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中国说:关于中日冲突》
《日本说:关于日中危机》
舆论战
摘要: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经多方博弈,国际联盟决定出手干预,特派遣李顿调查团着手调查,中日两国积极提交大量解释性文件、说帖,望国联辨明正误。李顿调查团结束后相关档案文献保存于瑞士日内瓦的“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League of N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Archives)和“国联和联合国图书馆”(League of N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Library),其中不乏中日双方的论著和中日以外第三方的著述,是当代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来华调查及其国际影响问题值得发掘利用的一手史料。收于“国联和联合国图书馆”中的“BOOK系列”藏书是时人所撰的出版物,其中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著、时任中国驻美公使、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颜惠庆作序的《中国说:关于中日冲突》(China Speaks:on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和日本《万朝报》的评论人河上清著、日本首相犬养毅作序的《日本说:关于日中危机》(Japan Speaks:on the Sino-Japanese crisis)是由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且分别由中日政要作序的两部书籍,甫一面世,即引起瞩目,这对于中日两国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支持、导控国际舆论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中国说:关于中日冲突》还是《日本说:关于日中危机》,两书均肩负着面向国际大众宣传的重任,基于当时国家政府对于国际舆论导控的需要应运而生,是一种政治性的操作手段。文章从史料、现象与政治三个维度进行剖析,其一,将二书作为史料进行分析,透过舆论对垒的现象,洞悉中日外交的本质,可以说在危机应对策略上两国都呈现出一种外交受制于内政的现象。日本内部一直存在政党与军部、海军与陆军等分歧与主导权争夺,对内军人集团骑劫文官政治,最终构筑成对内的总体战体制,对外文官集团维护帝国整体利益,在国际社会发声,为军人集团的冒犯行为辩护。中国内部各派力量短期内也没有因外侮快速走向协调,以抗日为手段促成权力重新分配的现象依然存在,国民政府解决中日问题的策略基本可以概括为:有限抵抗,无限外交。外交努力没有建立在坚决有效的军事抵抗的基础之上,呈现出抵抗不明显,主要以外交求援助的局面。其二,考察并分析二书代表的国家舆论对垒现象,其成书与出版实际上达到了舆论宣传的目的,成功引起国际公众的持续性注意。两书的文字代表着中日双方的唇枪舌剑,是在文字空间中的烽火连天,虽国际公众一时无法言明哪一方占据绝对的完美道德立场,但是均感悟到局部战争势必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意识到国际不平等条约下蕴藏着巨大的危机。再者,针对谬言坚持发声的好处即是避免失真的历史记忆被不断重复叙述与书写,造成日后真相模糊。其三,着眼于二书背后的政治手段,中日政要分别作序分别代表中日两国的国家意志,表明国家政府有意进行舆论导控。近代政治体现于近代战争中,舆论战是近代战争的三大阵线之一,然而舆论战有其局限性,国际争端的解决最终落脚于国家利益的选择。面向国际社会努力发声,有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意义,此次舆论战亦表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需要日积月累的努力。两书均采用巧妙的宣传技巧,对中立意见的直接争取贯穿全文,是非曲直凭读者定夺,考验的是现代文明社会对真与假、善与恶的辩证,也是对国际秩序理性的认可,展示舆论争锋的张力与限度。论文主体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硝烟渐起”比喻成书背景,成书背景包括战事发生背景与舆论背景;第二部分为“鼓角齐鸣”,将舆论战的发声者比作号角手与鼓手,分别考察二书的作者与作序者的政治主张,重点介绍本文研究对象——《中国说:关于中日冲突》《日本说:关于日中危机》;第三部分将中日辩争概括为“唇枪舌剑”,详细展开二书所讨论的共同话题,集中对比分析满洲问题、铁路的运营与违约行为三点双方表述的差异;最后一部分称为“战事余烟”,从史料、现象与政治三个角度进行阐释,本次事件中的《中国说:关于中日冲突》《日本说:关于日中危机》两书作为史料得以分析舆论战背后的因素,从二书所代表的国家舆论对垒现象探究舆论战的舆情影响,将中日的舆论对垒视为一次政治操作,揭橥了舆论争锋的张力与限度。