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融媒体
新闻
记者型女主持人
媒介形象
传播学
摘要：
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新兴媒介逐渐成为信息时代中无法忽略的巨大媒介能量,改变着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不断相互磨合与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中,融媒体环境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信息渠道变得多样化,这也让更多的思想踊跃地迸发与交流,“性别意识”逐渐觉醒,并渐渐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在此之时,女性的身影在媒体传播中也变得丰富起来,据《我国新闻业务蓬勃发展研究报告(2020年发布)》显示,截止2019年12月31日,我国全国共有232830多名新闻记者持有效的新闻记者证件。从性别看,男性117860人,占百分之50.62%;女性114970人,占百分之49.38%。男女记者比例从成倍的差距逐渐趋平,女性介入媒体生产的程度也越来越深。但其所呈现的性别形象值得我们关注,并思考我们传播女性形象的出发视角是否客观?所传播出的形象是否片面或歪曲?在这科技、经济、生活方式都快速变化的时期,从事媒体工作的记者型女主持人作为女性群体的缩影,在“传播的一线”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其媒介形象与传统媒体时期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带着以上问题,本研究从融媒体视角出发,结合新闻传播学及女性主义的知识理论,以柴静、邹韵、王冰冰、庄晓莹等融媒体环境中突出的记者型女主持人形象为典型,分析并讨论记者型女主持人的职业形象建构与社会性别建构的过程及变化。除内部个体的分析外,也要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影响。融媒体时代来临的同时,社会中的"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也在被催化,在现实的媒体传播过程中,记者型女主持人作为传媒从业人员,不仅是从事编写工作的新闻主体,也被作为传播新闻内容的客体,导致记者型女主持人们不但必须解决“记者”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社会普遍问题,也必须承担她们自身被媒体所建构的社会压力。传统的“播出式”传播逐渐变成了“搜索式”传播,受众主导性增强,反之也会影响到新闻的传播方式与传播内容,例如新闻标题的撰写。因此,本文还通过抽样调查及问卷调查统计了融媒体环境下的受众变化,分析其作为外部影响因素对记者型女主持人形象呈现的影响。这个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交汇与重组的时期,既是女性媒介形象的重要催化剂,也成为了女性媒体形象的重塑关卡。从收集的记者型女主持人形象的典型个例与量化样本中,可以发现我国的记者型女主持人形象变得更加多元、松弛、具有个性化,但仍然存在将“女记者”、“女主持人”作为新闻噱头来消费、将记者型女主持人作为“脆弱”的意象用来烘托事件氛围,或是对记者型女主持人的职业工作抱以“看热闹”态度的现象。因此,对于这些现象,本文结合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网络媒介特点等角度综合分析,网络新闻传播在刻画记者型女主持人形象时产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在于:一,是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发展导致性别观念具有延后性。社会大众对女性的深刻成见和记者型女主持人群体的“集体无意识”使新闻传播领域很长时间内由男性所主宰,而女性则长时间没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历史文明和消费主义文化对网络传播媒体产生的重大冲击。生产力提高的科技进步,推动着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媒体自然包括在其中。互联网的存在,极大地提高了资讯传递的有效性,人人都能够不依靠以往专业且昂贵的资讯收集和传递设备,进行成本几乎为零的资讯贩卖,或者说使得大家都能够低成本地进行以往只有专业传媒人才能进行的信息传播行为,这也减少了在女性体力不够、资讯来源不够广泛等传统印象中从事媒体业务的困难。二,网络媒介的开放性与互动性更适应大众心理。在媒介融合的过程当中,也融合凝聚了受众。不同文化和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在共享着同样的媒体信息渠道,也就意味着媒体自身也要提升开放性。“直播”作为融媒体时代的重要形式,一方面缩短了信息处理的流程和时间,提高了实效性;另一方面可以在直播过程中通过弹幕评论与连线增加与受众之间的交流,过去这样的评论性交流需要一期又一期的更新报道,而现在可以通过连线实时进行,增加了互动性。在此基础上,女性的耐心、细腻、有亲和力、善于共情等优势逐渐凸显。通过对此文的深入研究,期望可以了解融媒体时期的记者型女主持人的形象建构,促进社会性别教育,优化女性发展舆论氛围,推动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可以健全新闻产业管理体系,完善媒体领域的自我建设,在今后的传播上,做好内容把关,进一步规范网络媒体宣传渠道。同时,形成更多元化的评价机制,给女性职业生态发展带来变化,使女性在职业发展和职业规划中都能有更好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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