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课程资源库 更多>>

关键词： 语义网络   传播学   文本分析   研究范式  

摘要： 语义网络分析方法是以计算机为辅助的呈现和解释词语关系的文本分析方法。从术的角度来说，语义网络分析方法全面实现了传播学研究探求文本的表意、修辞及社会动因的研究目的，但从道的角度来看，其作为“元认知”的计算设计与传播学理论结合的前景尚不明朗。传播学研究在应用这一技术工具时，应意识到语义网络分析存在理论无关、忽视语法结构的缺陷，从而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对语义网络分析方法进行修正和补充，重视开发语义网络分析方法对于传播学研究的定制工具。只有术道相长，才能进一步提升语义网络分析方法对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中央苏区   扩红运动   传播   宣传  

摘要： 扩红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举措。扩红运动的传播实践对完成扩红任务乃至粉碎国民党的“围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促进了中央苏区政权的建设与巩固。研究扩红运动的传播实践,既有助于深入认识传播机制在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又有助于为当前新媒体环境中构建科学的传播模式寻找历史智慧。以大量的苏区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本文主要研究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的传播机制。首先,对扩红运动的缘起与发展历程做简要回顾,重点论述扩红运动的历史背景与运动产生的过程,为促进传播机制的分析作铺垫。其次,基于传播学的“5W”理论,从扩红运动的传者、渠道、内容、受众、效果等方面来呈现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的传播实践。(1)传者是网络化的:除了各级党与苏维埃的政府的人员外,中央苏区各军队、团体、群众组织都有专门的宣传队、慰劳队,各乡村还有大量的俱乐部、工农剧社、列宁室,甚至儿童也有自己的俱乐部;(2)多元化的受众构成:广大青年群体为扩红宣传的主要受众群体,辅之以妇女家属及白军士兵;(3)多媒体构成的渠道:不仅有大众传播的报刊媒介,同时还形成标语、布告、通告为主体的公众传播,同时还兼顾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媒体;(4)从内容来看,中央苏区的宣传人员不仅向受众阐释了扩红的目的和意义,同时还宣传了党的政策与红军的宗旨,另外还宣传扩红运动的经验;(5)从扩红宣传的效果来看,通过多种传播方式,使扩红的任务、方法、政策及时传播到受众中去,不仅实现了党关于扩红的任务,同时还让广大群众对扩红运动的意义达成高度的认识。从整体上看,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的宣传实践是一种上下互动的“金字塔”宣传模式,即一种多维的、动态的、快速的传播模式,以及在这种模式中丰富多元的传播策略。当前,在新媒体语境下,虽然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的传播模式已褪去昔日的光彩,但其理念与经验对当下社会动员及发展新时代的传播机制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红高粱》   英译   5W传播模式   比较研究  

摘要： 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家族》由维京企鹅图书公司初版于1993年,迄今发行两万余册。人们普遍认为是葛浩文率先将莫言介绍到英语世界。但是早在1989年,“红高粱”系列中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即由邓世午和于大波翻译成英语。《红高粱》首译本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首译本的遇冷与葛译本海内外走红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出发,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考察两个译本的传播过程,探究首译本遇冷原因和葛译本走红原因,并总结《红高粱》传播中的经验与教训,以此为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有益借鉴。基于研究,笔者有如下发现:第一,邓世午和于大波两位译者自身所持有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少之又少,导致《红高粱》首译本很难得到国内专家和读者的认可,而葛浩文通过在汉学届和翻译界的声望、重要的社会地位、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与莫言之间的友好关系累计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这些资本为葛译本《红高粱》在西方的成功传播奠定了坚定的基础;第二,《红高粱》首译本在翻译文化负载词和景物描写时,倾向于简化处理,导致中国文化元素的流失。而葛浩文灵活地采用直译、意译兼用的翻译策略,最大程度上再现了莫言的写作风格;第三,《红高粱》首译本仅由国内一家出版社发行出版。而葛译本《红高粱》通过国外主流出版社、国外具有影响力的期刊和报纸以及电影在西方得以成功地传播;第四,葛译本《红高粱》的受众包括西方翻译界专业人士、大学生和普通大众,相对比较广泛。而首译本受众面很小,只有一些专业人士和汉学家。

关键词： 传播学   美国高校   学科设置   课程设置   文本分析  

摘要： 课程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对大学课程的研究至今仍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弱项。对不同性质的学科来说,其课程设置的方法不尽相同。因此对课程的研究,应该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传播学作为一个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的专业,在科技不断兴起的过程中,传播学的变化日新月异。当代的传播学在各类新兴技术的发展下,不断地与其他技术、行业进行交互。由于技术的兴起,不仅仅提高的传播与技术的交互性,也大大提高了传播媒介的多样性。基于这些,当今的传播环境已经是包括在线社区、社交媒体、用户生成内容、众包、大数据及数据分析的传播环境,而更要求基于技术的传播可能。而在这种大的传播氛围下,传播环境更加复杂,传播多样性指数增加,在不断的要求传播学专业可以提供足够优秀的人才。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生教育还处于依赖新闻学的存在,科目划分不清晰,人才培养仍然在摸索阶段。中国的新闻教育自创建以来一直以美国为蓝本,发展至今也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但相比于美国,中国新闻教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尤其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强调通识教育之后,新闻教育的改革之路就更为艰辛,特别是在课程设置方面。本文针对QS排名美国前20的高校最终筛选出7所对其传播学研究生学科进行分析,针对传播学科设置和课程设置来进行多方位的分析,通过7所高校的学科设置将交叉学科作为重点分析,得出美国顶尖高校的传播学人才趋势分析及传播学发展趋势可能。本研究以文本分析作为手段,内容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各学校官方网站内容为一手研究资料,参考多专业的文献进行交叉分析,希望对我国传播学科设置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新闻与传播学   研究方法   规范化   学科建制  

摘要： 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是现代学科建制的基本要求。与老牌人文社会科学相比,作为新兴学科,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中,新闻与传播学有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自身学科的合法性执着努力。推动研究方法的逐步规范化正是这种努力的一大发力区域。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定的时代场域会影响到研究方法的认识判断,但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在70年的学科发展中,一直没有忽视研究方法,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传播学"进口"而带来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独立而带来的现代学科建制对研究方法的强调,促使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越趋规范化并逐步被制度化重视。过去70年,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研究形成了一些核心议题,达成了方法薄弱、方法制约学科发展等共识,但依然存在质化与量化之间的争议、方法对知识贡献的价值不大、方法会束缚研究者、量化研究过于简化等不同声音。从未来的图景看,在显学趋向和"三大体系"建立的背景下,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还将担负助力本学科本土化的新使命。

关键词： 马来西亚   华人   国家认同   政治传播   《星洲日报》  

摘要： 现代民族国家大多具有多个民族或族群,这些族群的国家认同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多个原住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族群矛盾由来已久。其中,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历史上曾面临种种“歧视性”政策,导致其国家认同产生巨大危机.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却呈现出了愈发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在这个过程中,马来西亚的华文媒体发挥了“议程设置”的重要作用。本文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文化,把握主流华文媒体在其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基于对导致华人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深入的分析,探讨和评估了华文媒体在华人国家认同塑造中所采用的具体方式.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历史上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演变,发现马来西亚华人在高压环境和恶劣的政治生态下,产生了极强的抗争意识,并通过政治参与中的族际“互动”与“交往”,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实现了对本族群认同的建构.本文阐述了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其中重点叙述了《星洲日报》的发展历程和它在华人社会拥有的重要影响力,并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星洲日报》在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期间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发现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国家认同的增强,主要得益于马来政府的政策转向、华人积极的政治参与以及媒体的塑造功能.其中媒体发挥的功能一方面体现在媒体的“民主化”功能上,包括形成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等;另一方面体现在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解释”的功能上,包括“求同存异”、塑造“集体记忆”、营造“参与感”和区分“他者”等.本文主要以《星洲日报》在大选期间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对“第十四届马来西亚大选”这一事件进行个案分析,指出这次“改朝换代”为马来西亚的威权政治打开了一个缺口,促进了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转型。此次“民主化”所带来的民主体制的发展发挥着“制度合法性”的建构作用,同时,马哈蒂尔为首的“希盟”对前任政府腐败行为的激烈抨击,在“利益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方面也塑造着认同,三者共同作用于马来西亚华人对新任政府和执政者认同的增强.然而,在多元族群的政治社会中,各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短时间内依旧不会消逝,历史上马来西亚华人所遭受的一系列“歧视性”政策,他们曾经在抗争和反抗的过程受到的屈辱和艰难险阻,已经成为不可消磨的“集体记忆”印刻在他们的头脑中。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下,绝不可能简单地用国家认同覆盖或消灭原生性认同。本文认为,“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在不同“场景”中进行切换,并广泛形成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共识,是马来西亚华人、执政者和华文媒体在未来的族际整合和国家认同建构中最为重要的行动方向。

关键词： 协作式在线学习   在线学习体验   影响因素  

摘要： 协作式在线学习是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学习者为达成共同的学习目标,通过与其他参与者交互建构知识,达到学习效果最优化的学习和教学活动方式。随着在线学习资源的不断丰富,以及在线教育产品的层出不穷,学习者对在线学习的体验成为很多研究者及设计者关注的方面。学习者作为在线学习的目标群体,其对在线学习的感知与体验不仅与其使用意愿相关,还对学习效果及课程改进也有重要影响。而协作式在线课程正在初步发展阶段,因此,对学习者的在线学习体验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在线学习体验研究成果的梳理,本研究得出在线学习体验包含平台感知、教学存在、社会存在及认知存在等维度,并从课程构成要素及用户体验的视角探讨了影响在线学习体验的因素。基于探究社区理论及体验学习理论,本研究构建了理论模型、提出相关假设,并修订Arbaugh等人开发的英文探究社区量表,将其作为协作式在线学习体验及其影响因素量表的主要部分。本研究采取调查研究法,借助专业统计平台问卷星,对M大学修读“教育传播学”协作式在线课程的学生进行预调研及正式调研。采用SPSS22.0数据处理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一系列实证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结合分析结果验证研究假设、修正理论模型,并得出研究结论:(1)学习者对协作式在线课程的体验整体较好,其中学习者对教学存在的体验最好,社会与认知存在次之,对平台体验的满意度最低。学习者的性别、在线学习经历、登录平台次数及在线学习时间段与协作式在线学习体验的某些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性。(2)影响协作式在线学习体验的因素主要有:第一,“触发事件”“解决”“设计与组织”三个因素是影响协作式在线学习体验的主要因素;第二,“自我效能感”“平台感知”“实施指导”“情感表达”“交流与氛围”“探究整合”等因素均不是影响协作式在线学习体验的直接因素;第三,各影响因素内部存在显著相关性,会间接影响学习者的体验。最后,根据调查研究的结论,本研究对协作式在线课程的设计与组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课程设计者应清楚传达课程主题与目标、合理规划协作式在线学习活动的时间安排、为学习者参与协作式在线学习提供明确指导与说明;第二,协作式在线课程的创建应关注对在线讨论话题的设计,特别是对讨论话题的引入与知识的实际应用;第三,教师(助学者)可根据学习者的认知风格,采用适时提供反馈、鼓励与赞美等方式促进与引导学习者参与学习活动。

关键词： 字幕翻译   传播学   纪录片   《鸟瞰德国》  

摘要：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越发频繁,影视翻译及其下的字幕翻译越来越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研究对象方面,热映电影或电视剧是重点,但包括纪录片的其他影视作品类型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了一定研究基础。在理论应用方面,国内研究者多运用功能对等理论和目的论进行字幕翻译研究,较少借用其他领域的理论。本文尝试在分析《鸟瞰德国》第一季的两个中文字幕译文的基础上,从传播学视角看待纪录片字幕翻译。传播学的理论涵盖了信息传递的各个环节,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过程,翻译也包含着相互紧密联系的各个要素,运用传播学的视角,可以更加全面地考察翻译。在此视角下,作者对《鸟瞰德国》字幕翻译进行个案分析,在对比译文的基础上,从译者、信息和噪音、受众等角度探讨了纪录片翻译的策略,并分析了传播效果的增强与减弱。研究发现,译者作为信息传播的把关人,通过删减或者保留信息,控制着受众接收的内容;信息传输过程中面临着噪音的干扰,译者通过增加冗余信息或者转换原文信息的方式减少噪音;;观众是纪录片译文字幕信息受众,为了符合他们的期待、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译者多用四字格,使译文符合中介中文表达习惯,同时追求语言的艺术性;高可信度信息与正确的传播技巧能增强传播效果,字幕翻译中的误译则会使信息不能正确传递,减弱传播效果。

关键词： 自媒体   农民   主体性   大众传播  

摘要： 人的主体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命题,它会随着社会历史和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的主体性问题都在进行着内涵的扩充和边界的拓展,新的时代和社会发展背景下,主体性也必然会有新的表现。在自媒体时代下,中国农民的主体性表现出了虚拟性、多元性和创造性等新特征,这也是对这个时代特征的直观反映。在传统的传播体系中,农民的主体性处于缺失和受限制的状态。农民在传播中的缺少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也影响了社会媒介体系的构建,造成社会媒介传播主体的失位,进而影响到社会媒介的传播效果。新时代背景下三农发展呈现新形态,农业农村现代化呈现新要求,农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理性经济人主体性地位增强。在此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建构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自媒体是一种依托互联网技术而产生的新型媒体,可供使用主体自主信息发布和信息共享的即时交互平台,凭借其平民化、高时效性、高互动性的特征,自媒体迅速被农民群体接纳和普及,并在其主体化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自媒体构筑的新的社会传播体系中,自媒体赋予了农民参与式的传播体验;自媒体通过助力农民自主生产、选择和传播信息,保障了农民在传播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通过解放农民的想象力、激发农民的创造力,提高了农民在传播中的创造性。在自媒体建构作用下,作为主体的农民在新的社会传播体系中获得了社会交往方式的颠覆,也获得了自媒体带来的对自身主体性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主体权利得到了加强,获得了空前的传播参与权和主导权。在自媒体环境下,农民的主体性呈现了虚拟性、多元化、创造性的新特征。通过参与社群化传播,主导自身社会关系,增强自身社会属性;融入社会交往体系,维护自身主体价值;决定自身交往行为,建立多样化社会连接;建立社会交往圈层,创新文化表现形态。沿着媒介技术创新的道路,农民通过不断的参与、体验与调适完成了颠覆旧我、塑造新我的过程,在广袤无垠的数字家园中乐享传播自由,重建主体性。

关键词： 身体   数字代沟   隐私   怀旧   地缘政治　　body   digital generation gap   privacy   nostalgia   geopolitics  

摘要： 本文主要关注2018年刊载于两岸三地中文学术期刊中的传播学研究，由六位研究者共同参与收集与筛选，筛选标准主要是文章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方法、研究结论与创新性，兼顾主题聚类，最终将遴选出的文章分类整合成十个板块进行简要论述，分别为：发现“身体”、传播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传播学的道路选择、经验效果研究新论、近代中国的媒介与知识、数字时代的代际沟通、数据泄露与隐私保护、情感与记忆研究、媒介与政治、信息传播技术的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