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医师多点执业
公共政策分析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摘要:
本论文拟通过对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的现状进行调查,尝试运用政策科学的角度着手,分析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从而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文章首先对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与兼职、外出会诊、“走穴”的区别进行了分析与界定,明确了这些非唯一执业地点诊疗行为的区别。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政策执行博弈理论、人力资源流动理论进行了说明,其中重点阐述了与卫生政策,特别是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其次,对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实施现状进行了介绍,发现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呈现两少一多的状况,即办理的绝对数量少、基层医疗机构数量少和民营医疗机构多,完全与政策目标相背离,离解决“看病难”问题相去甚远。通过对南京市六家三级甲等公立医疗机构执业医师的问卷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临床医师对是否愿意参与多点执业的态度上还是肯定,但实际参与人数则较少。为一步了解存在差异的原因,对部分医师进行了访谈,通过排序与筛选,形成了医师未参与多点执业原因的项目池。再次,由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两个方面入手,对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在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归纳:医疗机构以消极态度执行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阻挠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实施,并再取各种手段降低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实施;执业医师在参与医师多点执业的行动上顾虑重重,选择的执业地点以民营医疗机构为绝对多数,背离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实施初衷。从次,运用公共政策执行理论对影响医师参与多点执业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分类,并从分类所涉及的各方面因素入手,分别展开了阐述:其一、政策方案制定本身,调研不足、操作性不强、未考虑各相关方利益的平衡,尤其是掌握大量卫生人力资源的医疗机构的利益,使得政策在执行初期就举步维艰,始终难以打开局面。其二、政策执行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始终未将多点执业列入考核项目,而公立医疗机构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对象,必然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执行方式。其三、政策对象,大型公立医疗机构本身掌握了大量的卫生人力资源,对多点执业的需求并不强烈;民营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则需求强烈,但民营医疗机构拥有丰厚的物质资本,所以在博弈中能换取少量医师参与多点执业,但总体上导致了该项政策的执行偏差:执业医师出于种种因素考虑,有时不惜选择违规的“走穴”,而不去选择正规的多点执业:患者对于该政策的实施愿望并不强烈,这与分级转诊制度的缺失,以及长期所形成的到大医院就诊的就医习惯有关。其四、政策资源,基层医疗机构因长期缺乏投入,导致医疗设备、医疗技术落后,就医环境不良,近几年随着国家卫生投入的增加,情况有所改观,但仍与大型公立医疗机构存在较大差距: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相关信息更新的不及时,以及大型公立医院的固有权威对医师参与多点执业亦造成影响。其五、政策环境,多点执业政策与医师注册的相关规定在政策实施前期不衔接,我国卫生人事制度存在的以大型公立医疗机构为依附对象的特点,以及医疗纠纷长期处置过程中存在的困难,进一步妨碍了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的推行。最后,基于影响医师参与多点执业问题的原因,相对应的提出了推进医师多点执业的策略:加大医疗卫生的政府投入:改革卫生人事制度;依法打击违规诊疗行为;明确发生医疗责任后的责任分担;加强政策执行的考核;完善分级诊疗和转诊制度及进一步简化多点执业办理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