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汨罗龙舟文化
屈原
爱国
传播
精神内核
价值
路径优化
摘要：
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舟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延续两千余年,直到今天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汨罗龙舟文化作为中华龙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形成以来就因与屈原文化密切关联,而使其在剥离了娱乐竞技的成分之后,还传承并彰显着中华民族“忠贞爱国、自强不息”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党中央提出“文化自信”,做出“文化强国”“体育强国”的规划部署,中华民族正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此背景下,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考察和研究汨罗龙舟文化传播的问题,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跨学科借鉴传播学、体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文献查阅、专家访谈、田野调查、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和手段,在揭示汨罗龙舟文化形成、发展和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对汨罗龙舟文化的传播价值和传播效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评析,并就汨罗龙舟文化传播的路径优化提出了可行的策略和建议。研究认为:第一,汨罗龙舟竞渡发轫于9000年前汨罗江畔先民们的渔猎生产劳动,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起源是屈原投江,汨罗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核与屈原精神中的“忠贞爱国”一脉相承。第二,汨罗龙舟文化是一个现象级的综合文化体系,包含龙、龙舟、龙舟竞渡、屈原信仰、端午习俗五个构成要素。汨罗龙舟文化形成的四个条件是劳动人民、屈原信仰、宗亲习俗和政治环境。汨罗龙舟文化已形成多层面传播内容,包含物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三个传播层面。汨罗龙舟文化对个体具有塑造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功能,对社会具有塑造社会文化、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功能,对国家具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功能。第三,汨罗龙舟文化传播的主线有三条:一条是以龙舟竞渡为代表的显性传播主线;另一条是以龙舟打造技艺、祭祀规仪、竞渡规则等为主的隐性传播主线;第三条是以汨罗龙舟文化精神内核为主的内在传播主线。民间民众是汨罗龙舟文化传播的初始力量和坚实基础;非行政组织是汨罗龙舟文化传播的中间枢纽和组织力量;官方(政府)是汨罗龙舟文化传播的顶层保障。汨罗龙舟文化的传播价值体现在物质文化价值、制度文化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其中以精神文化价值为主。第四,汨罗龙舟文化的传播要素包含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环境、传播形式和传播受众。传播要素之间有机融合、互为支撑,既有历千年而不变的要素因子,也有随历史而变迁的要素变量。传播主体是汨罗龙舟文化传播的根本动能,政府是当前最主要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是汨罗龙舟文化传播的动机和目的,是传播的内因和意义的载体;传播环境和传播形式是汨罗龙舟文化传播进程中最具可变性的要素,受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最为明显;传播受众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不同的受众对汨罗龙舟文化的感受不同。第五,汨罗龙舟文化传播的效果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四个层面。社会层面:汨罗龙舟文化对社会起着稳定社会“价值熵”的作用,既防止个体和社会的“价值熵增”造成的价值混乱,又防止个体和社会的“价值熵减”导致的宗教式的极端崇拜,把中国社会的“价值熵值”稳定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塑造与维系着个体和社会的价值稳态;政治层面:汨罗龙舟文化发挥着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的效果;经济层面:汨罗龙舟文化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前应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是建立汨罗龙舟文化对经济持续贡献的运行机制;文化层面:汨罗龙舟文化在繁荣中华文化、塑造文体价值中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其作用是显著的、持久的、综合的。第六,汨罗龙舟文化传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相一致的路径,基于价值与效率最大化来构建传播系统。传播主体的构成及其在汨罗龙舟文化传播系统中的定位和作用是路径优化的关键。传播定位在于根植汨罗、辐射全国,然后对内唤醒汨罗记忆、深化本土认同,对外弘扬龙舟精神。传播内容的优化根本在于聚焦特质、契合主流,坚持以屈原精神为传播内核、以龙舟竞渡为传播主线。传播策略要坚持因势利导、差异引领,一方面优化构建龙舟民俗复归的文旅空间,另一方面优化构建基于模式转换的新型传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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