性化定价行为健康持续发展;其次,针对算法个性化定价的不同类型,执法机关需要正确认识其本质,即算法个性化定价属于二级或三级价格歧视,对于算法个性化定价行为需要根据《反垄断法》对差别待遇行为判断的路径准确认定行为的违法性,而非认为其当然违法;再次,引入新的理论路径支撑违法性认定框架的构建,应基于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市场期待以及发展目标,在理论上明确“以人为本”为规制算法个性化定价的方向;最后,在厘清算法个性化定价本质与反垄断法规制差别待遇行为内涵的前提下,分析平台主体的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否滥用以及对竞争价值、消费者福利价值和社会福利价值的影响,建立“主体——行为——后果”的违法性认定框架。

摘要： 淮住建〔2023〕152号濉溪县、各区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企业:现将《淮北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2023年6月25日淮北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淮北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防范交易风险、保障买受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安徽省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关键词： 法制化水平   企业环境投资   企业管理特征   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随着我国的工业化、机械化,我国也开始面临因污染带来的如雾霾、水资源污染等严重影响企业经营与人民幸福度的问题。治理环境需要多方参与,但不可否认,环境污染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伴生品,想要从根本上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就必须从源头入手,因此研究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文献梳理,企业的环境投资的影响因素可划分为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有环境管制强度、GNP、媒体监督等,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企业的管理特征等。而地区的法制化水平能够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同时对企业的经营有着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生产效率、管理特征上。因此,本文想要探索法制化进程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而研究正式制度对企业财务行为决策的影响,为后续国家进行企业治理提供可行性建议。本文选用企业的环保资本性支出作为企业环境投资的衡量指标,使用樊刚学者测算的法制化指数对地区的法制化进程进行衡量,来探索地区的法制化进程对企业环境投资的影响。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本文梳理了环境投资相关文献,介绍了进行环境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因素,并对法制化进程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进而思考两者之间关系。第二,介绍了与环境投资相关的外部性理论、庇古税及科斯定理、以及规制经济学的部分理论,根据理论与前人研究成果提出相关假设。第三,本文使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生产效率在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同时分析了法制化进程对于不同管理特征的企业环境投资的作用效果。第四,为了证明实证结果的稳定性,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增加公司外部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五,总结相关结论,根据结论提出建议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地区的法制化进程能够促进企业积极进行环境治理。其中,地区法制化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由于企业受到媒体监督,出于维护企业经营形象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环境治理投资;另外,地区法制化水平的提高能够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增强使得企业有了更多的环境治理投资。第二,法制化进程对企业环境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当企业股权集中程度越小、企业的高管的年龄越大与学历越高时,地区的法制化进程对于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投资的促进更加明显。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三条建议:首先,国家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在环境法规方面应当要明确环境污染的产权责任;结合“庇古税”方面,制定符合国情的“环境税”,通过政府监督与媒体监督使企业违规污染成本增大,使得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环境治理。其次,政府部门要有规律的对于企业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约谈,使企业管理者认识到我国的时代变化,令企业意识到环境投资的重要性,从而使得企业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最后,制造业或者采矿业等重污染企业部门要成立专门的环境投资研究部门,研究公司的环境治理费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合企业盈利能力、排污成本等重要因素制定专属企业自身的环境投资政策,更加积极主动地追寻企业的变革,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

关键词：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商业信用融资   披露制度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表述,在此转型阶段,企业采取了提升创新能力、打造高质量产品的方式,这些经营运作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然而受新冠疫情和供给侧改革的影响,我国企业能够得到的融资机会大幅减少,阻碍了企业发展的步伐。商业信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替代性融资方式,使得企业间的资金进行二次流转,为企业融资注入新活力。与此同时,立足新发展阶段,国家对企业所承担的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表明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是企业发展的应有之义。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仅说明了企业具备高度责任意识、拥有良好的商业道德,还体现了企业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长久进行下去。商业信用融资取决于企业与供应商的信任程度,而信任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品质和能力两方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展现的内容恰好与这两方面相契合。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组织合法性理论、声誉理论,研究了如下问题:(1)企业披露社会责任相关信息是否可以释放积极信号,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联系,满足合法性要求,从而扩大商业信用融资;(2)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是否能够倒逼企业加强自身内外部治理,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口碑,从而发挥“保险”作用,获得供应商的肯定;(3)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是否拥有更强的道德动机和利他倾向,比强制披露企业更易获得商业信用融资;(4)企业能否通过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使供应商以更加全面的视角去审视企业,约束管理层的不道德行为,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从而对商业信用融资产生促进作用。以2012-2021沪深A股2065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的样本,采用控制行业与年份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能够为企业争取到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3)相比于强制披露方式,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4)社会责任信息的高质量披露可以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从而获得更大规模的商业信用融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上,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社会责任的承担、表现,信息披露行为、信息披露程度、信息披露质量等,这导致文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重点和对其衡量方式不相同,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这一角度切入,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分为行为、质量和意愿三个方面,研究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2)供应商是否给企业提供商业信用主要看中的是企业财务的可靠性,但会计信息的专业性和可盈余管理导致供应商并不清楚其财务可靠性。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仅能够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能够彰显企业良好的商业道德,作为财务信息的重要补充,为供应商判断会计信息的质量提供了新思路。因此本文引入了会计信息质量作为中介变量,丰富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商业信用融资二者间的影响机理,赋予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新的实践意义。(3)在既有的商业信用研究中,大都集中于微观的企业内部层面和宏观的市场外部因素,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作为“信号”,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提供了更加了解企业的渠道,拓展了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董事会预防焦点   董事会促进焦点   企业慈善事业   企业环境实践   企业社会责任选择   调节焦点理论   高阶理论  

摘要： 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吸引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极大兴趣。虽然公司领导的作用已被证明是企业社会责任成功的关键前因,但其心理特征如何推动他们促进或抑制企业社会责任仍然不清楚,特别是对于董事会领导和具体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论文基于调节焦点理论和高阶理论,从董事会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两种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前因。论文以中国为研究背景,提出了四个研究问题:(1)企业社会责任和领导力的动态演变趋势有哪些主要趋势?(2)董事会调节焦点如何影响企业慈善事业的参与水平?(3)董事会调节焦点如何影响企业环境实践的参与水平?(4)董事会调节焦点如何影响企业在慈善事业和环境实践之间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选择?为了探索第一个研究问题,本论文采用了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来考察和可视化企业社会责任-领导力领域的演变和主要趋势(见第三章)。具体来说,本研究通过对1,432篇同行评议文章的分析,描绘了企业社会责任-领导力研究领域的面貌,并确定了1994-2020年期间的主要发展模式。分析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1991-2003),快速发展阶段(2004-2011),以及成熟阶段(2012至今)。这些阶段有助于对不同时期的研究模式提供更精细的洞察。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领导力研究的数量和广度都在增加,此外还揭示了一些出版趋势,包括重要的理论影响。利用对数似然比聚类算法,该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子领域(或集群),包括董事会特征、负责任的领导、新兴国家背景、跨部门社会伙伴关系。这些备受关注的问题激发了后续实证研究中对自变量、因变量和调节变量的进一步探索。从而,本论文从董事会特征的角度研究了其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负责任领导机制。进一步,新兴国家集群激发了本论文对研究背景的考量,而跨部门社会伙伴关系集群则触发了作者思考关系中可能存在的情境调节因素。基于此,随后的研究问题通过调查董事会的社会心理特征(董事会预防焦点与董事会促进焦点)对两种典型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企业慈善与环境实践)的参与水平和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回答。基于对2007年至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数据的分析,研究结果对以往认为预防焦点和促进焦点的影响完全相反或对称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发现董事会预防焦点和促进焦点可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战略产生一致或独特的影响。这一发现与预防焦点和促进焦点是由不同的和独立的神经认知系统"调节"的概念相一致。具体来说,第一个实证研究(见第四章)采用内容分析法评估董事会报告以捕捉董事会预防重点和促进重点。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董事会预防焦点对企业慈善的参与水平产生倒U型影响。董事会预防焦点的增长最初可以刺激更多的慈善参与,但过高的董事会预防焦点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然而,董事会促进焦点并没有被发现对企业慈善参与有一致的影响。董事会促进焦点与企业慈善水平之间的关联缺乏显著性,这表明与董事会预防焦点相比,董事会促进焦点有明显不同的目标追求和慈善参与动机。然而,在第二个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企业环境参与方面,董事会预防焦点和促进焦点呈现出一致的结果(见第五章)。即,尽管战略导向不同,董事会预防焦点和促进焦点都促进了企业的环境实践参与;有趣的是,董事会预防焦点比董事会促进焦点对环境实践的影响更大。此外,当涉及到两种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之间的选择时,董事会预防焦点和促进焦点都更可能选择环境实践而拒绝慈善,但董事会促进焦点的影响更加稳定(见第六章)。为了进一步探讨如何鼓励董事会预防和促进焦点对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和环境实践的积极影响,本研究借鉴了调节契合,并考虑了跨部门社会伙伴关系的观点。这导致了对上述关系的三个边界条件的调查:联锁董事存在、企业环境承诺和企业运营区域的非政府组织(NGO)数量。有趣的是,研究结果显示,在三个实证研究中,联锁董事的存在和公司所在区域的非政府组织数量的调节效应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这两个因素都增强了董事会预防焦点对企业慈善参与的积极作用,同时降低了董事会预防和促进焦点对企业环境实践参与的影响。同时,在选择两种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时,这两个因素同时降低了董事会预防和促进焦点对环境实践的偏好。然而,企业环境承诺显示了稍微不同的调节作用。它增强了董事会预防焦点和促进焦点对企业参与环境实践的积极影响,同时减少了董事会预防焦点对企业参与慈善的积极影响。出乎意料的是,它并没有影响董事会预防焦点和促进焦点对环境实践的偏好。一个可能的理论原因是,当董事会决定是否追求环境实践而不是慈善实践时,他们可能会根据调节焦点来重新比较这两种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性质和后果,而不是简单地考虑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