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纪录片
叙事
集体记忆
摘要:
2014年2月,中国将每年的12月13日确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自此,中国开始以国家的名义祭奠30万死难同胞。作为承载这段国家记忆的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影像载体,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不仅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在主题表现、话语方式、视听手法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拍摄制作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民族记忆与世界记忆的平衡,从而呈现出明显的言说转向。因此,对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建构方式及动力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此类题材的纪录片创作本身,还能通过对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过去”与“当下”之间延续与断裂的研究,勾画出集体记忆与媒介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绪论部分分析了作为集体记忆载体的纪录片在建构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方面的重要作用,阐释了“集体记忆”和“南京大屠杀叙事”两个核心概念,并阐明了选题相关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概述了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的流变,分别以1949年、1982年和2014年作为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三个时间节点。1949年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直接主导着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的建构。1949-1981年的三十余年间,在东西方冷战的世界大背景下,中国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不仅受到国家层面对外战略方针的制约,更在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国内政治格局下被湮没和扭曲。1982年,新中国第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诞生,这是南京大屠杀记忆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沉寂后重返公众视野。此后,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经历了“控诉罪行”、“寻证历史”和“召唤和平”为主要特征的三个阶段。2014年,中国设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国家公祭日”,并开始推动中国抗战记忆的国际化。自此,在“重建中国的二战叙事”的媒介叙事框架下,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在主体诉求、叙事方式和视听表达上均发生了转变,体现了南京大屠杀从民族记忆到国家记忆,再到世界记忆的明显的言说转向。按照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集体记忆的内容可以划分为具有工具性质的记忆的集体框架和作为具体内容的“过去”与“当下经历”。记忆的集体框架决定着集体记忆的内容和样貌。按此框架,第二、三章分别从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框架、纪录影像中的“过去”和“当下经历”考察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如何建构国家记忆。第二章结合亚历山大“文化创伤”理论,通过对纪录影像文本的分析来考察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创伤”框架的形成、维持与调整。集体记忆的框架是动态建构中的,使得纪录片在内容选择、主题表达、创作生产层面也随之发生改变。本章还专门论述了纪录片审美形态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影响。尽管纪录片的审美形态不会影响记忆的集体框架,但纪录片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会影响记忆的呈现方式和记忆的面貌,影响观众对记忆的记忆与接受。第三章从“过去”和“当下经历”两个方面论述纪录片文本如何形塑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通过解析纪录影像文本所采用的叙事模式、叙事视角以及意义生成,指出纪录片以“受难”主导话语,在对“过去”的呈现中捕捉和召唤创伤记忆,通过创伤投射和情感共鸣来建构关于“当下”的集体记忆。指出南京大屠杀记忆所面临的记忆困境,尤其是中日两国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当下之伤。纪录影像通过对情感记忆与历史事实的复调表征,借助“移情”作用,使南京大屠杀不仅在认知记忆,更在情感记忆层面被建构为“创伤”,促使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这份创伤并肩负起创伤带来的责任。从美学理念上看,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经历了从单一的“表述”到“表述/纪实/演绎”多元共存的嬗变过程。时至今日,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所显现出的“真实”,既不同于虚构类影像的“艺术真实”,也不同于历史史实,是一种被“被建构的真实”;既是涵括记忆与历史建构的呈现内容,也是实现其美学诉求的呈现方式。透过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人们看到的不是历史的镜像,而是“非镜像的记忆”。在结语中,提出中国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拓展方向,认为中国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应当跳脱出“控诉”和“驳斥”的思维定势,以更为多元的主体诉求,以超越国界的平等对话的姿态,在人类化叙事视角之下,进入到更为深刻的对人性、人类自身以及人类文明的关注与反思,方才是对南京大屠杀的深度书写与严肃叙事,才能在全人类意义上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