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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支付   相关市场界定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规制  

摘要： 随着近几年电子商务、社交软件等这些依靠用户流量生产运作的经营者为网络支付创造丰富的支付场景之后,第三方主导的新型支付工具打破了以银行机构为枢纽地位的传统支付体系。而大型金融科技公司涉足我国金融行业的细分领域,并利用数据优势,无序扩张资本所导致的垄断问题日渐凸显。本文着重就网络支付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我国网络支付行业反垄断争议案例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网络支付行业的反垄断问题集中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而且该行为认定存在以下四大困境:相关产品市场界定具有复杂性、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的局限性、滥用行为认定的不确定性以及管制机关管辖权存在冲突。要解决上述困境,需要借鉴平台反垄断的相关规定。结合双边特性、网络外部性、非对称倾斜定价结构、动态竞争环境、跨界竞争特性、转移成本以及用户锁定效应等因素完善替代性分析法来界定网络支付行业的相关市场;从竞争状况分析、控制能力与依赖程度、纵向一体化的盈利能力以及市场进入难易程度四个方面提出网络支付领域单一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新思路,并且完善共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规则;在滥用行为认定不确定性的解决方面,针对不同的滥用行为结合实际案例逐个分析并提出具体建议;最后针对管辖权冲突问题提出我国网络支付行业不属于反垄断适用除外领域,我国网络支付行业反垄断应统一执法的思路,具体包括制定网络支付行业反垄断规定,突出网络支付行业反垄断执法的重点以及督促金融监管机构落实网络支付行业管制措施的公平竞争审查,以排除对于网络支付行业竞争的不当限制。

关键词： 产品跳转行为   原研药品企业   仿制药品企业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摘要： 药品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毋庸置疑,药品行业的良性发展十分必要。产品跳转行为是在药品行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制药企业为限制仿制药品进入市场的一种垄断行为。这种行为会产生一系列的垄断后果,不利于原研药品企业与仿制药品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以及药品的创新,且该行为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以及错综复杂的原因,因此,对产品跳转行为应进行有效的反垄断执法与监管。由于仿制药品的质量和疗效的评估和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的驱使,仿制药品的替代效应在我国初步显现,我国制药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仿制药品研究日益崛起,使得专利药品企业面对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其在行业的长期支配地位和行业模式即将发生变化,在未来,专利药品企业很有可能使用专利策略,通过实施垄断行为以谋求发展。完善对于产品跳转行为的反垄断规制,有利于营造药品行业良好的竞争环境,引导制药企业的合理竞争,进一步促进药品行业的创新发展。本文通过五个部分探究制药行业中产品跳转行为的反垄断规制。第一部分是通过案例提出问题。以辉瑞公司案和阿斯利康公司案两个案例引出本文要探讨的主题,即产品跳转行为,并在法院观点的基础上对案例进行剖析。第二部分是阐述产品跳转行为的特征及性质。首先阐明产品跳转行为的特征及成因;其次理清产品跳转行为的法律性质。第三部分是详细分析产品跳转行为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首先阐述产品跳转行为的表现形式,其次从四个方面阐明产品跳转行为的后果。对于规制产品跳转行为,我国仅仅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这是远远不够的,于是笔者在第四部分归纳目前我国对于产品跳转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首先介绍我国对药品行业产品跳转行为的规制现状,其次在此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一是相关的药品市场界定困难,二是影响竞争效果的因素模糊,三是判定标准单一。第五部分是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在不断吸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对产品跳转行为的规制,即通过认定相关药品市场;明确影响竞争效果的因素,其中包括产品跳转时机和产品跳转方式;完善判定标准,包含消费者利益标准和仿制药企业利益标准。

关键词： 并购   企业社会责任   信息不对称   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摘要： 并购是企业突破内生式增长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企业实现快速发展、资源优化配置、创新能力跨越式提升的强大引擎,会对企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企业并购具有高风险性,易导致企业面临资金短缺、信息不对称、整合困难等问题。我国大部分企业为取得控制或经营权,往往只顾及企业自身利益,从而减少对社会责任的投资。随着二十大报告在各个领域强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如何实现社会责任根植于企业实践的高阶耦合,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探讨并购战略决策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以200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并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高管持股两方面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探讨。此外,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维度和企业不同特征两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并购显著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并购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现金流、提高管理层私有收益、强化盈余管理倾向抑制企业社会责任。(3)调节效应表明,公司治理机制对并购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高管持股、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并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作用。(4)异质性结果表明,并购对正向社会责任、社会、环境、雇员关系、多样化以及产品维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负向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治理维度没有显著影响。且并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在处于成长期、媒体关注度较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拓展了并购后果的研究范围,为全面理解并购后企业非经济绩效提供了新维度。同时,本文丰富了并购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为企业规范并购行为,实现企业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共同增进作出有益探索。

关键词： 女性高管权力   企业社会责任   绿色创新   海外背景   组织冗余  

摘要：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造成环境问题最大的根源就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如何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领域。在此背景下,绿色创新作为化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有效手段,将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然而,与传统创新相比,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特点,这使得企业难以自觉地从事绿色创新活动。因此,明确是什么推动了绿色创新以及为什么一些企业更致力于绿色创新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随着社会发展和平权意识的增强,更多女性管理者在团队中脱颖而出,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在危机中稳健发力,另一方面又能唤醒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并参与企业重要创新战略的制定。作为高管团队中不容忽视的一大团体,女性高管在实施和执行公司生态战略决策方面的独特倾向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她们在获得实际控制权后会是否倾向于考虑满足更多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友好型战略解决方案,尚不知晓。本研究搜集了2794家上市公司2011年—2020年数据,得到了15864个观测值,探讨了女性高管权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女性高管权力的提高,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女性高管权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三,在高管个人层面上,女性高管的海外背景增强了女性高管权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在组织内部资源层面上,组织冗余则能正向促进女性高管权力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 由于一些公司选择聘用女性可能仅仅是为了政策和装点门面的考虑,她们难以对企业经营策略起到实质性作用,运用女性高管数量与比例等单一指标来衡量其权力容易使研究结果产生偏差。针对这一普遍问题,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综合得分来对女性高管权力这一指标进行衡量,进一步向女性高管在企业中参与决策的实际权力规模和影响力等方面发展,指出女性角色研究需关注“质”的提高,而非“量”的增长,即能够“为”,而非“位”。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机制,也进一步丰富了高管性别与企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充分发挥性别多样化的优势,给予女性真正公平公正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出口产品质量   融资约束   人力资本  

摘要： 利用2010年-2015年期间和讯网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数据以及海关数据等,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视角研究其履行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后对其出口产品质量的根本影响。利用需求信息回归推断法计算出本文所需要的核心被解释变量出口产品质量后,利用全部样本进行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控制了国家-产品-年份固定效应并加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企业层面变量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这一行为会对其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在细分企业对各类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时,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承担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也显示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根据企业特征进行的异质性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效应。在国有企业方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比对非国有企业更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弱化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加入了融资约束和人力资本质量这两个变量进行调节效应研究。当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时,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和扩张,从而拥有更强大的动力和充足的资本,能够缓解企业社会责任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调节变量融资约束削弱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关系。调节变量人力资本质量削弱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关系。最后对于文章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双向因果内生性问题,利用工具变量,并替换关键变量的衡量指标等进行稳健性研究。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出口产品质量的有一定的意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其出口产品质量有负向的影响,启示企业不要过度承担社会责任。现阶段企业暂时还不能够通过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来获取出口产品质量方面的竞争力,特别是是对于国有企业和中西部企业而言。对政府而言,不能要求企业过度承担社会责任,需要呼吁企业将精力放到“隐形的社会责任”即出口产品质量上来。对于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方面,政府需要从更多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支持。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信号效应   特质信息   陈词滥调  

摘要： 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宣示自身社会价值的主要渠道，但其决策价值尚未受到投资者的足够重视。本文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中提取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和行动情况的客观指标——特质信息含量，特质信息含量越高的社会责任报告意味着披露主体更积极关注社会责任并付诸具体行动。在自愿性选择情境下，当前对社会责任非生产经营性活动的关注可能反映出企业内部对生产性活动具有的乐观预期。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含量越高的企业未来经营业绩越好，验证了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含量具有的信号效应。基于以上结论，以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含量构建的若干对冲组合均获得了显著的超额回报。进一步研究发现，定性特质信息与定量特质信息的比例适当匹配时，特质信息含量对未来业绩有更强的信号效应。同时，本文针对社会责任报告“报喜不报忧”这一鲜明特征进行分析，发现积极的语调没有传递出未来积极的业绩信号；相反，语调可能成为管理层廉价的操纵工具。本文从信号效应视角丰富了社会责任报告信息含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投资策略，拓展了社会责任报告决策有用性研究，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当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策略互动   信号博弈   供应链  

摘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商业价值,通过主动投资CSR或联合上下游节点企业共同参与CSR活动来提升企业价值。然而,尽管CSR投入现象在商业实践中已经十分普遍,但文献回顾表明,如何全面理解CSR在供应链运营管理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尚未明晰的问题。CSR运作文献大多明确了CSR(在消费者对CSR具有正向积极反应的条件下)发挥着提升产品市场需求进而提升企业利润的战略性作用,同时少数文献揭示了CSR在供应链中具有传递产品质量信号的功能,然而关于CSR两类角色的文献目前尚处于分离研究的局面,将这两类角色置于统一的运作框架进行研究的文献几乎未见。注意到信息不对称性通常会给各节点企业的CSR投入决策带来困难,而CSR共担局面又可能弱化各节点企业的CSR投入动机,因此上述文献并没有回答“在节点企业的CSR策略互动过程中如何同时发挥CSR提升市场需求和传递质量信号的作用”这一问题。针对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构建了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下考虑CSR投入的信号博弈模型来研究上述问题。通过引入消费者对CSR的积极反应,并在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产品交易阶段之前嵌套一个CSR决策阶段,描述二者的CSR行为在运作过程中的策略性角色。具体地,在供应链成员均投入CSR情形下,通过构建不具有CSR偏好的两级供应链、具有CSR偏好的两级供应链和具有CSR偏好的三级供应链等三个模型,在产品质量信息对称和不对称情况下研究了CSR的策略性角色及其适用性条件,刻画了各节点企业的均衡CSR策略,揭示了各节点企业CSR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征,以及外生市场因素对CSR策略互动关系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消费者不具有CSR偏好的两级供应链情形下,与对称信息相比,模型的混同均衡揭示了高质量制造商具有揭示自身类型的动机,而低质量制造商则缺乏这种动机。分离均衡揭示了制造商可以通过水平适中的CSR行为(一种信息成本)向零售商和消费者传递质量信号,而由于消费者不具有CSR偏好,零售商则没有动机投入CSR,进而制造商和零售商的CSR策略之间不存在互动关系。这种情形下,模型中CSR行为只扮演传递质量信号的角色。(2)在消费者具有CSR偏好的两级供应链情形下,模型存在分离均衡,且在“直观标准”的筛选下存在唯一的、最具效率的分离均衡(同时亦是帕累托最优均衡);CSR既发挥传递质量信号的作用(制造商投入的CSR),又具有提升市场需求的功能(制造商和零售商投入的CSR)。制造商的CSR策略和零售商的CSR策略互动关系依赖于消费者的CSR偏好属性:当消费者存在CSR偏好时,不论质量信息是否对称,制造商的CSR策略对零售商的CSR策略总具有激励效应,且激励强度与消费者CSR偏好系数成正比;当消费者不存在CSR偏好时,不论质量信息是否对称,制造商的上述CSR激励功能将会失效。(3)在消费者具有CSR偏好的三级供应链情形下,模型存在分离均衡,且在“直观标准”的筛选下存在唯一的、最具效率的分离均衡(同时亦是帕累托最优均衡);CSR既具有向供应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传递质量信号的功能(制造商投入的CSR),又具有提升市场需求的功能(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投入的CSR)。制造商(作为信号发送者)的CSR策略对供应商与零售商(作为信号接受者)的CSR策略均具有激励效应,且零售商和供应商的CSR策略之间存在相互激励效应,且以上两种激励效应与供应链信息结构无关,与制造商真实质量类型无关,与制造商表现出的质量类型有关,与消费者的CSR偏好水平成正比,与CSR边际成本和产品效用成反比。给定消费者偏好水平,制造商对供应商或零售商的CSR激励效应大于后者相互之间的激励效应。而当消费者不存在CSR偏好时,不论质量信息是否对称,上述所有的CSR激励效应将会失效。本文的研究结果将不仅丰富信息共享与CSR运作的理论与方法,而且为理解利益相关者反应、CSR策略与供应链业绩之间的关系建立逻辑一致的行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