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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小学   职称改革   公共政策   云南  

摘要： 我国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自1986年确立以来,实行了将近三十年,在一定时期内,为促进中小学教师成长和教育教学水平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职称政策的滞后性,以及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导致职称评审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上呼吁改革甚至取消职称制度的声音越来越多。国家层面从2009年开展改革试点工作,2012年扩大试点范围,2015年在全国全面实施。随着改革推进,广大教师、从事教育管理的人员以及专家学者对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但是,鉴于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面临涉及面广、内容复杂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分析改革过程,进一步探讨政策措施和改革方向。云南省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教育基础薄弱,教育发展面临很多困难。面对此次职称改革,云南省积极开展试点,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努力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进行政策优化。本文主要运用公共政策理论,以“问题、原因、对策”为研究思路,运用查阅文献、问卷调查、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云南省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进行研究。笔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前云南省中小学教师职称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制度体系不完善、城乡评审不公平、政策衔接不顺畅。针对存在问题原因,云南省采取了完善制度体系、制定新的评审条件以及加强政策衔接等措施,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通过分析改革过程和相关数据,笔者提出进一步深化云南省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的对策建议,主要是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提高评审的科学性;加强监管力度,健全申诉渠道,增强评审公信力;优化评审方式,提高评审质量。

关键词： 深圳市   政府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传播   认知效果  

摘要： 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关键环节,政策传播是推动大众了解公共政策的主要途径,也是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基本前提。一个好的政策传播认知效果,会为公共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反之,失败的政策传播认知效果,则会导致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很大阻力,甚至出现过激的抵抗行动,使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是拥有制定地方法律和法规权力的国际化城市。在多年公共政策实践过程中,政府治理能力一直处于我国城市前列。2014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正式实施《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2011年5月1日,深圳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酒驾醉驾的有关规定。在政策传播方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官方媒体传播、大众媒体传播以及社交媒体传播。与控烟政策的先热后冷相比,深圳市政府的酒驾政策一直保持着热度传播。实证分析表明,深圳市政府在公共政策传播上整体表现比预期要好,市民整体认知效果也不错。具体说来,静态传播依然是主要传播形态,动态传播比例有待提高;官方话语作为主要语言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的理解;无差别传播仍是主要形式,目标受众精准传播有待加强;信息不平衡问题严重,导致受众理解各有不同;宣传思维影响依在,反馈机制尚未制度化。提升深圳市政府公共政策传播认知效果,必须运用动画、脱口秀、执法现场、记录片等传播形式,让动态传播逐步成为政策传播的主要形态;从大众角度出发来解读公共政策,运用通俗语言展现公共政策的亲和力;针对不同目标受众的特点,制定差异化传播策略;建立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政策反馈机制,获取更多市民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借鉴境外先进经验,探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流程营销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政策传播制度,为规范公共政策传播行为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 人大   公众参与   公共政策过程  

摘要： 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公民自身素质逐步提高,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对社区管理、公共教育、养老服务等城市治理领域中需求和期待趋向多样化,对参与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公众的参与,来优化政策方案,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判断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否健全,很重要一点是政府能否及时、有效回应的公众的诉求。人大作为权力机关能够监督和支持政府完善这一机制。上海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基层人大,也是获得人民委托的权力机关和民意机构,在反映、整合民意并将民意上升为公共政策上具有天然合法性。本文运用托马斯·戴伊的政策过程模型,从公共政策的问题确认、议程设定、政策形成等环节,建立区人大推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研究了区人大在收集、整合、输入民意过程中的机理、遇到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目前,区人大推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收集、整合公众意见建议工作不够健全,将公众意见输入公共政策制定体系的转换机制不畅,公共政策的输出、反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本文以基层人大视角,结合人大工作实践,并通过访谈、调查问卷、案例分析等方式,总结提炼经验,从三方面探讨改进建议:一是人大在履行监督职能中,要加大对公众参与的探索力度,在政府公共政策过程中,制度化引入民意,拓宽公众与政府的沟通渠道,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收集、反映民意的作用,并将民意输入到最终决策中。二是政府要完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加强信息公开,拓宽与公众的联系渠道,支持代表依法履行职责,为公众提供常态化、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从而优化政府决策,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三是逐步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培育公众参与的文化,提高公众的参与素质。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   再分配职能   公共政策  

摘要：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税制一直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税收的财政、经济、监督三大职能,对我国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其中个人所得税,这个同大众息息相关的税种相适应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我国个税的征收模式始终是相对单一的分类征收制。很显然,单一的分类税制已经不符合我国开放的多元的收入情况,其缺陷与不足也愈来愈发明显,尤其是我国个税被冠以“工薪税”之名,个人所得税的经济职能始终未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因此修订个人所得税法,调整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才能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职能。本文认为在坚持个人所得税改革原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历程的前提下,对比美国现行执行政策,以其再分配职能定位的作用为突破口,试图提出一些合理的意见对策,设计了一个分类-综合相结合的课税模型,让纳税人按照实际需求自行选择家庭或者个人申报;针对该模型提出了几点税制要素的改革,比如纳税人的确定、征收范围的扩大、税率的降低、免征额的提高等等;最后对该政策的实施保障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从完善征管制度角度,二是完善后续监督角度,双管齐下,确保制度的顺利平稳运行,以便公共政策落实到位,让我国个税充分起到再分配的作用,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减少社会矛盾。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所研究的背景、思路等;第二部分着重对比中美两个不同社会现状下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历程以及现行情况作为案例,对比发现我国在再分配职能上存在的不足;第三部分,通过多种手段了解到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对于再分配职能实施的存在不足,并对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对于第二、三部分所述存在的不足从多角度提出相关的合理化建议,试图改变现状,让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职能更好发挥出来;第五部分是基于以上论述内容进行总结,通过加强再分配职能,以期使我国个税向“最优税制”方向靠拢。

关键词： 特种纸   衢州市   公共政策  

摘要： 1990年后,随着新技术的开发,全球重要造纸国家逐渐注重研发实用性强的特种纸。当前欧洲是世界最大的特种纸市场,但是越来越多的特种纸生产企业将国际化作为重要的战略布局。在中国,特种纸数量将会继续增长,而其终端产品应用的数量增长将会更快。衢州是全国特种纸行业发展得做好的城市之一,但是面临着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并保护好―金山银山‖的巨大压力,如何从实际出发,提出科学的行业发展政策和建议,以加快特种纸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访谈调查、数据分析、对比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研究介绍了衢州市特种纸行业概况与现有的政策,并指出当前发展衢州市特种纸行业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行业整体水耗能耗高,节能减排任务十分艰巨、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尤显不足、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品牌意识薄弱,市场开拓能力不足,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公共政策建议。

关键词： 公共政策   第三方评估   精准扶贫  

摘要： 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国家治理的内生需要并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加深对政策评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使公共政策评估活动在契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公共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公共政策第三方评估具有独立性、客观性、专业性、公正性等特征,因此公共政策第三方评估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对提高国家治理手段的科学性、可行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政府而言,可以有效弥补政府部门对自身政策开展自我评估的局限性,提高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公信力,进而为政策调整与改进提供有效依据。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以基础理论-实践状况-对策建议为分析主线,以提升我国公共政策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为出发点,以完善我国公共政策评估机制为着力点,以公共政策第三方评估的功能为立足点,以公共政策第三方评估机制的特性为根本点,以河北省精准扶贫政策第三方评估实践为着眼点,以当前公共政策第三方评估面临的问题为切入点,以改进公共政策第三方评估的对策为落脚点,最终为推进我国公共政策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第三方评估已经发挥了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存在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评估工作不够规范、评估组织不够健全等问题。造成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第三方评估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第三方评估机构自身专业性不足、评估的理论和技术还较为单一、评估制度与信息体系还不健全等。对此,有必要加强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外部环境建设,包括确立其法律地位、提供经费保障、完善监督机制等;通过优化第三方评估机构、人员和运行,强化其自身建设;改进评估方法和流程,并重视评估结果的应用。

关键词： 公共政策   五年规划   多元主体   参与  

摘要： 五年规划源于五年计划,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政府组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进入到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五年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不断凸显,逐渐演变为综合性公共政策。因此,需要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理解并不断优化五年规划的编制,而引入更多主体参与到规划的编制过程,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开展充分的合作和互动,集中更广泛的智慧,成为优化五年规划编制的重要方式。本文以公共政策理论为主要视角,通过梳理中国五年规划编制的轨迹,把握五年规划的公共性、权威性、动态性的公共政策特征,阐述多元主体参与规划编制的趋势。选取J区“十三五”规划编制的过程作为样本,还原规划编制的全过程,透视组织实施者、协作参与者、专业合作者、利益相关者等各类主体在五年规划编制中的参与情况,肯定多元主体参与对于改善规划编制的积极意义。本文重点分析各类主体在参与规划编制中存在的困境及其成因,政府内部缺乏有效协作、专家团队参与效果不达预期、公众参与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的不足、规划成果整合不够等问题制约了多元主体参与规划编制的效果。最后,针对这些困境从优化规划组织方式、改变专业合作方式、推动多元主体主动参与、拓展多元主体参与路径四个方面,提出了优化建议,让政府、专家、公众等各方,实现更加充分的互动,更加有效的合作。

关键词： 健康中国2030   青少年体育   公共政策　　Healthy China 2030；youth sports；public policy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推动我国体育事业不断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作为健康中国建设行动纲领的背景下，运用公共政策分析方法透视国外青少年公共体育政策法规，系统分析我国青少年体育核心政策，提出构建青少年健康促进、组织创建、活动组织、项目布局为主要内容的体育公共治理体系，发挥政府“元治理”的整合效益，创新组织社会治理的基层性特色，培育青少年体育健康市场产业链将成为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 第三部门   公共政策制定   实践研究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政策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第三部门开始在我国发展壮大,逐渐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当中,彻底改变了原来由政府领导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权利运行体制,促使自下而上的草根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但是由于第三部门的政策参与仍存在参与机制短缺、参与秩序混乱、现行法律滞后、政治文化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必须做出以下一些改变:政府应转变自身观念,准确定位;加强第三部门自身的参与能力;健全立法,完善参与机制。我国政府部门如能做到以上这些改变,第三部门将会在公共政策参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将更加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关键词： 执行主体   公共政策   偏差   矫正  

摘要： 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研究政策学学科。政策过程试图把理论层面上的目标转变为现实,具体涉及到从政策制定至实施的全过程。执行能够作为政策过程中非想、非证而是做的核心步骤,其效率高低决定了政策旨意能否得到贯彻落实。所以,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政策目的的实现具有关键作用。然而,任何政策都需要人去贯彻执行,也就是说,一项政策能否顺利执行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政策执行者。由于受到自身认知水平、认同态度、执行能力以及经济利益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政策执行主体可能会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诸如选择性执行、替代性执行等偏差,由此严重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执行主体能够端正自身的态度,积极提高政治素养与执行能力,平衡好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等则有利于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与政策目标的贯彻实现、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及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实现政策目标需要优化政策实施主体,规范其执行行为。本文从基础理论入手,首先介绍了执行主体在公共政策执行当中出现的偏差,归纳分析具体表现形式,并阐述了政策执行偏差的危害。接着文章结合案例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主体因素,包括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诉求不规范、态度不端正、能力不足、素质不高以及权力配置不当等。最后,笔者对此提出了矫正政策执行偏差以及规范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对策措施,主要有平衡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升政策执行主体能力、端正政策执行主体的态度、注重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行政伦理建设、完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以及优化政策执行主体的制度保障等,旨在正确发挥政策执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