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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财务绩效评价   熵权法   灰色关联分析  

摘要： 近年来,面对新冠疫情等诸多挑战,我国企业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增加就业、创业创新、贡献税收、乡村振兴、公益慈善等方面努力作为,勇担社会责任,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现今依然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导致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层出不穷,社会各界积极呼吁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但是,迄今为止,社会责任尚未真正纳入公司财务绩效评估体系中,导致公司对履行社会责任的关注不够;同时,当前许多学者通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财务绩效间的实证关系,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最终将对企业产生积极作用,也就是说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因此,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纳入到企业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中,这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既能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能有利于企业提高财务绩效。本文在整理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等有关文献的基础上,选用顺丰控股为案例对象,构建了社会责任视角下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首先,本文收集整理顺丰控股2016-2021年的财务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其次,主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并从广义资本角度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划分,将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市场社会资本、等级制社会资本以及生态资本作为目标层,将利益相关者包含的股东责任、债权人责任、消费者权益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责任、政府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作为准则层,并选取18个评价指标作为指标层;最后,使用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然后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数据进行综合处理评价,通过对评价分析得出顺丰控股社会责任视角下的财务及绩效表现整体向好发展,但在财务资本责任和人力资本责任方面表现有待进一步提升,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以及财务绩效的建议。总之,本文通过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融入到企业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中,对顺丰控股财务绩效进行评价,为我国上市公司在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方面提供实践参考,从而有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融资约束   文化产业   产权  

摘要： 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更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待进一步发展。融资难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难题,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严重。相关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可以改善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文化企业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也决定其更加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由此,文化企业是否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缓解融资难问题就成为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落实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远景目标的关键问题,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我国经济具有“二元所有制结构”,民营文化企业和国有文化企业资本金融要素显著错配,区分产权性质进一步研究有利于得出更具有针对性的结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12-2020年的168家文化产业上市公司共131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从公司融资约束的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具体研究目标为:(1)探讨文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意愿及披露质量是否可以缓解公司融资约束;(2)分析不同产权性质的文化企业结论是否会有不同。本文研究发现:(1)从披露意愿来看,相对于未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文化企业,披露信息的文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显著低;(2)从披露质量来看,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文化企业中,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文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3)考虑产权性质,相对于国有文化企业,民营文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缓解融资约束的能力更加显著。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和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解决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将ΔCSR与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作为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替换变量,将SA指数作为公司融资约束的替换变量,重新进行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维度文化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文化企业社会责任对股权再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维度的文化企业社会责任中,文化企业承担文化对外传播责任、慈善责任、环境责任和员工权益保护责任均能显著降低融资约束程度;(2)文化企业选择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能够为其带来一定的融资便利性,有助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股权再融资金额,进而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最后,本文分别针对监管机构、文化企业和利益相关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   高管个人特质  

摘要： 对于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变量，大量的研究人员已经从企业财务、管理特征以及制度环境拓展至管理者的个人特质，并对此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文章首先回顾财务状况、治理特征、制度环境、管理层的个人特质这四方面的相关研究，然后从近年的研究热点——高管个人特质着手，指出了今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需要详细讨论的课题。

关键词： 网络司法拍卖   包税条款   税法基本原则  

摘要： 本文通过对网络司法拍卖涉税争议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执行法院在《拍卖公告》中设置包税条款引发另案纠纷后，法院存在认定这一条款有效、无效及回避的态度。虽然在《拍卖公告》中设置包税条款可以为被执行人腾出资金偿还对申请执行人的债务。但与被牺牲的买受人合法权益和税收公序相比，显然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执行法院毋宁舍弃包税条款，与税务机关建立拍卖标的税费缴纳联动机制，从拍卖成交价中预先扣除被执行人的应缴税费。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共享社会责任   奢侈品品牌态度  

摘要：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可持续发展等话题愈发引起品牌和消费者的关注,并且奢侈品品牌的市场下沉趋势也日益明显。而品牌在开展传统CSR时面临“伪善”和寻求税收优惠等诸多质疑,并且过往“企业社会责任-奢侈品悖论”的研究也证实消费者很难因奢侈品开展CSR而对其产生积极评价。因此本文旨在探寻奢侈品品牌兼顾社会发展和自身品牌战略的CSR新形式,并创新性地将共享社会责任(Shared Social Responsibility,SSR)策略引入到品牌态度的研究中。基于文献回顾,本文提出SSR策略对奢侈品品牌态度影响的主效应假设、认知流畅性和消费者涉入度的中介效应假设、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效应假设。在实验研究中,本文使用问卷法开展预实验、实验一和实验二,并利用SPSS数据分析方法验证以上假设。结果显示,相比于传统CSR策略,SSR策略对奢侈品品牌态度的影响更积极,且认知流畅性、消费者涉入度在这一影响路径中起到中介作用。另外,随着权力距离倾向的增大,SSR策略相比于传统CSR策略对奢侈品品牌态度的积极影响将会增大。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企业社会责任沟通   企业社会责任参与   制度理论  

摘要： 本研究响应当前学界对应用制度理论探讨具体和重大社会问题的制度后果的广泛呼吁,聚焦于制度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现象的解释。围绕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的CSR实践、CSR沟通以及两者互动形成的不同类型的CSR参与,作者提出了三个研究问题并尝试进行理论解释和应用探讨。第一个研究问题聚焦企业在CSR参与中的实践行动,致力于解释企业在社会责任活动中“怎么做”的问题。具体而言,子研究一区分企业社会绩效反馈的不同情形,即正向社会绩效反馈和负向社会绩效反馈,关注社会绩效反馈的不同情形和企业CSR实践的独特性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影响这一关系的边界条件。子研究一的研究问题可以归结为:当公司过往的企业社会绩效相比期望水平(行业平均值)更低(或更高)时,将如何影响其CSR实践的独特性?媒体负面报道或企业正向财务绩效反馈又将如何调节这一效应关系?第二个研究问题关注企业在CSR参与中的沟通策略,致力于解释企业在社会责任活动中“怎么说”的问题。具体而言,子研究二基于多元制度逻辑视角,关注转型期中国经济的两大主导制度逻辑,即非市场逻辑和市场逻辑,这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如何影响企业在CSR沟通中的响应策略,着重分别从功能主义观点和建构主义观点提出理论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子研究二的研究问题可以归结为:不同的制度逻辑及其形成的制度复杂性如何影响企业CSR沟通策略?具体而言,非市场逻辑和市场逻辑如何单独或共同影响企业CSR沟通的响应策略,即采用迎合性、回避性还是中性策略?第三个研究问题同时考虑企业CSR参与的实践行动和沟通策略两个方面,研究目的是推进对组织在应对多种合法性线索时的CSR参与模式的理解,致力于解释企业在社会责任活动中“怎么协调说与做”的问题。具体而言,子研究三在企业慈善捐赠方面的CSR参与情境下,基于有效性和适当性线索构成的合法性判断框架,借助定性比较分析的组态分析方法,解释导致企业CSR参与模式的不同选择的前因条件组合(前因组态)。子研究三的研究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性和适当性线索如何共同影响企业CSR参与模式的整体评估和选择偏好?即,在不同CSR参与模式的前因组态中是否所有类型的有效性/适当性线索都同等重要?以及,有效性/适当性线索的存在与否和一致性如何共同影响企业CSR参与的模式选择?作者按照“提出问题——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研究结论”的技术路线对上述三个不同的研究问题展开研究,针对上述三个研究设计分别提出一系列理论假设,并利用2010至2020年期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各个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大部分观点。具体而言,子研究一发现面临负面社会绩效反馈的企业不太愿意采取独特的CSR行动,而那些获得正面社会绩效反馈的企业更有可能这样做。此外,社会绩效反馈与CSR活动独特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可以通过正面财务绩效反馈得到积极调节。这一发现将制度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扩展到了社会绩效反馈和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中。子研究二发现当非市场逻辑主导时企业倾向于采用迎合性CSR沟通策略,当市场逻辑主导时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回避性CSR沟通策略,而当存在非市场逻辑和市场逻辑双元制度逻辑时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迎合性CSR沟通策略。这一结果说明不同的制度逻辑情境构成了企业CSR沟通策略的影响因素,凸显了 CSR沟通策略在协调多元制度逻辑中的独特价值。子研究三发现在有效性线索和适当性线索的不同组合情况下,组织可能出现“说&做”“说&不做”“不说&做”以及“不说&不做”四种类型的CSR参与模式。这一结果确定了导致不同类型CSR参与模式选择的合法性线索之间的相互替代和非对称组态,研究结果支持影响CSR参与模式选择的合法性线索呈现出“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征。从理论贡献来看,本研究应用制度理论中的制度合法性、制度逻辑、功能主义/建构主义观点和合法性判断框架等不同理论视角和观点对三个子研究问题展开研究,围绕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和沟通及其影响因素的规范和实证分析,呼应当前学界关注具体和重大社会后果的研究趋势,聚焦于制度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现象的解释。关注“‘合法性管理’的作用”,有助于从“合法性管理”视角理解社会绩效反馈的不同情形与战略性CSR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子研究一)。聚焦“复杂制度情境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多元制度逻辑情境下的企业CSR沟通策略选择问题(子研究二)。关注“合法性判断本身是如何在社会上构建的”,有助于理解企业CSR参与模式的合法性判断框架构建问题(子研究三)。就实践启示而言,本文的研究内容有助于企业在CSR参与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怎么做”“怎么说”以及“说”与“做”的协调问题。子研究一的研究内容有助于企业从战略角度出发在广泛的CSR实践活动类别中做出选择,企业管理者应该战略性地管理企业的CSR实践活动,在充分考虑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绩效反馈的具

关键词： 数字服务   数字经济   数字服务税   税制改革   税法基本原则  

摘要： 数字经济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普及而出现,现已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增长点。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交易标的是数字服务。由于对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依赖,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并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失业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以数字服务为对象对数字经济进行税收调节。数字经济具有的资产流动性、网络效应等特点给传统税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实践中,税基侵蚀与区域税收不均衡现象愈演愈烈。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上述挑战,世界各国提出了一系列税制改革方案,其中数字服务税方案因其目标精确、实施简便等特点具有独特参考价值。此外,数字服务税方案在法理上也符合税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具有正当性。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也阻碍了其自身发展。为了建设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解决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难题,我国可顺应国际税制改革潮流,以数字服务税为蓝本在我国建构起对数字服务的征税制度,更好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关键词： 平台型企业   社会责任治理模式   关键驱动因素   效果评价  

摘要： 数字化时代,平台作为主要微观市场主体,驱动着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而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频发,因此对其进行社会责任治理已成为必要之举,那么平台型企业如何选择社会责任治理模式,驱动因素是什么,有什么效果。基于此,本文运用多案例分析法,以优刻得、人民网和阿里巴巴三家企业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利用Nvivo12软件进行编码,探究不同社会责任治理模式下各自的关键性驱动因素以及驱动机理,并对社会责任的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驱动企业选择社会责任治理模式的关键因素有管理者认知、政府管制与监督以及企业伦理文化。当企业的管理者认知水平因素占主导时,企业偏向于社会责任“个体自治”模式,但由于企业自身力量的有限以及短期经营目标的妨碍,最终的治理效果有一定的局限性,可能会存在职工、投资者及社会所得方面贡献相对偏低、履责的可见性不高的情况;当政府管制与监督较为严苛时,企业偏向于选择社会责任“政府治理”模式,出于命令式协调的要求,企业虽在政府、投资者所得贡献较大,但企业履责的自愿性可能会受影响;当企业伦理文化程度较高,在社会责任治理的驱动因素中占主导地位时,企业会选择社会责任“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主动和其他相关企业伙伴协作创新、合建联盟等以维护平台经济市场秩序,社会责任治理效果明显。本文贡献在于:探索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选择的驱动因素与效果,对选择社会责任治理模式的关键驱动因素进行了具体的驱动路径分析,对现有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的选择的研究做补充,为我国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供借鉴,帮助企业选择合适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

关键词： 互联网平台   自我优待   反垄断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摘要： 互联网产业的繁荣发展催生出了许多大型数字平台,这些平台为网络用户和企业搭起了便捷的桥梁,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增长,互联网平台在经营平台业务的同时也发展了自营业务,平台自营与第三方经营者业务相结合,为网络用户提供更为丰富且有价值的选择。互联网平台的上述商业模式在为人们便利的同时也会引发潜在的垄断法律风险:互联网平台实质上具有平台管理者与自营业务经营者双重身份,他们可通过其管理者身份收集、分析平台内用户与经营者产生的非公开数据,甚至操纵平台规则,来优待自营业务,这就很可能损害平台内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乃至损害网络用户的权益。互联网平台具有区别于传统单边市场的特征,例如双边市场、网络效应、锁定效应等,这些特性作用于平台所实施的自我优待行为,使得传统的反垄断法执法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探讨平台经营者优待自营业务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辨析互联网平台具有的共通特性出发,立足于互联网平台的双重身份,探讨了互联网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所具备的不同于传统行业自我优待行为的新特性,进而通过分辨互联网平台优自我优待行为对市场的正面效应与反竞争效果论证了规制必要性。自我优待行为的正面影响在于为平台经营者可以通过自我优待获取更多利益、节约管理成本并倒逼平台内的创新;负面影响则是该行为会妨碍平台内市场竞争机制的充分发挥、损害平台内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利益,并最终减损消费者福利。在借鉴国外执法案例依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路径规制自我优待行为时,我国现有反垄断法律所列举的行为可以基本涵盖自我优待行为的具体形式,但是互联网平台的特性导致具体认定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境。一是支配地位的认定方面,市场结构标准中的市场份额法难以适用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对互联网平台“必需设施”的证成也有较高难度;二是在行为违法性判定方面,平台出于管理者身份的管理行为为其提供了较强抗辩理由;三是用兜底条款应对未列举行为方面,虽然相关的反垄断法实施规范中对自我优待行为进行了个别列举,但是仍缺乏对自我优待行为规制的明确指引。为了消解反垄断法的规制困境,笔者认为可以从改良支配地位认定、确立平台中立义务,替代性适用必需设施这三种路径入手,针对互联网平台的特性,完善对其自我优待行为的规制,其中改良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对传统垄断行为认定路径的完善,而为平台确立中立义务,乃至将一定层级的平台预先认定为某种“必需设施”则是对事前救济手段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