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屈原
宋玉
辞赋
批评史
摘要:
屈原、宋玉是战国时期杰出的辞赋作家,文学史上并称“屈宋”。他们在辞赋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成为中国辞赋史上的开山祖师,树立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光辉典范。自西汉以来,研究、批评屈宋辞赋者代不乏人,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和反思。有鉴于此,本文采取文史结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分六个章节,对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代和清代屈宋辞赋批评发展与演变状况进行了如下的分析和阐述:
就两汉时期的屈宋辞赋批评而言,贡献突出的是贾谊、庄忌、淮南王刘安、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其中贾谊《吊屈原赋》中关于屈原姓名、不幸遭遇和所处的生活环境的记载和描述,以及对其忠君爱国思想品格的揭示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其后庄忌的《哀时命》有代屈原立言的意味,重点展现其高洁的品质和情怀。刘安曾奉诏作《离骚传》,对《离骚》做出最早的评价。司马迁评价屈原的重点,一是赞美其正直忠信的品格节操,二是强调其辞赋继承《诗经》的传统,具有讽谏精神,并且以此为据,批评宋玉不敢直谏,其评价总体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尺度。刘向将以屈宋为主的辞赋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影响深远。刘歆揭示了屈原辞赋与《诗经》的关系,显示出儒家的《诗》教观。扬雄虽然对屈原以身殉道的做法有所质疑,但推崇其辞赋为“诗人之赋”,认为其符合儒家《诗》教,批评宋玉辞赋为“辞人之赋丽以淫”,脱离了儒家的《诗》教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屈宋辞赋批评,在思想解放,特别是文学自觉思潮的推动下,呈现出多元化状态:檀道鸾、裴子野、曹摅、姚察、颜之推等人对屈宋其人其赋的评价虽然存在褒贬不同的差异,但都是以儒家的思想观念为尺度;皇甫谧、挚虞、沈约、萧统等人关于屈宋辞赋的批评研究虽然有继承汉人儒家经学思维的一面,但是已经开始从文体本身切入,展现出文章辨体的新视野;曹丕、傅玄、陆云、颜延之、萧绎等人的屈宋辞赋批评主体上已经进入赋学批评的轨道,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他在屈宋辞赋批评上折衷诸家之说,又自出机杼,成就杰出。
隋唐五代的屈宋辞赋批评重点是唐代,其总体局面也是复杂多元:初唐以魏徵、令狐德棻、刘知幾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推崇“风骚”传统,肯定屈宋辞赋的价值;而以王勃、卢照邻等人用为代表的文学家一方面过度阐释儒家的诗教观及文学的教化功能,对屈宋辞赋大加否定;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其成就有所羡慕和推崇,因而自相矛盾。盛唐以杜甫为代表的文学家,充分肯定屈宋辞赋的成就和地位,将其作为典型加以师法;但是以贾至、崔祐甫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则过度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进而否定屈宋辞赋的地位和价值。同时,同样属于复古派范围,其先驱者独孤及、萧颖士、柳冕等人依然以文学的政治教化为准绳,否定屈宋辞赋的价值,而作为古文运动领袖的韩愈、柳宗元却充分肯定其价值和地位。尤其是柳宗元的《天对》,与屈原进行精神上的对话,成为理解屈子精神世界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中晚唐直至五代末期,还有许多人对屈宋辞赋有所论列,但是总体成就不能与韩、柳相比。
宋金元屈宋辞赋批评的重点在宋。就北宋时期的屈宋辞赋批评而言,以儒家诗教观为尺度的倾向占据主流,如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的批评就是如此。同时,尊崇派与贬抑派并存的情况依旧存在,前者以苏轼、黄庭坚、秦观、晁补之为代表,多从文学的特殊性着眼,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对屈宋辞赋的评价都比较客观;后者以杨亿、李觏等人为代表,尊崇儒家道统,对屈宋辞赋的评价相对偏激。南宋时期的屈宋辞赋批评出现兴盛局面,首先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在继承汉代以来屈宋辞赋批评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获,然后是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开屈宋辞赋中名物考释的先河;接着钱杲之的《离骚集传》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以往旧注拘泥于儒家经解的窼臼,摆脱了前人非出于孔子之学者则弃之不用的狭隘观念,对《楚辞补注》《楚辞集注》既有继承,又有修正。与两宋相比,金、元时期的屈宋辞赋批评相形见绌,但是元人祝尧《古赋辨体》通过辞赋的辨体分析和源流演变的阐释,彰显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在屈宋辞赋批评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明代屈宋辞赋批评突出的是批评方法、视野都超越前人,如陈第的《屈宋古音义》,是考订屈宋辞赋古音的开山之作;黄文焕的《楚辞听直》注意从屈原自己作品中找出内证,考证屈原的精神和思想、作品产生的先后顺序、流放之年、沉江之年、二十五篇辞赋的写作之年等,破除宋儒的偏见,颇有新意。陆时雍的《楚辞疏》在解读屈宋辞赋之时,对二人作品进行比较分析,见解颇为独到。其他如周拱臣的《离骚草木史》,不拘泥于单纯的文学范畴,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从训诂学、考据学、文章学、植物学等多个角度切入,展现出综合研究的特征。此外明人对屈宋辞赋艺术风格的阐释、影响与接受状况的分析,以及对前人屈宋辞赋批评进行再批评等等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