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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感知   组织主人翁行为   工作使命感   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  

摘要：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了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锐减等诸多挑战,保护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缓解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共识。为此我国制定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具体时间表,要求企业加速绿色转型,切实履行减碳责任,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对企业在以人为本、环境友好、奉献社会、贯彻责任意识等方面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因此,本文基于“认知→态度→行为”的路径,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知理论,聚焦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组织主人翁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从员工视角的微观层面切入,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组织主人翁行为的影响,以及工作使命感和个人-组织价值观在这一传导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探究了其中的“黑箱”机制。 本文首先对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工作使命感、组织主人翁行为和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进行了文献回顾,并提出理论假设、构建研究模型。其次,通过预调研修正量表,确定正式调研问卷并发放。接着,运用SPSS26.0和AMOS26.0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并对研究模型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研究结论:(1)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组织主人翁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企业社会责任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工作使命感,工作使命感在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组织主人翁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3)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在工作使命感对组织主人翁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管理建议:持续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将其融入企业文化,积极探索责任履行的新内涵;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将其提升至战略层面,分阶段、有重点、系统全面地实施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通过主动展示、及时传递信息、邀请员工参与等强化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招聘具有工作使命感的员工,针对性培养、强化他们的使命感;招聘与组织价值观相匹配的员工,重视对他们价值观的培养和引导。

关键词： 大数据杀熟”行为   个性化定价   算法监管   消费者权益  

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算法技术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场景,海量数据和算法技术赋予平台经营者更加敏锐的洞察力,使得平台经营者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支付意愿,并且在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内进行个性化定价。这种行为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消费者在面对相同的商品时会支付不同的价格,这种行为就是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大数据杀熟”行为。虽然“大数据杀熟”行为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一些便利,例如:更准确地为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节约搜索浏览时间等,但是“大数据杀熟”行为带来的危害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大数据杀熟”行为是否应当规制,以及如何规制,当前面临的规制困境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数据杀熟”行为不仅打破了传统交易模式,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实践中,平台经营者利用自己获取信息数据的优势地位,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消费者的数据信息,随后通过算法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从而形成对每一个消费者的精准画像,最终形成对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定价。“大数据杀熟”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也会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等权利,使得平台经营者不断攫取利润。 在目前涉及“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司法实践中,消费者维权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困境。我国法律体系对于“大数据杀熟”行为做出回应,但是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着认定构成“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要件不完善、消费者个人信息未得到有效保护、算法事前预防制度不完善、平台价格信息披露规定缺位等问题。 作为人工智能的领先者,欧美国家逐步认识到了算法技术对市场经济以及消费者权益带来的问题,率先对算法技术做出了回应。对于“大数据杀熟”问题,欧盟国家侧重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美国的做法侧重于对算法技术进行规制。两种做法对我国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因此,本文通过界定“大数据杀熟”行为的相关概念、梳理其形成路径,研究欧美国家规制路径,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及现有法律规制体系,最终提出完善“大数据杀熟”行为法律规制的以下几方面建议:完善“大数据杀熟”行为认定标准;规范平台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禁止平台经营者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禁止平台限制消费者查阅复制权;完善算法的风险评估与披露制度;加强平台对价格信息的披露。力图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规制路径,从源头遏制,从各环节进行监管,构建符合市场规律、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关键词： 跨境供应链   企业社会责任   权力结构   决策  

摘要：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因此研究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境供应链决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考虑研究国内制造商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建立在由单个国内制造商和单个海外零售商组成的二级跨境供应链上,分析社会责任和不同渠道权力结构对跨境供应链定价决策的影响问题。研究内容主要为:首先,分别构建国内制造商主导、海外零售商主导及双方权力均衡的三类权力结构,然后通过最优化求解和逆向归纳法,得到了三种不同权力结构下各供应链成员及供应链整体的最优均衡结果;其次,通过公式推导得出不同权力结构下部分变量对均衡结果的变动关系;最后通过给相关变量进行赋值,进行算例仿真,进一步分析税率,社会责任成本系数,消费者社会责任偏好以及消费市场规模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定价与决策的影响,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就价格而言,在三种不同的权力结构下,国内制造商的产品批发价格和海外零售商的产品销售价格会随着跨境关税税率、社会责任成本系数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消费者社会责任偏好、消费市场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且国内制造商主导下的批发价格和销售价格均会高于海外零售商主导和双方权力均衡时的价格。 (2)就国内制造商社会责任水平而言,在三种不同的权力结构下,国内制造商的社会责任水平会随着跨境关税税率、社会责任成本系数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消费者社会责任偏好、消费市场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且国内制造商主导和海外零售商主导下的国内制造商社会责任水平保持一致,均会大于双方权力均衡时的制造商社会责任水平。 (3)就跨境供应链各博弈主体利润而言,对比三种权力结构,国内制造商的利润、海外制造商的利润以及跨境供应链总利润都会随着税率、社会责任成本系数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消费者社会责任偏好、消费市场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且国内制造商利润和海外零售商利润都是在其本身占据主导地位时保持最高水平。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从政府、国内制造商、海外零售商以及消费者视角,在考虑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利影响、加快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缩小渠道权力差距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能够为跨境供应链上各博弈主体提供决策参考和渠道选择建议。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竞争力   媒体关注倾向   调节效应  

摘要：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自提出以来便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并逐渐得到重视,现已成为企业评价的关键指标,同时也是企业管理领域的重点研究问题。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增强企业合法性,获得政府的各类政策扶持和优惠,还能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品牌声誉,赢得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支持,与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和提高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问题层出不穷,部分企业通过“漂绿”等行为逃避责任。如何确保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媒体关注恰恰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媒体作为独立于企业的主体,通过不同倾向性的报道对企业施加影响,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媒体的信息传递作用和监督作用逐渐放大,媒体关注度对现代企业是否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将其转化为竞争力的过程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媒体关注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本文选取2015年到2020年间连续六年公开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2606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从国泰安数据库收集研究所需财务数据,在剔除ST和*ST、数据缺失以及数据异常的样本后,共获取了14039条有效样本数据。本文对企业竞争力、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关注度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声誉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分析问题并提出假设,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并讨论了媒体关注度及其不同倾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竞争力。(2)媒体关注度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中发挥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将媒体关注度进一步细分为正向、中性和负向倾向的报道后,结果仍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依据负面偏好,本文认为公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媒体报道具有更深刻的感知,即使在媒体对企业进行正向或中性的报道时,公众也会首先联想到该企业之前的负面报道,使得正向、中性的报道也呈现出负面的调节效应。此外,依据负面比较理论,同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行为会引发媒体的负面报道,进而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的正面或中性报道产生冲击,使得不同倾向的媒体关注度均呈现出负向调节作用。 本文最大创新点在于对媒体关注度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媒体关注度三者关系的相关理论,补充了不同媒体关注倾向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检验了媒体关注度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对于社会舆论的重视和对媒体关注的认识。结合负面偏好与负面比较理论,本文建议企业要始终重视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声誉的建立与维护,避免因贪图一时的利益阻碍了长远发展,还要采取措施尽可能削弱当前负向报导的消极影响,避免外部利益相关者进一步加深对企业的偏见。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共益企业   共享价值   价值创造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企业在此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演进,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的认识与实践在不断深化。如今,企业社会责任已迈入4.0阶段,以经济与社会环境价值创造为双重使命的共益企业应运而生。京东集团具有鲜明的共益企业特征,在2022年入围《财富》杂志全球最受赞赏公司,其社会责任表现领先于国内企业。随着共益企业模式日益受到全球瞩目,积极挖掘本土企业的实践经验,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和共同富裕进程。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京东集团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其共益企业特征、发展路径及价值创造。首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找到研究空缺,对共益企业、共享价值和价值创造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以可持续发展和高阶梯队理论等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描述京东集团的共益企业特征及其社会责任发展历程,分析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阶段性特点。然后,借助Nvivo12软件对京东集团公开披露的相关资料进行扎根编码分析,按照动因、行为和结果的逻辑提炼出以“共益企业驱动因素——共益企业嵌入行为——共益企业价值创造”为主轴的理论模型。最后,基于该模型分析共益化发展对京东集团经济价值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并运用熵值法对其创造的共享价值进行量化分析。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1)京东集团具备共益企业特征,其在理念、行为、内容和制度四个维度上展现出对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实践。(2)京东集团成为共益企业的路径,是其在管理者特质、企业文化、国家战略引导和利益相关方需求的驱动下,进行社会责任管理嵌入和社会责任议题嵌入,使其在组织层面和业务层面实现社会责任的根植和嵌入,创造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3)京东集团的共益化发展,会导致短期经济价值创造受损,促进长期经济价值创造。同时,有助于提高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的共享价值,彰显企业可持续发展成效。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中国特色共益企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进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作出贡献。

摘要： 今年的4月15日是第九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此节点前后，各地运营商纷纷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加大力度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宣传，履行企业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