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四川
辛亥革命
文学“经世”
“诗史”
文学书写
摘要：
中国历来有文史结合的传统,不论是历史经典蕴含的文学性特征,还是文学对历史的记录和演义,都延续了文学和历史的共置性审美。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文本于经,从《诗》《春秋》《尚书》《史记》等儒家经典延续下来的中国文学既是“经”,也是“史”,同时兼具文学性。中国的“历史”,不仅关乎过去发生的事情,更作为古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媒介,作为对国家政治、社会道德观察和阐释的载体。也因此,一直以来,政治的剧烈变动往往总会引起历史记录或演说的冲动。辛亥革命作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引起了知识分子们的注意,但现有文献呈现出来的情况是亲历者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回忆、历史著述、历史研究极多,相关的历史文学作品却很有限。鲁迅也曾感叹从前清末年到辛亥革命,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但却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著作,更不用说文学作品。就辛亥革命而言,近现代之交的知识分子的确感受到辛亥革命造成的巨大冲击,但或因当时年纪较小,或因辛亥革命过于迅速和远离大众,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切身的体会。而就在鲁迅感叹的几个月后,反映辛亥革命的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出版,《暴风雨前》《大波》之后也相继面世。这透视出在西南一隅的四川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氛围。在李劼人之外,还有被忽视、被遮蔽的反映辛亥革命的历史文学作品。
四川作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也呈现出独特的文学特征。晚清时候,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西学的冲击,传统“经世”的学术,即经学逐渐衰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在“缘经术以饰政论”的思想下,将文学作为接替经学,阐发“经世”的政治构想的载体。“经世”的文学也由着惯性延续了“经”的特征,即文史结合的形式。接受经学教育,并继承近代蜀学以经学、史学兼词章的实学文风的川籍文人延续了以文学“经世”的传统。他们在辛亥革命书写中,既用原本为经的诗及时反映辛亥革命在四川酝酿、发生的过程和影响,同时又在辛亥革命影响范围内,将辛亥革命本身作为话语输出的装置或载体,表达有关革命、社会、国家的“经世”诉求。本文由“经世”思想介入四川作家对辛亥革命的书写,试图考察两个问题:一是以“经世”为导向的辛亥革命书写具体呈现出怎样的文学形态,二是传统文人的“经世”思想在辛亥革命书写中发生作用的途径、过程和影响。本文试图突破以往的研究范式,从地方和新文化源流的视野重新审视新旧文化交替之际文学的发展变化。在呈现一种地方辛亥革命书写现象的同时,探索“经世”思想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为此,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绪论分为三个部分。前两部分论述四川作家“史写辛亥”的文学现象及其在作品中表现的“经世”诉求。第三部分论述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经世”是伴随着文学主体性的获得而实现,经过了重“道”的“文以载道”到肯定文学独立价值的文学“经世”的过程。由“经世”到文学,首先是作家继承文人“经世”的道德意识和价值标准,其次延续晚清以来“经世”的实学文风,最后在文学实践中寄寓有关国家、社会、革命的政治功利性诉求。
第一章以描写四川辛亥革命的诗为例。《诗》为“五经”之一,诗本为经,诗原就有“经世”的功能和传统。杜甫开创的“诗史”传统更为国祸世乱之际,文人经国济世提供了范例。有感于辛亥以来国家危亡、四川社会剧烈震荡和遭遇的严重兵祸,许多诗人表现出崇尚杜甫的志趣并延续其“诗史”传统。通过及时反映四川保路运动、革命起义和“防区”下的兵祸,诗人们表现出积极介入革命时代和干涉现实政治的意图和冲动。他们对“诗史”传统的复兴反映了辛亥以来四川作家持续的“经世”诉求。
第二章以刘觉奴的长篇白话小说《松岗小史》为例,作个案考察。作为亲历辛亥的革命党人,刘觉奴更清楚看到革命后四川社会秩序混乱,武人专权的现实和西南省份面临的瓜分危机。他在反思辛亥革命前提下通过文学回到辛亥革命。基于“载道”的需求,他延续并创新“道-圣-文”的传统叙述模式,在借鉴梁启超“开明专制”构想和儒家“贤人政治”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革命乌托邦”。但尚武精神下的军国民畅想与武人专权之间的悖论又使其陷入自我辩难,救世理想最终幻灭。刘觉奴由革命党人向文学家的身份转换及创作《松岗小史》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文人们希望借文学以“经世”的转向。
第三章以李劼人被称为“大河三部曲”的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为例,作个案考察。李劼人的创新之处在于沿袭中国文史传统,将“历史”作为一种方法。只有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逻辑中,作家才能对社会作出真实且切于世用的考察和评判。他敏锐地意识到,就四川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而言,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其实都是被辛亥革命浪潮席卷,成为不革命的“革命人”。李劼人试图通过深入观察袍哥、士绅、小市民、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等“革命人”的变化和成长,探查四川社会的变革及走向。他对四川社会变化的洞察揭示出四川作家以辛亥革命历史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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