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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物龙凤帛画   主体意识   屈原  

摘要： 主体意识是楚国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老子、庄子、屈原在内的楚国思想家都对其有过表述。《人物龙凤帛画》是当今学者研究先秦楚国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重要研究对象,本文通过对其所画内容、勾勒线条和构图的分析和研究,以屈原所写的《楚辞》中富有哲学思想的诗句,对其所画有关内容加以佐证,来解读画中所体现出的楚国哲学思想,再从诗歌和画的呼应中印证楚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特点,同时参照当时楚国同时期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对楚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进行分析总结,探索其形成的背景和过程。文章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展开。首先是对楚国哲学中主体意识发生的土壤和背景进行详细介绍,这是展开整篇文章研究论题的基础。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文章论证的主体,分别从四个方面揭示楚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一是从天、地、人的关系中进行分析,以主人公与画面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占据画面的比例确立其主体意识的彰显;二是通过对代表“天”的凤和龙的意象分析,通过对画面中人与凤龙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其主体意识中的崇天思想;三是通过画面人物形象分析,揭示楚国人重“内美”和倡“修能”的主体意识特点;四是通过画面人物服饰图案分析,以屈原《楚辞》加以印证,揭示其主体意识中“抑恶扬善”的人伦思想。文章以绘画文本分析为主体,以屈原《楚辞》佐证画作,以跨学科的方法和独特的角度研究楚国哲学及其思想中的主体意识,有利于丰富楚国哲学思想的研究,对美术学和文学的研究也会有一定启发。

关键词： 秭归   晚奥陶世   介形虫   有孔虫   放射虫   牙形石  

摘要： 奥陶纪海侵广泛,海生动物空前发育,晚奥陶世凯迪期-赫兰特期是奥陶纪海洋生物多样性急剧增长的重要时期,保存有丰富的化石记录,其中,宏体生物如三叶虫、笔石动物、腕足动物、棘皮动物等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同时期微体动物(如有孔虫、放射虫、介形虫等)的生物面貌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晚奥陶世微体化石进行系统古生物学研究,旨在补充该时期微体古生物资料,并从微体化石角度探讨研究区沉积环境。本人对湖北秭归西陵峡剖面上奥陶统宝塔组、临湘组瘤状灰岩和五峰组硅质岩中的微体化石进行了详细研究,发现丰富的微体化石生物群,其中,牙形石共鉴定14属20种(含6个未定种),介形虫共鉴定14属26种(含16个未定种)。另外,产自宝塔组、五峰组的单房室胶结壳有孔虫和球形放射虫系华南首次报道,包括有孔虫Lagenammina sp.1、Lagenammina sp.2、Amphitremoida sp.、放射虫Armstrongisphaera sp.。宝塔组和临湘组的牙形石动物群属于Hamarodus–Dapsilodus-Scabbardella(HDS)相,代表深凉水型牙形石动物群;介形虫动物群以Planoria,Fenxiangia,Schmidtella和Aparchites为优势属,可与苏格兰西南部Craighead Limestone组和加拿大上奥陶统Esbataottine组开阔台地相或较深水相报道的介形虫动物群进行对比,有孔虫和放射虫丰度和分异度均较低,壳体为中薄壳,壳体形态保存较为完整,反映较低能的水动力环境。五峰组放射虫具高丰度低分异度,壳体中等偏大,呈球形,通常报道于深水相沉积环境中。研究区微体动物群总体属于较深水相的偏凉水动物群。本人在西陵峡剖面发现的微体化石构成研究区的深水相生物组合,补充了研究区晚奥陶世微体生物资料。研究区晚奥陶世放射虫和有孔虫系华南区首次报道,为后续探讨原生生物早期骨骼演化提供生物资料。根据微体化石生物群特征,再综合学者对上奥陶统岩性特征研究资料,认为宝塔组至临湘组属于较深水、低能的陆棚相沉积环境,五峰组属于深水相沉积环境。

关键词： 唐代诗文   屈原   屈骚   楚辞   文学批评  

摘要： 唐代囿于相关楚辞专著的缺乏而历来被认为是楚辞学史上的中落期,这一时期传统的依托楚辞研究专著的屈原批评更被认为是前不如汉魏六朝,后不及宋元明清。唐代虽然缺乏楚辞研究的相关专著专论,但诗文中确确实实保存了大量涉及屈原批评的内容。通过研究这些内容,有助于勾勒出唐代屈原批评的基本脉络,了解唐代屈原批评的内容和特点,进而为唐代屈原批评乃至唐代楚辞学在楚辞学史上进行新的定位和定性。本论文即从四个方面对唐代诗文中的屈原批评进行探讨:第一章为唐代楚辞学的中落和屈原批评的新变。通过比较唐代与汉魏以及两宋时期的楚辞学研究成果,承认唐代楚辞学中落的事实并从唐代科举制度、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和魏晋六朝学风等方面分析其中落的原因。同时指出唐代的屈原批评在唐代楚辞学中落的过程中蕴含着新变,即由专著到诗文的载体转换和由简单到复杂的内容生成。第二章为文献整理与唐代诗文中的屈原批评述论。从时代差异、创作者差异、地域色彩和创作功用等维度对唐代诗文中涉及屈原批评的文献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归纳,明确各个维度之下所呈现的具体差异,并通过个案分析来论证这些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三章为唐代士人心态与屈原批评的内容生成。通过对初盛唐、中唐和晚唐三个时期士人心态的考察,明确了不同时期对屈原其人其作不同的接受态度。初盛唐时期肯定屈原其人,否定屈原其作;中唐时期对屈原其人其作的肯定与否定并存;晚唐时期对屈原其人其作的双重肯定。在这些不同接受态度的影响下,屈原批评中关于屈原其人和其作的批评内容得以生成。屈原其人的批评内容主要有“忠”“怨”之论、“去”“留”之争和“醒”“醉”之辩;屈原其作的批评内容主要有屈骚价值论、屈骚源流论和屈骚创作论。第四章为唐代屈原批评的书写特色。以诗文为载体的唐代屈原批评因为其载体的变化注定会形成了不同以往的书写特色。这些书写特色主要有关键词法、比兴之法和化用之法。

关键词： “骚坛诗社”   屈原   主题内容   艺术研究  

摘要： “骚坛诗社”是诞生于屈原故乡乐平里一个极具特色的民间诗歌组织。“骚坛诗社”因祀而生,屈原故里乐平里村民们在每年五月端午节这一天以吟诗诵词的方式来祭祀、缅怀屈原,这也是“骚坛诗社”的开端。“骚坛诗社”共经历了元明的草创、明清的兴盛、民国及建国初期的延续以及新时期的复兴四个阶段,中途历经几次间断。“骚坛诗社”从建社以来留下了丰富的诗词作品,无论是从它的文学性质还是社会性质都给后人留下来了宝贵的财富。“骚坛诗社”的社员们一直以传承屈原文化为己任,坚持用诗歌来传递屈子精神,传承屈子遗风,是他们的坚守成就了“骚坛诗社”的今天,让“骚坛”能够成为承载屈原文化和端午文化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有四:一是对“骚坛诗社”溯源研究,通过对“骚坛诗社”的历史脉络梳理并举证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诗人,理清“骚坛诗社”600余年来的发展轨迹。二是对“骚坛诗社”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研究,分别从历史名人、地方古迹、端午节庆和生活杂咏四类题材对诗歌内容进行分类研究。三是对“骚坛诗社”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研究,延续屈骚浪漫主义诗风和恢弘的想象,呈现巴楚大地浓郁的地域特色。四是对“骚坛诗社”的启示意义的研究,总结“骚坛诗社”成功之路,揭示其面临的困境,寻找创新转型的发展路径,发掘对其他文学社团的示范作用。

关键词： 博物馆  

摘要： ~~

关键词： 人物画   代表作   屈原   山水   画家  

摘要：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是诗人屈原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来表达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说到湘君和湘夫人,就得说到另一个人——明代文人、画家文徵明,他擅长山水、花鸟、兰竹,尤其以山水名重于世,人物画极为罕见,其代表作《湘君湘夫人图》(简称《二湘图》)的题材则来源于屈原《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章。画面正中描绘了两

关键词： 屈原   山鬼   高处不胜寒   悲剧性  

摘要： 本文将通过对屈原的《九歌·山鬼》和《离骚》进行对比分析,找到屈原与山鬼形象之间的联系.从外表与内质两个方面分析二者的相似性,从而得出山鬼与屈原处在相同的"高处不胜寒"的境遇,并进一步分析屈原命运的悲剧性和其精神的永恒意义.

关键词： 李群玉   屈原   楚辞   情结  

摘要： 屈原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哀怨艳丽、绮靡伤情的忠烈情怀及文约辞微的艺术手法,成为历代文人经久不衰的审美追求。李群玉在《进诗表》中自述“宗师屈宋”,奉屈原、宋玉为其艺术宗师。“宗师屈宋”是湘籍诗人李群玉最为突出的艺术审美追求,对之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有利于深化屈原晚唐接受史研究,并推动湖湘文人研究及地域文学理论建设。李群玉的“屈骚情结”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诗歌中浓郁的骚怨情怀,主要体现为对“楚辞”故事的反复吟咏、怀才不遇的哀怨忧愤和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三个方面。在李群玉现存二百五十八首诗歌中,屈原、宋玉、湘夫人、高唐神女等反复出现,诗人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寄托抒发自己的悲伤与追思;与屈子同源的自怜自怨、惆怅哀恸的精神气质,使其诗歌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调,表现出一种有志难伸的悲愤情感。二是李群玉诗歌独特鲜明的楚辞风貌,主要表现在化用《楚辞》诗句、取材《楚辞》风物和运用《楚辞》手法三个方面,是李群玉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对楚辞艺术的学习继承。在化用诗句时,有的是对《楚辞》语言的直接化用,有的是在吸收《楚辞》语言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李群玉取材楚辞植物、楚地地名、楚地建筑、楚辞器物和楚辞服饰等五个方面,把楚水、洞庭、湘浦、沅水、清枫等引入诗歌创作中,使诗歌蒙上了一层楚辞忧伤的色彩;在楚辞艺术手法的继承运用中,李群玉主要表现为比兴象征手法、错位对比手法和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的沿袭与发展。纵观李群玉的一生,除了漫游在外的经历,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以澧州和岳阳为中心的沅湘地区,这里正是屈原的流放之地,所以李群玉诗歌中浓郁的骚怨情怀及楚辞风貌,源于以屈原为代表的湘楚文化的熏陶。而其身处晚唐动乱时代,且人生遭遇的悲苦,在晚唐屈骚书写的文学背景下,李群玉从屈原作品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鸣,从而催生了其浓郁的屈骚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