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抗战
知识界
人口总量
土地
摘要:
一个时代人们对人口总量的认识是由特定时期国家内部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富裕程度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态势所决定,并且可能会对人口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
1776年中国人口总量突破3.1亿,先后引起中国传统士人洪亮吉、汪士铎、包世臣的关注或担忧。与此同时,远在英国的马尔萨斯将中国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直接归因于人口总量过多且增长迅速。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开展,马尔萨斯人口论传入中国,不少近代学者受此影响,将中国的贫穷落后与“人口过剩”相联系,这样无形中掩盖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以及中国社会制度缺陷等多层次矛盾,自然引起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
九一八事变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东北地区和热河先后沦陷,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实际存在的空间基础被削弱,更意味着附着在领土主权上的人口和物质财富同时被别国所掠夺。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势,知识界爆发土地利用与人口总量关系的论争,其争议的核心在于中国的土地,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的土地是否可以通过人为力量的开发,实现人口总量与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协调。这场激烈的论争固然是与学者专业视角差异以及《新民报》的推波助澜有关,但更多是中国严峻紧张的安全局势下知识界紧张的心态反映。
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少知识分子意识到保存人口就是在保存民族,总量庞大的中国人口总量是赢得抗战的关键。吴泽霖等学者细致分析中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在抗战中的优势所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持久战理论的构建提供数据支撑。潘光旦等学者提出鼓励优生实现人口总量合理增加的建议,此后被国民党政权所接受。总体而言,全面抗战时期知识界对人口总量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聚焦抗战,并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权发生互动。
从局部抗战时期到全面抗战时期,知识界对中国人口总量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一些转变,从聚焦人口总量与国计民生之间的关系,到关注人口总量与抗战之间的关系,从增加和减少人口总量的争论,到保存或增加人口总量的说法,这些历史性转变最重要的缘由在于全面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总量遭受到战争的残酷削减,以及中国军民在战场上可圈可点的表现,让不少知识分子认识到庞大的中国人口总量在持久战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
抗战十四年的时间里知识界对中国人口总量问题的讨论,其中不乏应时性、前瞻性的观点和研究,但在缺乏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周密的全国人口普查,以及配套的医疗卫生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其很多设想在一定程度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