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屈原
《招魂》
创作问题
思想内涵
艺术特质
摘要：
《招魂》是《楚辞》中聚讼最多且争议较大的一篇。本文以《招魂》为研究对象,围绕《招魂》的创作问题、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质三方面展开探析,旨在通过订正学界过去对《招魂》的曲解和误读,还原《招魂》的本来面目,揭示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与非凡的艺术特质,从而获得关于屈原、屈作更加清晰完整的认识。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由三章构成。第一章,论《招魂》的创作问题,主要聚焦于作者、魂主和创作时地三方面。此前,学界就《招魂》的作者问题,提出了“屈原说”“宋玉说”和“秦人或汉人说”;就《招魂》的魂主问题,提出了“自招说”“招怀王说”和“招楚或招阵亡将士说”;就《招魂》的创作时地问题,提出了“怀王时期郢都说”“顷襄王时期陵阳一带说”和“顷襄王时期赴沅湘途中说”。本章通过对旧说进行爬析梳理、多方考证,又通过整合从《招魂》和《哀郢》中提取的地理信息及其契合点,且结合《招魂》透露出的情感状态,认为《招魂》理应是屈原自作自招,当作于顷襄王三年屈原离开郢都之后,在陵阳以北南渡长江,沿庐江逆行前往陵阳的路上。而从这一点出发,还能深入领会到,《屈原列传》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实则包含了司马迁对顷襄王元年至十一年间屈原流放江南前后所创作的文本序列的精准记述。以此为前提,全面、系统地探察《招魂》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质便具备了必要性与可行性。第二章,论《招魂》的思想内涵,主要聚焦于《招魂》承载的屈原的天命意识和美政理想两方面。在第一章所得结论的基础上,首先,本章通过详细考察《招魂》序辞中“我欲辅之”的话语设计和“帝”命“巫阳”招魂的情节营构背后贯穿的天命意识,以及与《离骚》《天问》《哀郢》诸篇反映的天命意识的异同,认为《招魂》的天命意识与《离骚》相通,直接来源于儒家天命观。从《离骚》的肯定天命到《哀郢》的否定天命,屈原的天命意识在流放江南前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变化过程,而创作于流放途中的《招魂》,恰是该过程中间环节的关键呈示。结合战国时代“自完之道”与“进取之术”高度对立的背景,还可洞悉《招魂》“我欲辅之”透露出的屈原天命意识的悲剧内核。其次,本章通过辨析刘勰对《招魂》招辞“荒淫之意”的判断,重申了王逸“楚国之美”评价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又进一步通过以《史记》观照招辞中地方名产的刻画,以《诗经》观照招辞中宴饮场景的描写,揭示了屈原在招辞中寄寓的强国梦想与和乐愿望。而强国与和乐,就是屈原在美政上于外于内的两大追求。第三章,论《招魂》的艺术特质,主要聚焦于《招魂》与《离骚》的外向组织。经前两章探究,《招魂》与《离骚》不管是在创作时地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密切关联,因此可以推断,《招魂》与《离骚》作为屈原同一创作阶段中相近的两篇作品,其艺术形式亦当保持有一定的指向性。首先,本章通过考证《离骚》与《招魂》中出现的“灵氛”“巫咸”和“巫阳”等巫形象,并对其实质进行解构,认为虽然楚地盛行的巫风巫俗孕育了这些进入文本的巫形象,但屈原笔下的它们,已由信仰剥离与理性沉思置换了宗教内核,披上了形式外衣,分别承载着“远逝”与“归来”的象征意义,成为了屈原艺术思维的结晶。《招魂》与《离骚》在巫形象塑造上的一贯性,彰显了屈原赋予《离骚》的形式艺术在《招魂》中的延续。其次,本章通过参照《天问》体现的屈原对神话传说的否定态度,认为《招魂》中“不祥”的“天地四方”尽管根植于神话传说,却只是虚有其表的艺术形式,而《离骚》中“乐处”的“天地四方”亦然。屈原之所以《招魂》中营造与《离骚》对立的“天地四方”,既是出于表达与《离骚》“远逝”不同的“归来”的核心观念的需要,又是出于形式上“反《离骚》”的“游戏意味”的驱使。总之,与《离骚》形式上的一致性与对立性,就是《招魂》潜在的艺术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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