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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治理   金融消费者   金融监管   权益保护  

摘要： 金融行业健康、安全和平稳发展关系着社会公众利益和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在当前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一话题引起热议。在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是重中之重,要切实关心和解决人民心中的难题。在金融市场中金融消费者是金融交易中的需求方,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激发金融市场活力,维护金融市场信心,对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体系稳健运行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政府部门这一角色在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建设“大消保”工作体系中至关重要,政府部门如何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的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以湖北省H市为例,在公共治理视角下研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现状,对国内外研究以及实践进行收集整理,对金融消费者、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定义进行界定,介绍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内涵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内容;基于英国“双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等基础理论,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三个治理主体的角度出发对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研究。针对金融消费者设计发放了调查问卷,对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开展访谈,对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三个治理主体对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出合理的建议。 本文基于调研结果得出如下问题,一是从金融监管部门层面来说,缺少高层次的法律,监管体系存在缺陷,监管协调机制不健全,金融纠纷调解机制不健全,金融消费者教育缺乏系统性;二是从金融机构的层面来说,主体责任意识不强,侵权行为严重,信息披露不到位,金融消费者教育宣传不到位;三是从金融消费者层面来说,金融素养有待提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金融监管部门层面,建议推动立法、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健全监管协调机制,健全多元化金融纠纷调解机制,完善金融消费者教育内容体系;二是金融机构层面,转变经营理念,提升服务质量,强化信息披露的力度,加强金融消费者宣传教育;三是金融消费者层面,建议提升金融消费者素养。本文希望通过有针对性的建议改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推动国家科学治理。

关键词： 企业创新   社会保险   缴费压力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指出人才　　和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企业作为当代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既肩　　负着研发创新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作用，又为高质量人才提供保障和舞台，是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力军和践行者。因此，研究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识别策略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　　年至2019年我国A股主板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　　检验社会保险缴费压力增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　　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水平，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创新促进效果更　　为显著，而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长期内仍然显著存在。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保　　险法》实施促进企业创新主要有两种作用机制，一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员工　　自我激励，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且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受社会保险制度影响，　　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二是通过促进资本替代劳动，迫使企业减少雇佣　　劳动力来促进企业创新。再进一步研究，《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对企业创新影响　　存在异质性，包括经济因素、行业因素和企业内部因素。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该法的实施对东部地区企业、社会保险征缴效率高的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大　　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和社会保险实际缴费率低的企业的　　创新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评估该法的实施效果领域的文献，明确了　　该法实施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以及作用路径，为国家制定社会保险缴费相　　关政策提供参考，并从政府以及企业两个方面给出了详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大数据“杀熟   算法   价格歧视   消费者权益  

摘要：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方便了民众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从以前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到现在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衣食住行。当然,民众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的同时,有关在网络上消费购物、酒店订购等领域所产生的大数据“杀熟”也是随之而来。因为大数据“杀熟”其本质就是一些利益熏心的不良商家利用有关算法技术对消费者进行异人异价,从而获得消费者最大剩余。因此,从长远来看,对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都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故亟需在法律等层面对此加以规制。 对于大数据“杀熟”的具体法律规制,本文第一部分首先从有关大数据“杀熟”的概述部分入手,分析有关大数据“杀熟”的概念和其具有高隐蔽性、针对性、技术性和危害性等特征。第二部分仔细分析了大数据“杀熟”从信息收集到“用户画像”,再到歧视性定价的运作流程以及其所具有的各种危害性,如其会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影响市场正常经营秩序、加剧社会不公与阻碍数据经济发展等。第三部分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现状方面分析了目前国内有关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现状及其问题。具体在立法上分析了有关《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等多部法律法规的规制现状及其问题;在执法现状上指出目前国内存在着执法主体不明确、监管能力以及惩罚力度不足等问题;在司法现状上则指出目前存在着举证困难、维权诉讼力量薄弱以及认定大数据“杀熟”困难等问题。大数据“杀熟”的核心便是算法技术的运用,因此第四部分则是参考了欧盟和美国对于利于算法进行价格歧视的规制情况,从而得出欧盟主要是以对个体进行赋权,辅以外部问责的监管模式;美国则是以公共治理为核心,多强调行政监督和外部问责相结合的治理框架。同时,根据欧盟和美国的治理经验,得出在今后我国有关大数据“杀熟”的规制中可以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权利,提高平台使用算法的透明度以及进一步完善监督手段与加大惩罚力度。第五部分则是根据第三部分提出的目前国内有关立法、执法、司法上的现状及其问题,分别在立法上针对对应的法律法规提出不同的立法优化建议;在执法上相应提出要明确执法主体、提高监管能力与加大惩罚力度;在司法上则提出相应要优化举证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及要将大数据“杀熟”明确纳入公益诉讼路径和明确大数据“杀熟”的认定问题。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测算   企业社会责任   成本粘性   绿色技术创新  

摘要：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是推动经济绩效与生态绩效同步提升的内在要求,是数字中国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相统一的重要遵循。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有助于缓解企业面临的数智化程度较低、污染严重等问题,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然而,现有研究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的内涵尚不明晰,协同程度难以量化,更鲜有研究剖析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不利于发挥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为此,本文以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协同理论阐释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的内涵,并利用哈肯模型测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程度,进而检验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并识别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三种机制路径,即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粘性和绿色技术创新。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效应回归系数为0.026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协同能够有效地驱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结论稳健。与此同时,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同时,随着企业整体协同程度不断提高,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十三五”时期“美丽中国”和“数字中国”战略的提出,促使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更加重视环境绩效,因此,该时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作用最强。(2)数字化绿色化协同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降低成本粘性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粘性和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方面,三种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中发挥的作用均强于非国有企业。区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后发现,在中等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的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和成本粘性的中介效应不成立,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下均成立,其中介效应表现出了“倒U型”变化特征。分时期讨论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在“十四五”初期不显著,成本粘性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在各时期均成立。其中,成本粘性的中介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渐不断下降,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强。本文从协同的视角出发,测算了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程度,识别出数字化绿色化协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机制路径。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将协同理论运用到企业内部子系统间协同关系的分析中,拓展了协同理论的研究框架。此外,本文从协同视角深化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丰富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测算了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程度,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提供经验借鉴。另一方面本文识别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为企业正确的开展相关决策提供借鉴,有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通过界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的内涵,科学测算不同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程度,同时,本文从多因素协同的角度分析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统一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依据研究结论,本文认为企业应深入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挥协同效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本文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粘性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因此企业应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企业内要素合理配置,充分学习吸收先进绿色技术,强化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对TFP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数字中国建设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双重时代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兼顾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提升,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负面事件   网络舆情   协同治理  

摘要： 现今社会，数字化信息科技高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网络舆情引导，也为企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为实现网络负面舆情的协同治理，全面应对舆论发展方向尤为重要，应从企业负面事件的舆论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在舆情潜伏期、形成期和波动期的发展中提出应对方向，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网络舆情应对体系，并对现有的负面事件进行分析总结，提出加强网络舆情监管的研究策略，打造企业核心价值，以维护企业社会形象，实现其社会责任的综合发展。

关键词： 异质性机构投资者   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治理  

摘要：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仍在不断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也进入了新常态,国家出台政策法规,通过建立相互指引、评价体系等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也在大力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引领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从诸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的经营实践来看,企业在实现自身商业价值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反哺社会,助力社会发展,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助力企业长期价值的增长。 近年来,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机构投资者队伍发展迅速,专业投资者力量持续壮大,在A股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逐步增加,话语权逐步上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具有资金规模大、抗风险能力强的经济特征,并且倾向于长期持股,因此有助于降低股市波动和提高资本市场韧性。此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运作、信息挖掘和处理等优势,使其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投资决策,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正是由于机构投资者规模的扩大,使其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开始高度关注机构投资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因此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高涨和机构投资者规模逐步壮大的背景下,识别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对机构投资者的相关文献、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以及彼此之间联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对机构投资者和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外的定义进行了归纳概括,并对其使用到的理论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了模型设计,利用沪深上市公司在2010年-2020年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从机构异质性、企业产权性质和社会责任行业异质性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与检验。与此同时引入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分别作为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最后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展望。 其中结论如下:(1)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越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并且这种促进效果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中。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测试和内生性问题调整后仍然保持稳定。(2)深入的异质性研究揭示,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助于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然而,对于压力敏感型的机构投资者影响效果则不显著。此外社会责任行业敏感度也会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表现,特别是在社会责任敏感度高的行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明显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3)在影响机制上,有效的内部控制在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此外,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高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社会责任的促进效果会大大削弱。

关键词： ESG   高管海外背景   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层短视   管理层年龄  

摘要： 科技发展与社会变迁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和企业违规暴雷事件。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普及调动投资者与人们开始重视企业对自身职责的承担,并以此为基础诞生了ESG理念。ESG最早由国外机构提出,在时间累积下,海外国家ESG实践经验上相对丰富,认知普及较广。不同于国外,当前我国企业ESG实践提升空间大,仍有许多发展潜力亟待挖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时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统筹追求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推动企业ESG发展,找寻企业ESG实践的提升路径益处众多。 国外ESG发展相对领先的同时,我国海归人才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依据高阶梯队理论、烙印理论等理论,海外背景高管的加入可能影响企业部分表现,现有文献探究论证了海外背景高管在企业创新研发或投资效率方面的影响,但少有文献考察海外背景高管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和背后的作用机制,已有的相关文献也存在可以补充的地方。因此,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方向与大小,并在后续进一步对管理层年龄的调节效应和海外背景高管作用在不同地区制度环境下的异质性展开研究。 本文在经过多轮实证研究后,取得了以下主要结论: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表现出更加优秀的ESG绩效;海外背景高管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改善企业ESG表现;管理层年龄可以调节增强海外背景高管的ESG改善作用;海外背景高管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需在制度环境健全地区体现。并结合结论与实际提出了建议,总结了本文在中介效应和异质性分析等方面的创新之处,反思了论文存在的局限性。

关键词： 新津供电公司   企业社会责任   卡罗尔模型   国有企业  

摘要： 公司要想持续建设和壮大,不仅需要将追求经济利益当作最终目标,也同样需要具备宏观视角,平衡经济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联性,并积极地肩负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支撑社会进步的基石,国有公司不仅要面对外部所存在的严格挑战和重大的革新与成长,而且在承担经济增长的责任之外,还需肩负一定程度的社会义务。国有企业应该比过去更加主动地促进社会职责的履行,从而为国家保证能源安全、乡村振兴和区域战略等提供服务活动,从而也给国内的优质化建设做出极高的贡献。国有公司在制造和经营活动之中,必须严格遵循所有相关区域内政府的积极指导,积极高效地拓展一定的业务内容。鉴于国有公司的持续成长,社会对其的需求同样保持逐渐上升的状态,为了进一步契合于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期望,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也就是需要不断督促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本文以新津供电公司为研究目标,在政府规制的指导下,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卡罗尔金字塔模型,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案例研究法对新津供电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进行了研究。首先,本文对我国电力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与现状进行分析,介绍了新津供电公司的基本情况,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四个方面介绍了新津供电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新津供电公司社会责任履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然后,选取日本、美国及国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优秀案例进行介绍及总结相关启示。最后借鉴案例的经验,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针对新津供电公司社会责任履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动新津供电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对策。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新津供电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尚需加强、缺乏明确的准则和评估系统、伦理责任履责不全面、履行慈善责任方式单一这些问题,发现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政府经济责任履行引导不足、企业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企业履责监管能力不足、政府的履责激励不到位,因此在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新津供电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对策,分别是加强政府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引导、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规定、加强对企业履责监管的主体能力建设、增加对供电公司的履责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