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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莫言   『赤い高粱』   『紅いコーリャン』   传播学   翻译策略  

摘要：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198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后,又陆续发表《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四篇中篇小说。1987年,这五部作品以《红高粱家族》为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红高粱家族》在《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国小说100名中,位列第18名,2001年又被World Literature Today评为世界40部杰出小说之一。1989年、1990年,《红高粱》小说被井口晃翻译成日语出版,日语译名为『赤い高粱』。井口晃在该作品的日译本后记中,虽然对该小说有批评的意见,但从翻译本身来看,质量属于上乘,且看得出译者对中国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较为熟悉。1987年《红高粱》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在第38届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后,于1989年1月27日,以『紅いコーリャン』之名在日本上映,文教大学文学部白井啓介教授担任字幕翻译工作。本论文以莫言小说原作《红高粱》和井口晃翻译的日译本以及电影原作中的中文字幕和白井啓介翻译的日语字幕为研究对象,使用的研究方法对小说日译本与电影日译本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小说、电影各自的日译本翻译特征。本文主要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序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今后的课题。第一章首先详细介绍小说译本和电影译本出版发行的过程,分别对日本人和中国人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两译本的翻译情况和受容情况。第二章采用语料库的方法,分别建立两个日译本的平行语料库,对两译本的TTR数值、词汇密度、高频率词汇分别进行具体研究。通过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理论,以拟声拟态词、称谓语、文化负载词、民谣为中心,对小说译本翻译策略和翻译特征进行详细分析。第三章以传播学视角,以传播五要素为模型,对电影译本的翻译主体、翻译内容、翻译媒介、翻译受体、翻译效果进行分析,对电影中出现的称谓语和民谣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特征进行深入挖掘。第四章通过对比研究分析,举例详细考察两译本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特征,总结两译本的翻译特征和异同。第五部分为结论。从研究结果来看,井口晃的日译本在重视小说文学性的同时,也考虑到日本读者的理解程度。白井啓介的字幕翻译考虑到视觉画面和字数的限制,尽可能使用观众易于理解的口语。另外,两译本中都使用了许多翻译策略,尽可能使用恰当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 传播学   演出信息传播   演出经纪人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文化市场也随之蓬勃发展,演出作为文化市场的一个环节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演出经纪人作为演出活动运营中的重要部分,将艺术和商业完美融合,也担任着文化传播的把关人的角色,从而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繁荣发展,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研究演出经纪人这个职业,从演出筹备到完美呈现给观众,演出经纪人如何影响并控制整个信息流动过程,演出经纪人的发展困境以及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未来演出经纪人的发展与转型策略。本文在介绍演出经纪人之前首先对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用数据揭示了演出行业的飞速发展。其次在第二章对演出经纪人这一职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比如产生历史、发展现状、业务内容、职业素养和技能要求等。分析了演出从创作到宣传到效果反馈一整个过程中演出经纪人参与和起的作用。第三章创新性地以传播学的视角,将演出从立项到开演过程视为一个信息传播链条,将演出传播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个层次,将演出经纪人视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和信息传播的把关人,研究演出经纪人在这个信息传播过程中作为媒介,通过影响演出信息的协调沟通,保证信息传递的准确和高效。作为符号加工者,在传播链条中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更好融合艺术和商业需求。作为把关人,对演出符号有取舍,保持演出内容朝着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演出经纪人的业务核心价值就在于他们掌握了更加广泛的信息资源,在投资方、演员之间作为连接的中间桥梁,他们了解营销、消费者心理、拥有较好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广泛的关系网络,因此他们既为演员提供专心艺术创作的机会,又能够帮助投资方选择最能够吸引观众、产生一系列良好传播效果的演出项目。本文分析了影响演出经纪人进行演出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认为经纪人自身具备的素质、传播渠道、传播媒介数量是影响最终传播效果的因素。本文的重点在于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演出经纪人发展所存在的问题,认为媒体报道营造了一个负面的信息环境,让大众对这一职业形成刻板印象。互联网冲击破坏了传统的组织内传播渠道和模式,严重损害演出经纪人合理权益。演出经纪人在大众传播这个层面上的“把关人”角色被削弱,没有话语权。最后本文结合房产经纪人、体育经纪人等成熟模式,提出演出经纪人的发展策略,比如增加演出经纪人的期刊、专著等理论研究和文字记载,让大众有理可依;增强演出经纪人社会地位,给予更多的把关话语权;培养意见领袖,改善大众刻板印象;通过事件营销打造演出经纪人个人品牌、突出演出经纪人的核心价值,传播与“众”不同的价值观;最后本文提出要整合组织内传播渠道,成立演出经纪人分会,增加组织内的横向传播,合理将互联网与经纪业务结合,保护组织内的传统传播渠道,维护行业秩序。

关键词： 小猪佩奇   形象变异   多元文化   后现代  

摘要： 《小猪佩奇》是一部英国学前动画片。自2004年在英国首播后,已经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以40多种语言播放。因其活泼温情的故事情节、魔性的画风、简单的画面而备受欢迎。动画凸显“简单的家庭生活”和“完美的家庭”两大主题,故事内容多围绕日常生活进行创作,展现生活中的乐趣。佩奇聪明伶俐、活泼友善的小猪女孩形象也深入人心。《小猪佩奇》引进国内后,受国内传播语境、传播主体、媒介技术的影响,传播过程中逐渐发生形象变异,形成“猪猪女孩”、“社会人”、“硬核鼓风机佩奇”等新佩奇形象,并成为表情包文化、方言文化、短视频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的载体,传递不同的文化语义,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佩奇文化”风潮。与此同时,新佩奇形象还激发了后现代社会人们儿童化消费倾向及社交化消费倾向。商家也从中获取了极大的商业利益。佩奇形象从原动画形象至一系列新佩奇形象的变异,既是不同文化形态的传播,又是后现代社会文化特征的展现,直观地呈现了目前国内的社会文化现状和特征。本文对于小猪佩奇形象变异过程的研究,重点并非其本身的动画形象,而是佩奇形象旅行至中国的文化语境后,经由国内接收者想象并二次创作产生的“集体想象集合物”。通过对新佩奇形象传播主体、传播语境、传播媒介、文化意义等方面的分析,深度剖析形象语义,借此研究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核,探讨国内当下社会中出现的某种后现代文化的一些特征。本文借鉴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概念及理论,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对小猪佩奇形象变异进行了分析。论文梳理了佩奇的原动画形象及变异后的新形象,通过对小猪佩奇形象的呈现形态及形象变异过程的分析,指出了导致佩奇形象变异的原因,针对造成其形象变异的原因,联系当前社会背景及文化背景,深度剖析该现象呈现出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特征。文章旨在解决三个问题:小猪佩奇形象传入国内后发生了怎样的形象变异?小猪佩奇的形象为何会发生变异?小猪佩奇形象的变异反映了当前中国怎样的社会及文化特征。文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理由、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等。第二章对论文中的重要概念及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界定和描述。第三章梳理了小猪佩奇原动画形象及变异后产生的新形象。第四章从三个阶段介绍了小猪佩奇形象变异的全过程。第五章分别从传播媒介、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语境几个层面阐释小猪佩奇形象变异的原因。第六章进行总结,对全文进行总结性思考,阐释小猪佩奇形象变异现象与后现代社会转换之间的联系,并对研究成果进行小结并指出自己研究中的不足。研究发现,《小猪佩奇》动画引进国内时,正值媒介技术的快速变革的时期,短视频等新形态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当下的传播语境,也带来了新媒介文化、代际文化、消费主义等文化新形态的产生。社会由单一主流文化转向多元文化互相交织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佩奇的形象先后成为各新兴文化的载体,传递其中的文化话语与文化规则。也正因如此,佩奇新形象也呈现出后现代社会中的诸多特征。佩奇形象变异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后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媒介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佩奇形象变异的文化环境,也为佩奇形象快速变异提供了技术支撑。媒介技术的发展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地位提升,大众传播媒介不再拥有主导地位。网络流行文化、社交文化、圈层文化等亚文化形态对主流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当下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去中心化的后现代社会。佩奇形象的变异映射当前社会文化特征的同时,也从侧面凸显了当下社会里媒介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 电视综艺节目   《上新了·故宫》   文博类节目   传播学  

摘要： 2018年11月北京卫视和爱奇艺播出了一档大型文博类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节目一经开播就引起了广大受众的热议,创下了CSM52城市网收视率前两名的佳绩,今年6月14日,该节目荣获了第25届上海电视节最佳综艺电视节目。有别于专题栏目类的《国宝档案》、电视纪录片类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及收藏鉴赏类的《鉴宝》等传统形式的文博类节目,《上新了·故宫》融合应用纪录片和综艺两种节目形态,以故宫为内核,重点讲述文物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密码,并且将文博与

关键词： Y乡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   差异化   本地化   全媒介  

摘要：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互联网时代,西部乡镇居民的食品安全信息依然匮乏,呈现出严重的数字鸿沟现象。食药监管部门、被监管单位和村民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过程中处于一种交流不足、沟通不畅、效果不良的状态,致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推进困难、风险防范欠缺,极易引发食品安全事故,因此,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尤为紧迫、艰巨、重要。本论文以甘肃省Y乡作为研究个案,综合运用田野调查、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首先,对Y乡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现状进行了详细描述,当地政府和监管部门对此项工作重视不够,专业人员缺乏,Y乡食品安全风险来源复杂多样,监管部门与食品安全被监管单位、村民之间的交流方式不佳、交流媒介匮乏、本地化交流内容不足、未启用风险交流预警机制,风险交流效果不良。接着,论文对Y乡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主体进行相关性分析,Y乡食药监管部门与被监管单位以及村民之间是一种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交流较为被动。监管部门体制建设不完善、交流能力不足、业务不熟悉,被监管单位人员和村民经济水平、文化程度、风险认知水平、对监管部门的信任程度、参与交流程度等较低,由于相关交流主体的诸多问题导致交流效果较差。最后,根据调研数据的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六种交流策略:差异化交流、本地化交流、全媒介交流、构建风险交流体制、提高关心信任、应用交流技巧,以期给相关食药监管部门提供有益借鉴,有效推进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

关键词： 非法经营罪   著作权   新媒体出版体系   传播学  

摘要： 非法经营罪是刑法分则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罪名,常因是否"严重危害市场秩序"这一判断因素而陷入此罪与彼罪的争议中。在新媒体体系下,非法经营罪应该排除出著作权领域的认定中,以此方能符合刑法规制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 心理学   传播学   归化与异化   翻译的创造性  

摘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随即接踵而来,尤为显著的是日渐增多的遭受情绪及心理问题困扰的患者出现。本次翻译实践选用的文章来自于《我们为什么相互仇恨》的第二章与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困扰人们的负面情绪——嫉妒与贪婪的成因及表现形式,对人们了解情绪问题及心理问题的成因,从而在生活中有效地处理或避免此类问题的困扰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此次文本的翻译是在传播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笔者通过此次翻译实践,对今后此类文本的翻译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本此翻译实践报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项目背景和项目意义两方面介绍了此次翻译任务,第二部分描述了本次翻译实践活动的整个翻译过程,第三部分介绍了此次翻译的指导理论——传播学理论的相关文献综述,第四部分案例分析是报告的重中之重,在传播学理论的指导下,分别从归化和异化策略以及翻译的创造性探讨了翻译中出现的问题。最后一部分是此次翻译的总结与感悟。

关键词： 中国当代科幻文学   传播学   5W模式   译介   《看不见的星球》  

摘要： 中国科幻文学所蕴含的普世性与时代性,对于中国文化形象构建具有正面意义。近年来,《三体》《北京折叠》等优秀作品相继折桂“雨果奖”,更是这一文学类型“走出去”的成功证明。然而目前在翻译研究领域,科幻翻译依旧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其中针对中国科幻作品外译的系统梳理性研究尤为匮乏。自1970年中国第一部科幻作品、1984年第一部中国当代科幻作品英译出版以来,至今已有逾百余部中国作品得以译介海外。鉴于目前得到译介的中国科幻作品中1949年后创作的作品占多数,本研究将主要选取当代科幻文学的译介情况作为研究对象。翻译与传播存在着内在联系,传播学也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更为整体、动态的视角。本研究拟在传播学理论的观照下,具体通过拉斯韦尔5W模式,结合量化与质性研究对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自1984年在海外第一次出版后的外译情况进行分析,即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以及译介效果五个方面入手,分析目前中国科幻文学对外译介具体情况。研究表明,多样化背景的优秀译者、甄选的优秀原作与巧妙的翻译方法、线上线下结合的出版途径、针对读者的全方位考虑都促成了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有效传播,同时良好的海外传播效果正在对中国当代科幻的本土发展进行反哺,中国科幻正在经历又一次发展高潮。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经验进行分析总结,试图充实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以期对整体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些有效的借鉴。

关键词： 传播学   受众主体性   心理空间   社会空间   语境化空间  

摘要： 在传播学的阐释框架中，受众研究始终都占据着“显要”位置，而且“被动”或“消极”的受众常常被视为研究思路的逻辑起点。然而，受众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实践主体，以此勾连了一种“行动者”的意义。作为一种行动者，受众的媒介实践始终离不开“空间”的支持，并借助于空间这种特殊形式进行意义的阐释，从而使其主体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和发挥。受众的媒介实践在与空间发生内在联系的过程中，二者以辩证性的关系逻辑“淬炼”与“生成”了一个有关“空间实践”的新话题。本研究致力于探讨受众的空间实践过程。具体而言，在把受众视为行动者这一根本前提下，以空间和实践为理论基础，运用观察、访谈以及文化研究等方法，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案例，并将其进行普遍化的抽象，从而在一般性意义上解读受众的空间实践过程。　　本研究既然以空间和实践作为理论范式，那么理论基础的解读则围绕“实践理论”和“空间理论”而展开。其中，在实践理论方面，按照从“社会实践”到“媒介实践”的路线图进行概观;在空间理论方面，重点对具有微观性的“心理空间”和富有宏观意义的“社会空间”进行思想爬梳。基于对空间理论和实践理论的阐释，本研究对“空间实践”做出了理论导引及其界定。空间实践作为空间与实践进行辩证的一种结果，其二者存在着这样的一种逻辑，即空间为实践的发生提供了场所，而能动性实践又对空间进行了意义的重构。　　受众的空间实践遵循着空间与实践的辩证逻辑，并通过“语境化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等三重空间维度来操演其阐释理路。其中，语境化空间是受众媒介实践的前提和基础，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是受众媒介实践的两种不同结果;语境化空间的存在影响了受众的媒介实践行为，而受众的（能动性）媒介实践再生产了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以此使受众的主体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显。　　具体而言，语境化空间是受众媒介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为受众的媒介实践创造了存在性语境。作为受众实践的“先验性”条件，语境化空间主要通过实在（家庭场所、工作场所和休闲场所）和虚拟（关系社群与媒介）两种空间形式进行体现，并在“空间生产”的强力导引下形塑和影响着受众的媒介实践。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是受众媒介实践的两种不同结果/产物，既在微观的心理实践层面洞察了受众的主体价值，又在宏观的社会实践向度上审视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构建，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受众存在的主体价值与社会意义。心理空间一种作为微观性空间形式，既涉及具有媒介经验性质的“反身性”构建，又涵括了受众体认自我的存在价值，还“接恰”着“接受”过程中的注意、理解与记忆等意识行为的创构。社会空间主要以社会关系为核心，通过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等交往互动得以具体诠释，即受众与媒介生产者的交往关系、受众的社群想象。　　虽然受众的主体性在空间实践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彰显和发挥，但是这种主体性并非一种绝对的能动，而是受制于空间场所、社会文化以及传播媒介等各种“隐性权力”的影响，即空间实践过程始终潜藏和隐匿着特定的“权力”话语。

关键词： 21世纪儒家文化   负面中国形象   德国接受   传播学   传播模式  

摘要： 本文以精选的三部新世纪出版的德语版儒家文化著述为研究对象,此三部德语著作各有代表性,由于传播者的主体身份不同,导致他们对相同的儒家文化在各自传播内容上做出了差异巨大的主观阐释。经过梳理上述儒家文化著述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在对儒家文化经典理论的阐释方面,三位作者大致相同;但对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实践,以及在德国传播后产生的儒家中国印象观上却分歧很大。在两位非华裔的著作中,突出显示了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负面儒家中国印象观在德国传播广泛,进入新世纪仍有存留,并广有市场。笔者从传播学角度探究儒家文化在德国的曲折接受历程及相应的传播效果的主客观原因;借用了传播学经典的5W传播模式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并增添了“传播关系”维度,构建了六大维度分析的论文整体框架;在每个维度分析的最后都给出了各自相应的反思及对策,以期改变德国人长期以来形成并遗留至今的中国儒家文化负面印象观。全文共分为六章。前四章依次介绍了论文的写作目的和结构、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涉及到的儒学及国家形象等概念、三部精选作品和作者的归纳概括和论文所用到的传播学理论等内容。第五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围绕汉斯·凡·艾斯(德裔)、李恩俊(韩裔)、顾学武(华裔)三位作者及其著述,通过具体实例按照六大传播维度比较分析他们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异同点。第六章总结三位学者在各个传播要素上的突出特点和新世纪中国儒家文化走进德国的优化传播模式。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虽然已有学者研究过儒家文化在德接受情况,但很少有学者用传播学理论分析和解读他们研究的结果。二、笔者希望更加深入探讨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中的各要素间的关系,因此拓展了传播学提出的五大维度研究方法,增加了“传播关系”分析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