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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政策   政策过程   利益相关者   利益表达   限行政策  

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阶层在不断分化。公共政策作为对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其实质也就是对社会利益进行综合和分配的过程。在政策过程中,就尤其需要关注利益分配的对象——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表达。结合相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一个“环境一一行动者的动机与策略一一结果”的分析框架。此分析框架将政策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作为分析利益表达的切入点,关注微观层面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及互动,对研究政策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以该分析框架为基础,本文对2019年南京市高排放机动车限行政策进行经验研究,在理论和经验的互动中深化对政策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利益表达的理解。本文认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生存境况决定了其行动的目标,他们采取的行动策略与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相关,最终的政策结果是政府与政策利益相关者达成的利益平衡与协调。在我国转型时期背景下,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是如何进行利益表达的?他们利益表达的现状如何?这些利益表达行为呈现了什么样的特征?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发现,我国转型时期政策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呈现出一些明显特征:公民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快速增强,公民自组织与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既相容又相斥,理性化和非理性化表达行为并存,他们利益表达的政治效能感在增强。最后,本文尝试提出一些政策优化和寻求良善治理的相关建议,为解决公共事物与社会治理问题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公共政策   政策终结   政策终结障碍  

摘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问题政策层出不穷,及时终结过时、失效的公共政策可以发挥防错、纠错的重要屏障功能,使政策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提高整体行政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增进公共利益,促进政治正义,维护社会治理体系稳定。政策终结作为政策周期中的关键环节,不应缺乏理论层面的思考和实践层面的推广。所以,本文以成功的政策终结案例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从理论和实际案例两个层面对政策终结的过程以及背后的逻辑进行分析,以此完善政策终结研究的体系。鉴于国内终结过程的复杂性,研究以约翰·金登(John ***)的多源流理论为基础,保留了三大源流、政策之窗、政策企业家等经典分析要素,并将政策终结障碍纳入本文分析框架,修正后的分析框架在发挥原有理论优势的基础上,既可以厘清政策终结中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也为政策终结中各主体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确立了分析框架后,从政策终结的意义和研究综述出发,结合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终结、重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211工程”、“985工程”项目终结、农业税终结四个典型成功案例,归纳出现实情境下公共政策终结的四种方式:爆发—完全终结型、渐减—完全终结型、爆发—部分终结型、渐减—部分终结型,希望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案例涵盖大部分的被终结的政策,在资料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论证,使用案例研究法、对比研究法等方法,以终结过程中的各个重要因素为切入点,归纳得出普适性的结论,构建我国公共政策终结过程的模式,着眼于现实中的案例与路径的有机结合,提出优化我国公共政策终结过程的一系列策略。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我国政策终结的过程模式与多源流理论中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相似,都会受到三大源流、政策终结障碍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偏差,随着问题发酵,问题源流就会凸显并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议题想要被政府采纳还需要合适的备选方案,此时政策源流便开始通过“政策原汤”酝酿专业的建议、主张和方案,而后通过政治源流来确定终结最合适的政治时机。三大源流如果能在适当的时间点发生耦合并冲破重重障碍开启政策之窗,就有机会推动问题政策正式进入政策终结议程。

关键词： 普惠金融   公共政策   金融扶贫   大连市  

摘要： 2005年联合国最先提出普惠金融服务的概念,普惠金融服务迅速进入各国人民的视野。普惠金融服务的概念,是指无论地域、文化和贫富差异,能为城乡间、不同群体和不同区域间所有群众创造平等的获得机会,能够以高效、全面、公平的形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的一种金融体系。普惠金融服务是要让每一个人皆可通过金融服务来提高生活水平,从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2013年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服务,2015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期间文件《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当前,贯彻和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全面深入推进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是地方政府、各单位的责任。我国普惠金融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是由银保监会、人民银行为主要监管主体,在政策中发挥牵头作用,发改委等部门制订促进普惠金融服务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部门相互配合,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是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农民、老年人、贫困人群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普惠金融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在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与监管,本文将以大连市普惠金融服务为例,梳理大连市普惠金融服务的现有服务内容情况及政府举措,运用文献分析法为论文提供理论基础、通过调查问卷及访谈法了解到服务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运用比较分析法借鉴国内外普惠金融服务发展的经验,深度研究改进大连市普惠金融服务措施。提出了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立法与政策体系、建立激励性税收制度落实降税减贫、丰富宣传与教育方式等8大类政策及监管改进建议,争取能为政府改进普惠金融服务工作提供行动指南,提高贫困地区扶贫的资金使用效率,以期待对本地普惠金融服务发展中政府在规划统筹和行业推动上献出绵薄之力,进一步提高大连政府普惠金融服务的工作成效。

关键词： 公共政策   政策评估   政策落实   创新驱动   评估模式   Public Policy   Policy Evalu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novation-driven   Evaluation Model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狠抓落实”逐渐成为我国公共政策实践的鲜明时代特征，政策评估日益成为推动政策落实的有力工具。制度化的政策评估必然需要以成熟稳定的理论框架为指引，使实践工作有章可循并确保评估结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通过对公共政策综合性评估的内容和程序加以提炼，可以构建一个能够对接政府部门政策评估实践需求的模式，包括政策体系、政策措施、政策产出、政策问题和政策建议等五个方面的相互支撑，进而形成公共政策综合评估的整体框架。结合地方政府开展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政策评估实践，可以进一步探索由梳理政策体系、总结政策措施、测量政策产出、判定政策问题和提出政策建议等环节构成的5P模式的具体实施流程。

关键词： 公共政策   旅游   政府   旅游产业   鞑靼斯坦共和国  

摘要： 旅游业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部门之一,吸引了许多经济效益的目的地地区。在旅游业中,政策发挥着根本作用,因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将旅游活动重新定向到预期的最终结果,并保持未来展望中明确规定的目标。俄罗斯联邦具有很高的旅游和娱乐潜力。然而,该国的"旅游"潜力没有被利用-远非如此。总共有2130万人访问了俄罗斯联邦2018。外国公民,其中约15%’抵达旅游目的,而根据俄罗斯世界旅游组织在旅游基础设施发展的适当水平的预测是能够接收高达40万外国游客一年。要改变目前的情况需要积极的国家参与解决这些行业的问题:高成本的土木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新的旅游和娱乐复合物(包括电力网络,供水,交通网络,污;低质量的行业人员的培训,因此,所提供的服务。为了发展鞑靼斯坦共和国（TR）的旅游业,近年来采取了重大步骤,以改善旅游发展管理的区域模式。为了加强地位和发展旅游部门在该地区通过创建全面的有针对性的方案,"旅游和酒店在鞑靼斯坦共和国2014-2022年的发展"的目标政策被创建。然而,监管过程并没有设法避免一些问题,降低了国家管理对该地区旅游部门的影响的有效性。分析了影响旅游业战略发展的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突出了政府监管的实际问题。该研究评估了应用程序目标方法作为战略规划和管理工具的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对于这个已经研究了实施区域旅游发展的TR国家目标方案的经验,它被认为是正确的预测,在他们的基础上的情况,实现它的目标。在研究的基础上,有理由的一些法律支持的旅游业发展管理的TR,导致该方案的表现不佳,未能实现预期的管理单位计划定性和定量的旅游业在该地区此外,还全面研究了与旅游业战略发展有关的问题,以及形成区域旅游业战略管理的有效组织和经济机制。共和国旅游和娱乐资源的分类进行,考虑到该地区的自然和娱乐潜力的特点,历史和文化遗产,以及该地区旅游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战略SWOT分析该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它允许使用战略管理工具来评估该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状态和潜在机会。评估战略实施有效性的方法,其基础是考虑到区域一级从旅游业和相关活动获得的所有可能收入。为区域旅游业长期规划人员需求及其培训系统的建议。对于定量分析,我们进行了调查,以评估游客的感知,谁前往TR.该调查的帮助下创建***网站,这是方便的工具来捕捉谁最重要的研究主题的人的声音和意见。调查工具包含有几个答案选项的问题。统计包SPSS23.0用于数据分析。已经提出了提高现有方案管理质量的旅游发展机制的建议。提出了对该区域旅游业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定量评估的方法。我们提出的方法应该不仅使用旅游业社会经济效率的个别指标,而且使用它们在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方面的组合,包括三个阶段:收集统计数据,计算统计指标,预测和就对当前政策的影响提出建议。总而言之,本文通过描述性和二级数据分析来研究鞑靼斯坦共和国旅游业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以便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旅游问题的概念和政策制对共和国旅游领域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发展的基本问题,阐明了统一复杂发展计划的创建和引入的必要性。调查结果表明,当地人是衡量政策绩效的最佳信息来源。此外,旅游业的未来和发展取决于当地人民,来自其他地区/国家的游客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议采取相互作用的城市发展方法。

关键词： 基层治理   公共政策   执行  

摘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凝聚着中国智慧,也是我们党智慧的结晶。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各项公共政策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与人民共享,离不开基层治理中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核心发挥的关键作用。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地基和基础,在基层治理中,各个部门下达的政策指令和各项工作最终落脚点都在社区的落实上,社区这一基层基石发挥着基础作用和关键作用。公共政策在社区执行落实的情况决定着公共政策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和效果。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当前新疆工作面临的形势对新疆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乌鲁木齐作为新疆首府,基层治理中公共政策执行的现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疆基层治理中公共政策执行的最高水平,反映着当前新疆基层治理中公共政策执行的突出问题。乌鲁木齐市天山区A社区具有我国西部地区基层社区的典型特征,虽然其不一定具有基层治理中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代表性,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产生问题的深层原因,而且乌鲁木齐市天山区A社区是我国基层治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其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探索我国基层治理中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实践意义。本文在乌鲁木齐市区、管委会(部分)、街道、社区的四级治理架构和政府主导型治理体制的视野下分析乌鲁木齐市在基层治理公共政策执行中取得了基层治理机制高效运转、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等成绩,并将着眼点着力点放在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A社区公共政策执行的现状上,从中发现公共政策执行不到位、信息沟通不顺畅、居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进而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增强基层组织执行力,完善沟通反馈机制,增强公民参与等建议。

关键词： 房地产经济   政策   难点   建议  

摘要： 房地产经济的良性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居住环境,反之,将带来各类系统性风险,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需加大金融政策、土地政策、工商管理政策以及行业政策等的研究力度,指导和调控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和有序发展.

关键词： 农业伦理学   公共政策研究   研讨会  

摘要： 由中国草业学会农业伦理学研究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农业伦理学年会暨农业伦理学与公共政策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出席此次研讨会,共同探讨农业伦理学与公共政策、现代农业创新以及农业文明与乡村振兴等议题。

关键词： 政府   公共危机   特点   问题   措施  

摘要： 公共危机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文章寻找应对之策,找出修改完善政策应对的途径,并尝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对策,针对我国突发事件公共政策应对存在问题提出优化和创新的建议.

关键词： 政策企业家   公共政策   公民参与   政策过程   政策变革  

摘要： 在全球范围内,政策企业家都是推动公共政策变革的关键群体。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公共政策过程逐渐走向开放、包容,政策企业家也成为参与、影响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行动者。以普遍的政策企业家理论为对照,围绕中国政策企业家的研究注重采用个案研究或比较案例的方式刻画政策企业家的身份特质,呈现其如何介入公共政策过程,通过议题塑造等行为策略影响公共政策。这些研究不仅增加了学界对中国政策企业家群体的认识,也呈现了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多样化特征。不过,已有研究较多将国家间的公共政策模式差异视作一种给定,较少细致区分不同国家的政策企业家行为策略的差异。政策企业家活跃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比较不同国家的政策企业家身份特质、行为策略等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政策企业家行为模式的独有特征,也能增加学界对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深入理解。致力于刻画、比较中美两国政策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及其差异,本文采用了元分析方式,系统搜集了1999-2019年期间公共行政和政治学领域主流期刊上关于中美两国政策企业家的46个案例。基于文献回顾,本文建立了政策企业家行为策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文献中提取了32个中国政策企业家的案例、14个美国政策企业家的案例。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政策企业家行为策略的理论分析框架,综合比较案例分析和基于案例编码的统计检验,形成了以下四个主要发现:第一,中美政策企业家的活动场域和政策影响方式有差异。中美两国的政策企业家都有途径影响特定公共政策的结果,但美国政策企业家的政策影响制度化、法制化程度更高。即中国政策企业家更多在行政过程(政府)中发挥影响力,最终形成政府规章等;美国政策企业家更多在政治过程(国会)中发挥影响力,最终将政策确认为法律。近年来,中国的政策企业家也开始更加重视通过法定程序推动政策变革。第二,中美政策企业家参与的政策领域及其塑造议题的方式有差异。中国的政策企业家更侧重政策方案的价值取向,特别重视推动民生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政策变革。在塑造议题时,中国的政策企业家更加侧重代表弱势群体发声,并且他们同样注重塑造正面的个人形象,表明政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美国的政策企业家参与的公共政策领域更为多元,同时建立并主导了一个有较强包容性的议题塑造模式,侧重将利益相关群体纳入到公共政策讨论过程之中,确保政策议题更好契合社会整体观念,并得到公众认可。简言之,中国的政策企业家更侧重于将自己视作某个群体在公共政策中的代言人,美国的政策企业家则更侧重于将自己视作推动某个公共政策的主导者。第三,中美政策企业家的专业化程度有差异。中国的政策企业家更侧重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但较不重视相关方案的可操作性。美国的政策企业家则会针对特定政策问题开展更为系统、细致的政策方案设计,解决技术细节问题。第四,中美政策企业家建立同盟的倾向性有差异。建立同盟是中美两国的政策企业家贯穿政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行为策略,但中国的政策企业家更为重视体制内中央、地方关键决策者和领导者的支持和认可。中美政策企业家参与、影响公共政策的模式差异也是两国公共政策模式及其政策企业家群体发展程度的差异。在公共政策领域,美国比中国的发展历程更长,发育也更为成熟。相应的,美国的政策企业家参与公共政策的范围更广泛,影响途径更为制度化和更具包容性,政策方案的专业化程度也更高。当前,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快速提高,公共政策正逐步走向更为开放、包容的开门决策模式。这一变化催生政策企业家群体的兴起,但总的来说,中国政策企业家参与的政策领域仍然有限,影响公共政策的专业化水平和包容性程度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