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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保险   发展轨迹   监管制度   消费者权益   纠纷解决  

摘要： 互联网金融保险的服务方式提高了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为适应时代发展，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本文从初级、创新、发展三个阶段分析互联网金融保险的发展轨迹，基于发展轨迹探讨互联网金融保险对保险行业产生的影响，提出互联网金融保险监管应创新监管制度，拓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内容，并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互联网金融保险监管，以此为相关人员提供监管实践参考。

关键词： 超级平台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双边市场   竞争秩序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平台经济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总体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平台企业是平台经济的主体,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一些平台利用自身的先入优势,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大型的超级平台。这些超级平台通过数据的控制、算法的发展等等因素牢牢地占据着市场支配地位,并且,具有随时滥用的风险。基于平台经济的固有特性,超级平台的出现和迅速发展,给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带来了风险,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其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一系列思考。近年来国内外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加强了对平台经济领域的执法力度,欧盟对谷歌的垄断行为多次开出巨额的罚单,我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对阿里巴巴“二选一”、美团“二选一”等超级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了调查并给予行政处罚。2021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门出台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2022年6月新修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也新增了一些平台经济的相关规定,除此之外还有《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暂行规定》《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规定。但是基于平台经济所具有的新特点,在对超级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中仍然运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平台经济下,如何有效地运用反垄断法规制超级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仍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本文从一般理论出发,分析超级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反垄断规制带来的新挑战,并结合欧盟相关实践经验,完善我国对其的反垄断规制方法,除引言外,具体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超级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般理论。介绍超级平台以及超级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特征和界定,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其所造成的危害,在损害了正常竞争秩序的同时还对消费者的利益造成侵犯。第二部分是超级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的新挑战。在介绍了传统方法与模式后,分别介绍三个步骤的特殊性:在相关市场的的界定方面,超级平台具有双边市场,并且对双边市场一般采取倾斜定价模式,零价格竞争已经十分常见;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方面,传统市场份额计算十分困难,同时经营模式、用户数量、转移成本等等非结构性因素与市场力量的关联性变得更强;在滥用行为的判定方面,超级平台的滥用行为表现出很高的技术性和隐蔽性,并且其后果往往呈现积极和消极双重属性。以上这些特殊性使得传统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方法不太适用于超级平台,需要进行思考并进一步完善。第三部分是欧盟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规制经验。通过对欧盟的相关实践,主要是欧盟谷歌搜索(购物)案的分析介绍,来寻求对我国的启示:在相关市场界定方面,不以相关服务的免费性作为垄断豁免的抗辩事由,坚持客观评判标准;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面,不局限于几个传统要素,要针对互联网行业的特殊属性进行综合分析;在滥用行为判定方面,可以考虑消费者福利标准。第四部分是对我国超级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规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首先要完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适应双边市场的变化,必要时可以淡化对相关市场的界定。其次要优化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方式,改进市场份额认定模式,转向非价格因素,同时要正确把握非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最后要改进滥用行为的判定标准,根据个案进行具体分析来判断其违法性,可以将侵害用户隐私纳入判定的标准。

关键词： 高管学术经历   环境规制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绿色创新  

摘要： 在以“绿色发展”为主题词的时代背景以及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对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视再次提到新的高度。绿色创新受企业内外部因素影响。在企业内部,高管团队直接影响着相关决策的制定。当经过学术经历塑造的个体逐渐进入企业高管团队,其通常在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创新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有更加积极的表现,这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绿色创新发展。而在企业外部,异质性环境规制一直是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的热点,在结论上也一直有不同的流派。这些共同构成了本研究的相关背景。 在高阶梯队理论、烙印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导下,本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深入探究高管学术经历、环境规制、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和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使用Stata16.0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实证检验所构建的固定效应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多重共线性分析的基础上,验证高管学术经历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将企业社会责任及异质性环境规制纳入到高管学术经历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框架中,实证检验了在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下、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高管学术经历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得出主要结论有:(1)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2)高管学术经历有利于推动制造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3)企业社会责任在高管学术经历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高管学术经历能够通过强化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而对绿色创新产生促进作用;(4)环境规制在高管学术经历和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正式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媒体关注)均正向调节了高管学术经历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高管学术经历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揭示了社会责任在其中的传导机制,验证了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高管相关背景特征与绿色创新关系的研究。此外,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强学术背景高管的引进与培育、建设产学研平台、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合理制定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有效引导媒体关注等方面为促进绿色创新提出相关可行建议,为制造业企业合理推动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相关思路,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企业开展管理实践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 历史遗产   善会善堂   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善会善堂作为民间慈善组织,兼具施善与教化功能,这种历史上的非正式制度是否会持续影响当代企业行为？文章将上市企业精确坐标匹配到古代府级层面,并结合史料中的善会善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善会善堂密度越高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2）进一步基于企业是否需要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以及自主第三方鉴证等视角剥离机会主义动机,发现地区善会善堂密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推动作用依然存在。（3）从作用机制来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善会善堂形成了个体利他的文化观念,并通过塑造企业管理者的利他价值观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善会善堂依然会对当今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 工商业与人权   企业人权义务   企业社会责任   人权尽责  

摘要：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工商业为人类创造并累积了巨大的财富与价值,使得工商业与人权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不断向全球范围内扩张,大量生产线和制造工厂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东道国出现的环境污染、劳工待遇恶化、消费者利益受损等问题日益凸显,跨国公司人权保护的状况令人堪忧。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企业侵犯人权事件不断发生,人们对于市场主体的道德谴责愈发强烈,这使得工商业与人权问题也得到了国内的重点关注。为确保企业能够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尊重和保障人权,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社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与实践,普遍要求企业在追求商业利润的同时,必须注重对利益相关者人权的保护。但是由于不同国家文化历史以及现有国情不同,具体在规范企业保障人权的实现路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国家为了使人权得到切实的保障,采用刚性的法律条文来强化伦理的约束效果,以正式立法的形式为企业的商业行为划定边界,强制企业履行人权义务。而我国关于工商业尊重和保障的强行性规定虽零星体现于各项立法之中,但更多是通过系列人权相关指导、指引、政策等倡导性规范的方式予以表达。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按照“自愿承担责任”的模式来实现对人权的保护,通过企业自律、行业协会商会的引领或者社会舆论等柔性手段,倡导企业主动遵守相关的人权政策,实施立法者所提倡的行为。若企业遵守此类规范,将获得政府许诺的各种利益,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中国工商业与人权的表达与实践证明了在工商业场景下,采用政策方式引导企业行为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企业主动承担人权责任。但距离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促进企业全面实施人权尽责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呈现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从厘清“工商业与人权”的相关概念及理论问题入手,对“工商业与人权”在中国的表达与实践情况进行梳理,概括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该实践方式所产生的内在原因进行深入剖析,为推进工商业发展进程中人权保障的实现提出完善意见。

关键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跨境代购   电子商务  

摘要：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人们出境购买境外商品的欲望减轻,越来越多人将消费转向跨境代购,尤其是社交型C2C跨境代购。本文主要围绕我国社交型C2C跨境代购中消费者权益保障进行深入研究,针对被侵害最严重的撤销权、获得赔偿权、隐私权、知情权以及公平交易权这五个权利,从立法和法律实施两个方面对于现存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且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社交型C2C跨境代购的概述。通过对社交型C2C跨境代购概念的界限划定本文所研究和探讨的范围,明晰社交型C2C跨境代购的内涵和分类。通过对比社交型C2C跨境代购与B2C跨境代购以及传统消费的不同,总结社交型C2C跨境代购的特殊性,以此为过渡引出社交型C2C跨境代购中消费者所面临的困境。 第二部分运用归纳分析的方法,主要对消费者通过社交型C2C平台进行跨境代购时所面临的困境进行总结和归纳。列举了被侵犯的最严重的五种权利,即撤销权、获得赔偿权、公平交易权、隐私权以及知情权,通过案例的分析进行逐一展现。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造成社交型C2C跨境代购的消费者困境的原因。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得出导致社交型C2C跨境代购消费者权利受损的深层原因除了消费者本就处于弱势地位以外,还体现在缺乏行政管理部门的有效监管、社交网络平台的监督、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有关法律规范在立法和法律实施上的有效保护。 第四部分主要根据前述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分别提出针对性解决对策。首先,在立法上填平漏洞,明确社交型C2C跨境代购经营者的法律地位;运用比较分析法,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加强对电子商务消费者撤销权的法律保护。其次,通过明确经营者豁免登记的范围以及建立有利于消费者的管辖制度填平立法漏洞;借鉴国外的纠纷解决机制经验,构建与完善我国跨境ODR体系以保障社交型C2C跨境代购消费者的获得赔偿权。另外,通过构建全国性的跨境代购行业协会,发挥其自律监管功能,优化其信誉评估机制以保障了社交型C2C跨境代购消费者的隐私权和知情权。再者,借鉴英国公平交易办公室的经验,发挥好行政管理机构的监管作用。最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确立实名登记制度、承担监督社交型C2C跨境代购经营者落实信息披露与告知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关键词： 大数据“杀熟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律规制  

摘要： 随着中国互联网巨头的迅速崛起,平台经济这一新兴经济形式逐渐走入公众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大数据“杀熟”正是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通过对顾客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利用算法技术对顾客的消费喜好进行精确定位,进而实现差异性化定价。这种行为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2020年10月我国文旅部发布并施行了《旅游企业在线服务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项规定明确回应了近年来社会反映的大数据“杀熟”行为的热点以及市场监管的难点,对大数据“杀熟”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填补了该行为在立法领域的空白。但该规定对大数据“杀熟”行为的限制,目前主要局限于文化和旅游领域。司法实践中,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屡见不鲜,消费者却很难依据现有法律规范寻求司法救济。因此,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切入点并结合国外的研究成果,回应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十分有必要。 通过分析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实现路径,明确该行为对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个人信息权的侵害。当下由于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认定标准比较模糊,相关法律适用起来比较困难,消费者无法通过传统的救济途径寻求帮助,加之消费者的“知情同意”流于形式和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消费者在诉讼过程中取证、举证困难,事后也难以获得赔偿。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此,要在兼顾平台经济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之间寻求平衡点。究其根源,可以从大数据“杀熟”的相关法律着手,明确“杀熟”行为的法律构成,统一“价格欺诈”的规定,同时以“消费欺诈”规则弥补消费者反悔权制度的适用局限。其次,强化对消费者“知情同意”的保障,统一平台经营者隐私政策的格式标准,引入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风险评估机制,并落实相关平台的责任与义务。再次,传统的监管模式已无法解决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应完善大数据“杀熟”监管机制,具体包括统一大数据监管部门、创新大数据监管方式和建立算法审查委员会。最后,以倾斜保护为原则完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扩大适格原告范围、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建立“互联网+”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以及适用高额惩罚性赔偿制度,让诉讼成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简要阐述了大数据“杀熟”背景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现状及困境,从多个角度对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解决对策,以期为促进消费者利益保护与平台经济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社会资本  

摘要：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企业创新的呼声愈发高涨。与此同时,长期以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企业积累各种社会资源,而企业开展创新活动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企业能否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以及通过何种机制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在学术界还未形成定论。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在社会网络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的集合,企业能否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获取社会资本进而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持,也还存在争议。因此本文在重点关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何种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首先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文献及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构建了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企业创新绩效为被解释变量以及市场竞争强度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接着选取2015年至2020年我国沪深A股的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构建面板数据并使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实证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绩效表现出倒U型的影响关系;(2)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的过程中,企业社会资本发挥着中介作用,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不同维度看,市场型企业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相较而言体制型企业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不太明显;(3)市场竞争强度作为调节变量显著地负向调节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市场竞争强度变高会使得倒U型曲线变得更加平缓。本文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以及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得出了相应的管理启示:我国民营企业应当正确认识履行社会责任与提升创新绩效的关系并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长期的战略投资以及通过多种渠道为企业积累社会资本。同时总结了本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机构交叉持股   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上市公司   协同治理效应  

摘要： 机构交叉持股指同一机构投资者同时持有同行业多家企业股份的现象,近年来国内资本市场机构交叉持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已经成为了资本市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国内外关于机构交叉持股对于企业影响的探讨和研究也日益成熟和深入,对机构交叉持股的机理研究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治理效应和反向的合谋舞弊效应两种声音。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国内政府、企业及投资者也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公司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体现,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以及绩效,达到了改善企业外部环境,增加企业价值,实现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目前关于国内机构交叉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并不多,随着近年来市场对机构交叉持股现象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研究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本文以2010年至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内机构交叉持股行为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影响。本文利用面板数据优势,使用行业、年份固定效应,从模型构建方面达到弱化内生性问题的目的,得出结论:在国内,机构交叉持股发挥了协同治理效应,有利于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此外采取Heckman两阶段模型、工具变量法(IV法)、倾向得分匹配(PSM)、t+1期因变量等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本文还通过对同行业实力、行业内竞争、规模经济、退出威胁四个角度进行机制分析,得出了机构交叉持股是通过协同治理效应来作用于上市公司从而达到促使其积极履约企业社会责任的目的,并且这种协同治理是通过向上市公司委派董监高来实现的。本文拓展性分析还得出结论:机构交叉持股的协同治理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宏观经济增长快速时期、国有企业以及长期交叉持股机构投资者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首次选取和讯网对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评分CSR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指标来对国内机构交叉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是一个较新的方向。目前国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尚不成熟,文本为支持国内机构交叉持股协同治理效应提供了一定证据,有助于拓展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丰富交叉持股理论研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丰富了我国公司治理研究,并为政府、企业、投资者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产品质量   定价   消费者奖励   信号博弈  

摘要：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表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本文主要聚焦于社会责任型企业关心消费者的情形。企业主动关心消费者的行为会改变消费者关于企业“唯利是图”的认知,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具体地,消费者会奖励社会责任型企业,愿意为此类企业的产品支付更多。然而,企业类型是企业的私有信息,消费者不能直接观察到企业类型。因此,本文致力于探究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社会责任型企业如何与消费者进行交互。 本文建立了一个由单一垄断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博弈模型,其中企业可能是社会责任型或利润最大化型。社会责任型企业主动关心消费者,在进行产品质量和价格决策时会将消费者剩余考虑在内;利润最大化型企业只关注于自身的利润。企业类型是其私人信息,消费者不能直接观察出企业类型,但是可以通过产品质量和价格信息推断企业类型。本文主要考虑消费者内在和外在两种奖励模式。在内在奖励模式下,消费者的奖励与产品属性相关;在外在奖励模式下,消费者的奖励与产品属性无关。在此两种奖励模式下,探究社会责任型企业关心消费者的程度和消费者奖励水平对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定价策略、利润、消费者剩余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 基于信号博弈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在消费者内在奖励模式下,当社会责任型企业关心消费者的程度相对较高时,只存在自然分离均衡(利润最大化型企业没有动机模仿社会责任型企业)。当社会责任型企业关心消费者的程度相对较低时,且当消费者对于社会责任型企业的奖励水平分别为低、中、高时,分别对应存在着自然分离均衡、昂贵分离均衡(社会责任型企业仅通过降低价格来避免利润最大化型企业的模仿)、混同均衡(两种类型的企业采用相同的产品质量和定价决策)。2)在消费者外在奖励模式下,当社会责任型企业关心消费者的程度分别为低、中、高时,分别出现混同均衡、昂贵分离均衡和自然分离均衡。3)随着消费者内在奖励水平的提高,社会责任型企业的产品性价比变化趋势为先降低,再增加,最后再降低。当消费者奖励处于中等水平时,社会责任型企业的产品性价比可能达到最大值。4)更高的消费者奖励水平并不会带来更高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