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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个人信息   垄断行为   消费者权益   市场竞争秩序  

摘要：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在平台经济领域所具有的竞争价值日益突显。平台经营者争相掠夺用户个人信息,以期获得或扩大其市场竞争优势。个人信息对市场竞争影响巨大,同时市场竞争使得个人信息安全面临威胁,二者间的紧密链接使个人信息保护进入到反垄断法视野。我国在《反垄断法》、《平台反垄断指南》等相关规定中,将个人信息以及与个人信息相关的因素纳入认定垄断行为的考量范围,这为个人信息的反垄断法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个人信息的反垄断法保护在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难点:在相关市场界定方面,数字平台经营者为收集更多用户个人信息往往会提供免费的产品或服务以吸引用户。在免费市场中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其经营模式导致现行的相关市场界定工具难以适用。在垄断协议方面,由于垄断协议侵害个人信息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反垄断机关很难获取直接证据证明经营者间存在主观意思联络,进而导致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垄断协议难以认定。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强制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规定本身具有模糊性,在此基础上经营者实施该行为造成的竞争损害难以认定。在经营者集中方面,经营者集中申报机制对以个人信息聚合为目的的数据驱动型并购规制效果有限。在民事责任承担方面,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存在个人信息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受案标准不明以及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缺乏威慑力等问题。为积极有效应对上述挑战,我国需对反垄断法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并加强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实践能力。通过研究分析欧盟、美国以及德国对平台企业进行规制的法律规定及实践案例,结合我国个人信息反垄断法保护现状提出完善建议。在相关市场界定方面要对假定垄断者测试工具进行改进。在对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垄断协议认定上,要重视间接证据的利用并明确利用间接证据推定经营者存在主观意思联络的适用规范。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上,要进一步明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认定标准。在经营者集中方面,需在经营者集中申报机制中体现出对超级平台的特殊规制,并明确规定实施经营者集中的平台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在民事责任承担上,要对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相关条文进行完善,并明引入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以加强民事责任承担对平台企业的威慑力。

关键词： 大数据杀熟   消费者权益保护   价格欺诈   完善路径  

摘要：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与算法等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风险。“大数据杀熟”行为正是平台经营者不正当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典型案例。平台经营者利用算法技术对消费者信息进行分析,依据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消费习惯、消费偏好等因素对消费者实施差异化定价,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目前,学界对“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法律性质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通过对现有学说进行分析,认为“大数据杀熟”行为更符合价格欺诈的构成要件,故将其定性为价格欺诈。通过分析现有法律对“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规制,明确了“大数据杀熟”行为对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个人信息权、后悔权造成了实质性侵害。在此背景下,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着知情同意原则难以有效保障、监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维权困难、算法治理困难等困难。基于此,本文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路径:第一,明确“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违法认定标准,扩充其实施主体,明确其规制范围;第二,强化对消费者“知情同意”的保障,明确隐私政策的格式标准,建立风险评估制度;第三,健全“大数据杀熟”行为的监管体系,提高政府的外部监管能力,加强平台内部的自律约束机制;第四,优化消费者维权机制,以倾斜保护为原则加重经营者责任,扩大后悔权的适用期限,纳入惩罚性赔偿机制;最后,完善算法治理规则,明确算法主体的算法披露和解释义务,建立双规责任制,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关键词： 生鲜电商供应链   公平关切   企业社会责任   Stackelberg博弈  

摘要： 伴随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盒马鲜生、京东生鲜等电商平台成为重要的生鲜销售渠道。然而,电商平台忽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将对企业声誉以及生鲜农产品的销量产生负面影响。这是由于生鲜电商平台引导供应商采用可降解包装,提升保鲜技术等措施,可以降低生鲜电商供应链运作产生的环境影响,并且电商平台在环保公益方面的投入也关乎其社会声誉;消费者对企业履行环境保护与公益捐助的CSR期望影响其购买决策。因此,如何在消费者具有CSR偏好的市场背景下进行决策,已成为影响生鲜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此外,电商平台与生鲜供应商的公平关切决策偏好日益突出,表现为两者均以缩小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收益差距作为决策目标。本文综合考虑消费者与企业的行为特征,在生鲜电商供应链成员具有公平关切决策偏好的背景下,探究电商平台的CSR投入问题,旨在优化电商平台CSR策略以适应市场需求。 本文结合Stackelberg与行为经济学理论,将消费者CSR偏好与企业的公平关切决策偏好引入生鲜电商供应链决策模型。基于电商平台与生鲜供应商构成的二级供应链,首先,构建公平中性、电商平台以及生鲜供应商公平关切视角下的决策模型,探究三种模式下最优定价及保鲜努力决策。之后,探讨公平中性以及不同主体公平关切下,电商平台的CSR投入对最优决策以及供应链利润、效用的影响,对比分析得出最优的CSR策略以及公平关切模式。最后,进行数值分析验证所得结论的合理性。 结果表明:(1)三种模式下,电商平台的CSR投入均有利于生鲜农产品的销售,降低生鲜损耗的同时提升产品的销量。以供应链总利润为衡量标准,电商平台在一定范围内提升CSR为最佳模式。(2)电商平台与生鲜供应商公平关切下,最优的生鲜农产品售价与保鲜努力决策均受到电商平台CSR水平的影响,并且三种模式中,在电商平台公平关切下履行CSR更有利于实现消费者获得高品质生鲜农产品。(3)电商平台与生鲜供应商的公平关切均会缩小两者之间的收益差距,提升自身的效用水平。不同的是,生鲜供应商提升效用的同时导致供应链各成员的利润均有所降低。因此,为降低生鲜损耗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消费者获得高品质生鲜农产品,电商平台应积极履行CSR并主导促进生鲜电商供应链收益分配的公平性。 本文创新地将消费者CSR偏好以及企业公平关切决策偏好同时纳入生鲜电商供应链决策研究中,基于不同主体的公平关切视角探究CSR投入对生鲜电商供应链运作产生的影响,为电商平台履行CSR提供了实践性的指导。

关键词： 低碳供应链   合规管理   第三方审计   企业社会责任   碳审计  

摘要： 生态环境部指出，在经济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当前，供应链合规减排是实现“3060”双碳目标的重要基石。然而，实践中反其道而行的碳减排不合规现象严重阻碍了国家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程，给低碳供应链合规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据此，受美国环保基金会与沃尔玛合作，为其提供环境合规等低碳技术这一实践的启发，不同于现有低碳供应链合规管理的研究，他们往往从供应链内部成员企业的视角采取相应规制措施，本文基于供应链内外部主体的视角，以供应链内部实施碳减排的供应商、践行减排社会责任的零售商，以及供应链外部提供社会监督和合规审计技术的ENGO为研究对象，探究供应链核心企业零售商在面对外部第三方ENGO审计时，应当选择何种碳审计机制来应对供应商碳减排不合规的问题：是选择相互合作的联合碳审计机制，还是选择互不相谋的独立碳审计机制，从而推动低碳供应链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首先，在考虑了供应链核心企业零售商主动践行减排社会责任的情形下，本文基于Stackelberg博弈理论，构建了规制供应商碳减排不合规问题的数理模型。在厘清了独立审计和联合审计机制下零售商、供应商与ENGO三方各自的最优决策后，本文基于严谨的理论分析，并结合数值仿真模拟，对第三方碳审计机制设计的有效性与实施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进一步地，我们还重点对影响供应商碳减排合规水平的因素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以期为实践中各主体最优碳审计机制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研究发现，相较于独立审计，联合碳审计机制并不总是能助力供应商的合规减排，盲目联合反而会不利于碳减排合规水平的提升，损害环境效益。只有当零售商具备了一定的合作基础（一定的审计技术吸收能力）时，与ENGO联合实施碳审计才能够有效激励供应商碳减排合规水平的提升。然而，上述研究仅从企业最优决策的维度进行了分析，并未将企业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的环境绩效考虑其中。那么，在考虑了各主体的最优目标之后，哪种第三方碳审计机制更优？哪种机制更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呢？　　接下来，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深入地分析了两种碳审计机制对三方各自目标函数的影响，尝试回答最优碳审计机制的选择问题。研究发现：只有当零售商审计技术吸收能力在适宜范围内时，选择实施联合碳审计才能够兼顾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完美地体现联合的价值，也即在一定条件下，联合碳审计策略不仅能够让零售商与供应商获利更多，同时还能提高供应商碳减排的合规水平，助力环境效益的提升，最终实现零售商、供应商与ENGO的三方“共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旦零售商的审计技术吸收能力过低或者过高，均不利于联合碳审计的实施，反而可能会导致碳审计机制的“失灵”。由此，本文构建了一种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以零售商向供应商提供适当的转移支付金额的方式，减少其在实施联合碳审计时对供应商利润造成的侵害，进一步增强第三方碳审计机制的有效性与可执行性。　　最后，本文系统梳理总结了主要研究结论及管理启示，为实践中的供应链核心企业有效规制其供应商碳减排违规行为提供新的分析思路与解决路径，助力低碳供应链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声誉   政府补助   企业创新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公众在经济市场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要求不再仅仅只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还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要求。随着我国各项政策与制度的出台,我国明确了企业在实现自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同时,还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与道德责任。然而我国企业目前并没有完全的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履行相应义务。面对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企业如何正确且积极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仍是企业管理者的重要课题。 在过往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统一结论,这是因为两者间存在着复杂的影响机制。本文选择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为了探明中介路径的影响,本研究将社会关注划分为公众与政府两个维度,探究了公众关注维度企业声誉与政府关注维度政府补助两条中介路径的存在;基于创新视角,本文从企业创新投入维度出发,选择企业创新资金投入、企业创新人力资源投入两个指标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2)企业声誉与政府补助对两者间关系存在中介作用,即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可以提升企业声誉,吸引政府补助,从而提升企业绩效;(3)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存在,企业创新资金投入、企业创新人力资源投入、两个指标均会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的正向关系。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针对我国A股上市企业与政府分别提出管理建议:我国企业应当提升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民生为导向,以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战略目标;同时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加大研发投入,设定合理的股权结构;我国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督促与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与激励手段,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

关键词： 污名化   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   企业社会责任动机   消费者-企业认同   品牌知名度  

摘要：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CSR)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和企业高层关注的焦点。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但其效率依旧低下。特别是污名化行业中有些企业其社会责任行为不仅没有赢得消费者好感,还被贴上了“伪善”的标签。污名化企业如何在社会事业的选择上摆脱这种困境,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国内关于污名化企业和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的研究较少,并且也未得出一致结论。基于此,本文以CSR动机与消费者-企业认同为切入点,引入品牌知名度与产品熟悉度为调节变量,构建污名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匹配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旨在探究其内在的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归因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通过CSR动机与消费者-企业认同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理,并剖析品牌知名度和产品熟悉度在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文编制了污名化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的实验材料,通过实验研究方法邀请被试参与实验,共收集470份有效数据。本文利用SPSS24.0软件的PROCESS宏程序对变量间的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假设检验,并分析结果给出相应建议。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污名化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相比较于高匹配度的CSR,低匹配度的CSR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提升更显著。(2)CSR动机和消费者-企业认同在污名化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相比较于高匹配度的CSR,低匹配度的CSR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中CSR动机与消费者-企业认同的中介作用更加显著。(3)污名化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匹配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主效应不受品牌知名度与产品熟悉度的调节。但CSR动机与消费者-企业认同的中介效应受到品牌知名度与产品熟悉度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为污名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策略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建议与对策,帮助污名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双赢。

关键词： 产品质量   数字内容   消费者权益保护  

摘要： 与传统产品不同,数字内容产品是以创意为核心、以数字为媒介的新型产品,因其参与主体更多,且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数字内容产品的消费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消费模式的特点。数字内容产品的虚拟性、程序性和技术性,是数字内容产品区别于传统产品的显著特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消费者在数字领域的弱势地位日益凸显,而平台经济的兴起也不断催生新的消费模式,给消费者带来了挑战。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面临着法律供给不足的难题。 数字内容强权下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导致产品软件先天缺陷不被发觉,使得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侵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受限于数字内容产品的数据完整性不足及信息可访问性差。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不受支持,是因数字内容产品的兼容性、性能及功能不全,和数字体验参差不齐所致。未经授权访问个人信息甚至恶意攻击消费者的软件系统,使得消费者的索赔权难以实现。 通过借鉴美国数字内容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欧盟相关指令以及英国消费者权利保护法案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完善我国数字内容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具体建议:第一,制定风险预防机制并通过制定有关行业标准,设置数字内容产品质量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通过将产品分级分类规制,来规范经营者行为。第三,利用中心化监管和去中心化技术相结合保护消费者权益,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并构建多法协同共治的保护机制。第四,完善适合数字内容产品消费者的权利保护体系,在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同时,鼓励数字内容等新产业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 企业数字化转型   绿色创新   公众环境关注   企业社会责任   内部控制  

摘要：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其发展面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和生态资源约束,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而绿色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正深刻影响着产业变革,推动着制造业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制造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引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承载着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的双重重任,其数字化转型对于实现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深入探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过程中蕴含的机遇与挑战,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和参考。 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选取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并且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其次,从外部公众环境关注和内部企业社会责任视角检验其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内部控制的中介作用;最后,基于不同融资约束、不同技术属性、不同生命周期层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绿色创新效应展开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既提高了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水平,又提高了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水平。第二,调节效应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和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正向调节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即随着公众环境关注不断提高,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同样地,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越高,其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越强。第三,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和实质性绿色创新,即内部控制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水平和实质性绿色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内部控制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策略性绿色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并不显著。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融资约束、不同技术属性以及不同生命周期下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对于低融资约束水平、高技术行业和处于成熟期阶段的制造业企业来说,其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提出相关建议。在企业层面:第一,企业应该顺应数字化潮流,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第二,企业应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活动开展。在政府层面:第一,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良好外部条件。第二,政府应重视公众环境关注的作用,鼓励公众合理合法表达环境诉求并参与到环保活动中,充分调动公众环境关注并制定环保政策等方式约束企业环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