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英语学习者
英语基本情态动词
使用特征
认知语言学研究
摘要:
情态动词作为语法领域重要、令人困惑的研究范畴之一,受到哲学及语言学领域研究者的高度关注,相关著述积简充栋、莫衷一是(Coates 1983,Quirk et al.1985,Palmer 1990,Halliday 2000,Sweetser 2002,Huddleston&Pullum 2002,etc.)。英汉情态动词国内外研究侧重基本语义区分,并对各自情态动词词义变化进行调查分析。不过既有历时、共时研究多聚焦单个或两个情态动词,较缺乏系统的英汉对比研究;英语情态动词二语习得研究国外较多、国内较少,而研究英语情态动词产出的认知效应,且用产出影响中的概念迁移印证前述研究问题的更为匮乏。
首先,本文调用CLEC列出9个基本情态动词使用频数表,与Biber et al.(1999:486)所列英语母语者进行比较,CLEC及LSWE语料库英语基本情态动词频数对比如下图:
图1 CLEC及LSWE中情态动词频数对比
图中CLEC、LSWE数据对比后,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英语情态动词使用频数存在下列异同:1)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英语基本情态动词最高(WILL、CAN)和最低(SHALL、MIGHT)频数存在差异;2)除SHOULD、SHALL外,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使用英语基本情态动词现在时形式的频数都高于相应的过去时形式。
其次,国外研究针对语义区分(Palmer 1990,Halliday 2000,Sweetser 2002,etc.)、动力演化(Langacker 1991,2008,Evans&Green2006,etc.)、情态动词和时体关系(Durbin 2006,Laca2012,Szymański 2019,etc.)、英语双情态构式研究(Hasty 2012,Lebedeva&Orlova 2019,etc.)、从母语者角度关注情态动词的语言互动能力发展(Ishida2010,Watanabe&Iwasaki2009,etc.)。国内研究大部分基于生成语法或功能语法(向二兰2011,李小川2012,etc.),聚焦英汉基本情态动词单一方面(薄冰、何政安2007,于建平2011,尹淳一 2014,章振邦、张月祥2017,尧玮2017,etc.)、单个情态动词(宋永圭2004,杨丽梅2015,etc.)、一语和二语相互间的习得效应(张会平2013,张巍2019,etc.)。未涉及英汉基本情态动词语义的系统认知研究,也未探究认知、语法、教学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基本情态动词产出影响的概念迁移领域及维度。
再次,国内英语习得方面研究(梁茂成2008,唐丽玲2012,龙绍赟2014,etc.)认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具有如下特征:1.书面语社会-自然域情态义使用偏多,认知情态义运用偏少;2.偏好运用简单、口语化的情态序列,规避使用复杂的情态序列;3.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情态动词应用受到水平影响,水平越高越趋近于英语母语者;4.汉语情态动词中‘可能’的使用频数较高。
最后,根据前期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语料库比较,以及前人发现和不足,提出如下三个研究问题:
1)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使用频数最高和最低的基本情态动词相异,背后的认知理据是什么?
2)除SHOULD、SHALL外,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使用英语基本情态动词现在时形式的频数都高于相应的过去时形式,背后的认知理据是什么?
3)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基本情态动词产出准确度和复杂度的认知理据是什么?
针对三个研究问题,采用三域情态义(Sweetser2002)、情态动词量值等级(Halliday 2000)、入场动力演化模型(DEM:Dynamic Evolutionary Model)(Langacker 1991)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英语基本情态动词使用频数差异的认知理据,较好地阐释了英汉情态动词语义、功能不同是源自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的认知层面差异,从而影响了中国英语学习者这两组英语情态动词的运用。其次,三域情态义与概念整合(Fauconnier&Turner2002)结合,解释了两类使用者的英汉情态动词与时体组合概念整合相似。最后,基于概念迁移假说(Jarvis&Pavlenko 2008),检验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基本情态动词产出的三域情态义动力演化模型和概念整合效应影响的概念迁移领域及维度。
探究问题过程中,采用定性、定量方法结合,定性方法以中国英语学习者情态动词使用特征为目的,定量研究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的使用频数进行语言对比与分析。CLEC、COCA是分别收集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语料的主要研究语料库,其它语料来自COHA、BCC、BNC、CNC等。
本文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